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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它是一种震惊，在承受这种震惊的时候，一种急切的欲望便突然间征服了一个孤独的人。——本雅明
暴雨过后的黄昏，北方天空错落堆叠着澄澈碧蓝与万丈金光，我错过了这一“震惊”时刻。我倚卧在床，听五条人的《做梦（Live in Portugal）》。“怎么这么难听呀！”我啧啧赞叹，并在乐声中潜入突如其来且弥足珍贵的睡意，又在抒情诗中醒来。《小燕子》，抑或是《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我已记不清——当我将《做梦（Live in Portugal）》单曲循环四个小时后。
《做梦（Live in Portugal）》素朴而怪诞。轻快的手风琴和细密的鼓点开篇，之后陡然转向滑稽，仁科咬字清晰理直气壮如同念白完全不在音准上，茂涛唱在调上却吐字不清喋喋不休完美诠释了何谓梦呓。歌词摘抄如下：“昨夜我梦见自己去流浪/踩着单车去到一个波澜壮阔的国家里面/那里的人们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淳朴/人们自由努力地工作/牛羊自由努力地跳舞/昨夜我梦见自己去流浪/光着脚丫来到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里面/那里的人们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淳朴/人们自由努力地工作/牛羊自由努力地歌唱。”接着是一分多钟宛若牛羊叫唤的哼唱与咒语般的呢喃。五条人的音乐一贯以近乎白描的真实著称，这首堪称简短的歌中却出现了足量的定状补，“踩着单车”与“波澜壮阔”、“光着脚丫”与“资源丰富”、“自由”与“努力”，几组词语对比悬殊反差强烈，形成强大的张力。含混、暧昧、荒诞，未曾被描绘的描绘，未曾被歌唱的歌唱，未曾抵达的流浪，真实的一切如此不真实，不真实的一切又如此确凿，这就是梦啊。梦是潜意识，是理想真空虚无，是转瞬即逝的景观，是我们的憧憬与恐惧，是瑰丽或诡谲……而在五条人这首歌中，它是反讽亦是赞颂，是抽象亦是具象，是平淡无奇亦是宏大叙事，是矛盾的互相抵消与相互成就。
毫无疑问，它是诗。
莫名地，我想到佩索阿。这当然是一种误读。然而，黑色礼帽、细边眼镜、瘦削身形与他的异名游戏，正是在彼时，在荒腔走板的歌吟中，从里斯本来到我梦里，使我陷入思考，除了Portugal，诗人佩索阿与摇滚乐队五条人还有什么相近性？
不可逃避的是数学意义。佩索阿以其异名写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样貌，在他的游戏中，每一个异名的诗歌面具下都有着自洽的逻辑与思想体系。在佩索阿漫长的异名名录中，最著名的三个分别是卡埃罗、坎波斯和雷伊斯，帕斯对此有一番甚为精妙的论述：“卡埃罗是太阳，他的轨道上运转着雷伊斯、坎波斯和佩索阿。每个人都有否定或非现实的成分。雷伊斯相信形式，坎波斯注重感受，佩索阿喜欢象征。卡埃罗什么都不信，他只是存在着。”五条人则频频遭遇关于乐队名称来由的问询。每一次他们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有时候是来自杜琪峰的电影《三条人》，有时候是因为乐队组建初期有五个成员（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作为一个乐队整体合作过）。有时候五条人只有两个人，有时候可能超过五个人，有时候可能正好五个人，但目前固定成员是四个人——恰好同于佩索阿与卡埃罗、雷伊斯和坎波斯。乐队成员的组成和佩索阿的异名游戏当然有天渊之别，但他们都承载着一种成为多的哲学追求。他们同样追求不被字面所约束、多元性、难以定义、破除整体性、建构自我规则。这正是基于数学意义上的自由心灵呈现出的魅力。
在佩索阿的诗歌中，巴迪欧发现了“一种典型的柏拉图式的本体论基础”，无论是坎波斯笔下的码头、烟铺老板的笑容，还是《惶然录》中的雨、机器、树、影子和行人，都变成了永恒的理念的物。而五条人的音乐不仅描绘个体的人的命运，更将这种关切上升为理念意义上的关切，也即，在他们的音乐中出现的阿珍、阿强、春天小姐、道山靓仔、阿虎、阿炳耀……是现实中的阿珍、阿强、春天小姐、道山靓仔、阿虎、阿炳耀，也是理念中的阿珍、阿强、春天小姐、道山靓仔、阿虎、阿炳耀。他们是小写的人，更是大写的人。他们的创作自觉与佩索阿似乎再次不谋而合。
