中医论疫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有关“瘟疫”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已有“广役”的记载。
　　论及传染病发生的原因，有社会政治、地理环境、灾荒、交通等因素。隋唐以前，政治与军事因素所引发的传染病较多;隋唐之后，则以地理环境与交通发达、中外交流频繁，而导致疾病的传染较多。宋元以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心逐渐南移，因气候、地理环境差异，人们最先碰到以寄生虫为主的传染疾病，许多疾病也开始有了南北地域差异，这些因素都间接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之深化与变革。当然，古人无法知道细菌之存在，只能用各种“气”的侵袭，来描述病因。除了“热”之外，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都可能导致传染病。
　　伤寒
　　从古代医学宝典的描述中可知，中国人很早就对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热病”不断加深认识，例如：“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难经·五十八难》。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温病”概念仍囿于古代伤寒体系中，并未发展出独立的理法、方药。张仲景经历了汉末的一场大疫，其《伤寒论》自序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故自《伤寒论》问世后，“伤于寒”就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主要论述体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张仲景的医方是治疗“瘟疫”的主力。
　　温病
　　另一个解释瘟疫为何的系统，即吴有性的《温疫论》。从东汉末到明未经过一段不算短的年代，原《伤寒论》中治疗传染病的方药，已不敷使用，所以吴氏才另著《温疫论》来作为治疗热病学的新思考。
　　吴认为各种气，统称杂气，皆可能导致疫病，然而“疠气”（疫气）是其中最严重的病因。此说正式为瘟疫的身份定调，颠覆了过往独尊“伤于寒”的认知体系。然而，清代才是温病学说最发达的时代，吴的说法，只是开启一条和《伤寒论》不同的思考道路而已，并没有成为唯一的典范。他所谓不同于疫气的“杂气”说，被清代多数温病学者用六气概念衍伸出的“邪气”说取代。自此，温病体系变得更多元而复杂。
　　寒、温两派的藩篱
　　病人身上的征候成为治疗准则。综合来说，相兼而行的杂气不但是致病原因，它的属性也主导了身体感受的来源。是以中医时有症状相同之论，而少有病名相同之统一且固定的定义。
　　医史家谢利恒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伤寒论》中无治温病之法固不可，若欲责汉代之人包治后世温热等万有不齐之病，亦未免太迁。”古书虽古，今病却千变万化，诚一针见血之论。但“伤于寒”的理论仍存在于治疗热病的体系中，并没有被冠上“不合时宜”而遭到遗忘。如吴瑭认为：“寒气”仍是一切外感热病发病的主因，以其藏伏于身体之内，到春天时被触动而发病，故“伤于寒”仍是感染热病的重要诱因。故多数温病学家仍尊崇仲景学说，寒、温两派的藩篱，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主张经方派的医家多认为寒、温两派之间的差异，不过是医者不明《伤寒论》的借口。如唐宗海就认为《伤寒论》是“万病之隐括”。他认为，“六经辨證”是仲景论病之大纲，《伤寒论》以经脉疾病为系统，来分类外感热病的症状与治疗体系，遂其能独立于“杂气”与“疫气”之外自成一格，此为“伤于寒”之系统还能得以延续治疗热病的临床学术价值之首要条件。所以到了近代，中医寒、温两大系统的论病方式，仍可以同时和西方的传染病学展开对话。
　　摘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