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尔各答，如果你算是中产阶级的话，很容易就会忽略一些事。小时候，我家公寓在13层，我很喜欢在那里看夕阳，看它缓缓隐没至城市闪耀的地平线下，但我从未看過楼下的贫民窟。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未曾留意过那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贫民：佣人、厨师、司机。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死亡威胁。
　　我无法想象若是没有萨拉斯瓦蒂和纳格什瓦，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42年前，妈妈雇了萨拉斯瓦蒂来照顾年幼的妹妹，给她换尿布，在她发脾气的时候安抚她，并负责给家里人泡茶。萨拉斯瓦蒂就像一位母亲，如果我们不好好吃饭就会挨她训。纳格什瓦的感情则更深沉一些，而且就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家干活的了。多年来，我们早已不再称他们为“女仆”和“佣人”，每当有人问起时，父母和我都喜欢说：“他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我从未质疑过这一说法，直到2019年，在孟买生活多年的我搬回了家。一开始，我开心极了，因为我什么都不用做。在孟买时，我雇了一名兼职保洁，但我们几乎很难碰面。萨拉斯瓦蒂和纳格什瓦一直都在我父母家，他们勤劳又热心。萨拉斯瓦蒂每天早上都会在我的面包上多涂一层黄油。纳格什瓦给我铺床的时候，总会非常仔细地抹平每一个褶皱。我被照顾得就像国王一样。
　　但没过多久，我开始觉得事情有点奇怪。我原来一直觉得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现在却突然意识到，我家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区域。父母和我经常待在卧室、会客厅和餐厅。阳台是萨拉斯瓦蒂和纳格什瓦晾衣服和熨衣服的地方。在我不常去的厨房里，他俩会坐在地上吃饭，他们吃的大米比我们吃的便宜，品质也更差。萨拉斯瓦蒂每晚都会铺开床垫，睡在客厅的地上，而纳格什瓦则会睡在公寓外建筑专设的“佣人区”，他只在需要打扫的时候才进我们的卧室。
　　疫情暴发后，他们的境地越发困难。去年三月，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全国进入封锁状态，纳格什瓦非常绝望地来找我。之前，他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比哈尔邦，把工资拿给自己的女儿们。封锁后，他该怎么给呢？
　　两周后，我家楼上公寓的房主死于新冠肺炎，纳格什瓦问我“新冠肺炎”是不是死亡的另一个说法，因为他觉得疫情更像是一个蓄意制造恐慌的阴谋。他看起来有些焦虑，很想回到家人身边。我终于意识到，我们家只是他工作的地方，并非他自己的家。
　　今年早些时候，莫迪吹嘘印度已经战胜了疫情。但不久，第二波更具破坏性的疫情就席卷了全国。4月21日，妈妈说我们这层楼的其他居民都被感染了。三天后，我父母开始发烧。我听到萨拉斯瓦蒂在厨房里咳嗽，纳格什瓦也说自己浑身酸痛。
　　我们都去做了核酸检测，只有我是阴性。收到检测结果时，爸爸的血氧含量已经降到了不得不住院的地步。此时，就连私人医院都已没有床位。通过家人和朋友的各种关系，我们最终想办法让他住进了医院。但家里的其他人怎么办？如果萨拉斯瓦蒂和纳格什瓦的病情加重了怎么办？

　　事实是，他们在我们家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们从未给他们购买过任何医疗保险，这让我感到非常羞愧。这些年来，他们要是有小病小痛，我家的家庭医生会来帮他们治疗，但我们从来没想过，万一他们需要住院该怎么办。现在买保险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觉得，若是他俩的病情恶化，公立医院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会出钱送他们去私立医院治疗。
　　我让萨拉斯瓦蒂和纳格什瓦住在家里空余的卧室里养病，但他们却表示更愿意睡在地上。他们甚至不接受用我们的餐具盛的食物，他们要用自己的餐具。纳格什瓦的电话响个不停，都是他的女儿们打来的。这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他也有爱他的家人，而不仅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佣人。
　　他们这种对打破阶级界限的不情愿，在我们的中产阶级社交圈内得到了共鸣。当我请医生为萨拉斯瓦蒂和纳格什瓦开点药时，这名医生笑了，还和我妈妈说，觉得我对佣人的关心有点过头了。听说我家佣人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后，一个亲戚在电话中问我：“你觉得萨拉斯瓦蒂还能给你妈妈泡茶吗？”
　　等爸爸出院回到家，萨拉斯瓦蒂和纳格什瓦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萨拉斯瓦蒂又开始像往常一样取牛奶、泡茶、洗碗，不过要比以前开心得多。纳格什瓦看起来有点忧伤，但也说自己全好了。让我感到庆幸也有点不舒服的是，家里原来的秩序又回来了。
　　我们听说了这栋楼里其他人的情况，大部分都没有给他们的佣人做核酸检测。妈妈说：“他们担心的是，一旦这些佣人的检测结果是阳性，谁来伺候他们。”我很愤怒，但是什么都没说。经历了这场磨难，我唯一学到的就是，我没有任何资格去评判别人。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