市井，是一个出现频率过高的词语，迅速成为人们提及五条人音乐时的第一印象。这是使我渐渐开始抵触的一种误读。来自海丰的五条人，曾兜售打口碟盗版书的五条人，关切书写底层小人物和日常生活也不吝触及宏大历史叙事的五条人，打破常规、灵魂奔放的五条人，作品形式、内容、风格、气质、行动高度统一自洽的五条人，虽然出身市井，但并不等同于市井。他们逃离家乡小县城，走进都市，生活在城中村、握手楼，曾是引车卖浆流者中的一员，但他们的心灵不止于此。《很多很多》中所唱的都市风景，不是摩天大楼钢筋水泥车水马龙，而是卖打口碟、盗版碟、盗版书、臭豆腐、地图的贩夫走卒，城管也并未消失或与此对立，他们相互交织成为一幅和谐共生的都市图景。关于大城市社会学，格奥尔格·西美尔曾说：“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地表现在眼的活动大大超越耳的活动。”理论上说，当我们生活在都市而非乡野，视力所及的范围要远丰富于耳朵所获取的信息。然而五条人恰恰是用音乐来呈现大都市的丰富性，丰富性不仅是我们所见到的人，而且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视野和理想之中。如果只是走过路过的匆匆一瞥，我们不会知道一个地摊能囊括世界上所有的音乐，不会知道一个卖盗版碟的阿兄家里有十个孩子需要养育，也不知道卖臭豆腐的生意能成为经济形势好坏的风向标，前景中的对话铺展了广阔的时代后景。
如果说《很多很多》要归功于歌词魅力，那么在同一张专辑中的《楼房来四散起 路不见狗相连》则完全是一首无填词的纯音乐，五条人将大量环境音编入乐曲，这些混杂机器和人工的声响刻画了现代都市并不成熟有序的那一面，但又并非是反乌托邦的表达，现代化城市的光鲜亮丽正是在这样的粗粝刺耳和破坏性中建立起来的。这种破坏与建构的同在不是城市的专属，也发生在乡野之间。《城市找猪》中，“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而“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创造新，意味着要去摧毁旧，城市化进程对乡村原生态的破坏可以说是很多作家的创作执念，那么罔顾他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一味追求乡愁美学又值得赞颂吗？五条人则巧妙地选择了两个词性中立的定语“科学地”和“艺术地”，我们很难判断创作者的立场，正如我们无法断言理性与感性的优与劣，但我们能意识到滑稽和诗意共存于此，甚至彼此增益。这正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五条人准确地把握了这种复杂性。
因此当我们在探讨五条人音乐中的文学性时，所谓的文学性其实建构于一套相对完整且自洽的哲学体系和历史观之上。他們探究人的情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城市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在这个崇尚精准、匠人精神的时代中，由那些不羁的律动与思想的跳跃所流淌出的浪漫主义色彩，既可能打动人，也可能冒犯人。有时那些被打动的人很快就感到被冒犯。他们在惧怕什么？或者说，我们在渴望什么？我们渴望一个打破束缚、打破边界的勇士，又惧怕他们被纳入消费时代的大型装置之中，成为这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害怕他们曾有的反叛姿态带来的神性光环被商业娱乐消解。渴望引发了恐惧，恐惧带来了厌倦。然而，这就是生活，是仁科口中的“This is life”。五条人不是野孩子，他们身上并没有什么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东西，而是由其催生、与其共生的。他们生于沿海，海洋文明不同于崇尚定居的农耕文明主流，海洋给予它的子民无限探索的勇气与智慧。他们是波西米亚式的游牧者，他们的目光不断地向前移徙。他们勇敢地走出小城，走出出身的局囿，他们已经走了十年，身上仍有无限的可能性，无论你认为那是好是坏，那都是可能性。
那些被五条人打动而又厌倦的人，承认吧，你们不过是想享受代表小众的高贵，而对成为五条人的哲学任务一无所知。
最后，我想回到最初的“震惊”时刻。那一天，我仍被人生中最大的哀恸所笼，内心一片空白。海丰来的五条人，说着我熟悉而曾不屑一顾的（潮汕）闽南腔，打动我的是他们的音乐而不是幽默。彼时我空洞的心中忽然闪现出对于苦难的解答——
这就是生活。
责任编辑 林东涵
暴雨过后的黄昏，北方天空错落堆叠着澄澈碧蓝与万丈金光，我错过了这一“震惊”时刻。我倚卧在床，听五条人的《做梦（Live in Portugal）》。“怎么这么难听呀！”我啧啧赞叹，并在乐声中潜入突如其来且弥足珍贵的睡意，又在抒情诗中醒来。《小燕子》，抑或是《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我已记不清——当我将《做梦（Live in Portugal）》单曲循环四个小时后。
《做梦（Live in Portugal）》素朴而怪诞。轻快的手风琴和细密的鼓点开篇，之后陡然转向滑稽，仁科咬字清晰理直气壮如同念白完全不在音准上，茂涛唱在调上却吐字不清喋喋不休完美诠释了何谓梦呓。歌词摘抄如下：“昨夜我梦见自己去流浪/踩着单车去到一个波澜壮阔的国家里面/那里的人们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淳朴/人们自由努力地工作/牛羊自由努力地跳舞/昨夜我梦见自己去流浪/光着脚丫来到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里面/那里的人们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淳朴/人们自由努力地工作/牛羊自由努力地歌唱。”接着是一分多钟宛若牛羊叫唤的哼唱与咒语般的呢喃。五条人的音乐一贯以近乎白描的真实著称，这首堪称简短的歌中却出现了足量的定状补，“踩着单车”与“波澜壮阔”、“光着脚丫”与“资源丰富”、“自由”与“努力”，几组词语对比悬殊反差强烈，形成强大的张力。含混、暧昧、荒诞，未曾被描绘的描绘，未曾被歌唱的歌唱，未曾抵达的流浪，真实的一切如此不真实，不真实的一切又如此确凿，这就是梦啊。梦是潜意识，是理想真空虚无，是转瞬即逝的景观，是我们的憧憬与恐惧，是瑰丽或诡谲……而在五条人这首歌中，它是反讽亦是赞颂，是抽象亦是具象，是平淡无奇亦是宏大叙事，是矛盾的互相抵消与相互成就。
毫无疑问，它是诗。
莫名地，我想到佩索阿。这当然是一种误读。然而，黑色礼帽、细边眼镜、瘦削身形与他的异名游戏，正是在彼时，在荒腔走板的歌吟中，从里斯本来到我梦里，使我陷入思考，除了Portugal，诗人佩索阿与摇滚乐队五条人还有什么相近性？
不可逃避的是数学意义。佩索阿以其异名写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样貌，在他的游戏中，每一个异名的诗歌面具下都有着自洽的逻辑与思想体系。在佩索阿漫长的异名名录中，最著名的三个分别是卡埃罗、坎波斯和雷伊斯，帕斯对此有一番甚为精妙的论述：“卡埃罗是太阳，他的轨道上运转着雷伊斯、坎波斯和佩索阿。每个人都有否定或非现实的成分。雷伊斯相信形式，坎波斯注重感受，佩索阿喜欢象征。卡埃罗什么都不信，他只是存在着。”五条人则频频遭遇关于乐队名称来由的问询。每一次他们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有时候是来自杜琪峰的电影《三条人》，有时候是因为乐队组建初期有五个成员（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作为一个乐队整体合作过）。有时候五条人只有两个人，有时候可能超过五个人，有时候可能正好五个人，但目前固定成员是四个人——恰好同于佩索阿与卡埃罗、雷伊斯和坎波斯。乐队成员的组成和佩索阿的异名游戏当然有天渊之别，但他们都承载着一种成为多的哲学追求。他们同样追求不被字面所约束、多元性、难以定义、破除整体性、建构自我规则。这正是基于数学意义上的自由心灵呈现出的魅力。
在佩索阿的诗歌中，巴迪欧发现了“一种典型的柏拉图式的本体论基础”，无论是坎波斯笔下的码头、烟铺老板的笑容，还是《惶然录》中的雨、机器、树、影子和行人，都变成了永恒的理念的物。而五条人的音乐不仅描绘个体的人的命运，更将这种关切上升为理念意义上的关切，也即，在他们的音乐中出现的阿珍、阿强、春天小姐、道山靓仔、阿虎、阿炳耀……是现实中的阿珍、阿强、春天小姐、道山靓仔、阿虎、阿炳耀，也是理念中的阿珍、阿强、春天小姐、道山靓仔、阿虎、阿炳耀。他们是小写的人，更是大写的人。他们的创作自觉与佩索阿似乎再次不谋而合。
市井，是一个出现频率过高的词语，迅速成为人们提及五条人音乐时的第一印象。这是使我渐渐开始抵触的一种误读。来自海丰的五条人，曾兜售打口碟盗版书的五条人，关切书写底层小人物和日常生活也不吝触及宏大历史叙事的五条人，打破常规、灵魂奔放的五条人，作品形式、内容、风格、气质、行动高度统一自洽的五条人，虽然出身市井，但并不等同于市井。他们逃离家乡小县城，走进都市，生活在城中村、握手楼，曾是引车卖浆流者中的一员，但他们的心灵不止于此。《很多很多》中所唱的都市风景，不是摩天大楼钢筋水泥车水马龙，而是卖打口碟、盗版碟、盗版书、臭豆腐、地图的贩夫走卒，城管也并未消失或与此对立，他们相互交织成为一幅和谐共生的都市图景。关于大城市社会学，格奥尔格·西美尔曾说：“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地表现在眼的活动大大超越耳的活动。”理论上说，当我们生活在都市而非乡野，视力所及的范围要远丰富于耳朵所获取的信息。然而五条人恰恰是用音乐来呈现大都市的丰富性，丰富性不仅是我们所见到的人，而且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视野和理想之中。如果只是走过路过的匆匆一瞥，我们不会知道一个地摊能囊括世界上所有的音乐，不会知道一个卖盗版碟的阿兄家里有十个孩子需要养育，也不知道卖臭豆腐的生意能成为经济形势好坏的风向标，前景中的对话铺展了广阔的时代后景。
如果说《很多很多》要归功于歌词魅力，那么在同一张专辑中的《楼房来四散起 路不见狗相连》则完全是一首无填词的纯音乐，五条人将大量环境音编入乐曲，这些混杂机器和人工的声响刻画了现代都市并不成熟有序的那一面，但又并非是反乌托邦的表达，现代化城市的光鲜亮丽正是在这样的粗粝刺耳和破坏性中建立起来的。这种破坏与建构的同在不是城市的专属，也发生在乡野之间。《城市找猪》中，“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而“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创造新，意味着要去摧毁旧，城市化进程对乡村原生态的破坏可以说是很多作家的创作执念，那么罔顾他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一味追求乡愁美学又值得赞颂吗？五条人则巧妙地选择了两个词性中立的定语“科学地”和“艺术地”，我们很难判断创作者的立场，正如我们无法断言理性与感性的优与劣，但我们能意识到滑稽和诗意共存于此，甚至彼此增益。这正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五条人准确地把握了这种复杂性。
因此当我们在探讨五条人音乐中的文学性时，所谓的文学性其实建构于一套相对完整且自洽的哲学体系和历史观之上。他們探究人的情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城市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在这个崇尚精准、匠人精神的时代中，由那些不羁的律动与思想的跳跃所流淌出的浪漫主义色彩，既可能打动人，也可能冒犯人。有时那些被打动的人很快就感到被冒犯。他们在惧怕什么？或者说，我们在渴望什么？我们渴望一个打破束缚、打破边界的勇士，又惧怕他们被纳入消费时代的大型装置之中，成为这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害怕他们曾有的反叛姿态带来的神性光环被商业娱乐消解。渴望引发了恐惧，恐惧带来了厌倦。然而，这就是生活，是仁科口中的“This is life”。五条人不是野孩子，他们身上并没有什么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东西，而是由其催生、与其共生的。他们生于沿海，海洋文明不同于崇尚定居的农耕文明主流，海洋给予它的子民无限探索的勇气与智慧。他们是波西米亚式的游牧者，他们的目光不断地向前移徙。他们勇敢地走出小城，走出出身的局囿，他们已经走了十年，身上仍有无限的可能性，无论你认为那是好是坏，那都是可能性。
那些被五条人打动而又厌倦的人，承认吧，你们不过是想享受代表小众的高贵，而对成为五条人的哲学任务一无所知。
最后，我想回到最初的“震惊”时刻。那一天，我仍被人生中最大的哀恸所笼，内心一片空白。海丰来的五条人，说着我熟悉而曾不屑一顾的（潮汕）闽南腔，打动我的是他们的音乐而不是幽默。彼时我空洞的心中忽然闪现出对于苦难的解答——
这就是生活。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