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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认为：如果你有理想，那么先救赎自己，包括个人，包括企业，包括企业在内的行业。绝不行贿是万科在官本位的中国所始终奉行的做事原则。
当年，王石即将完成在美国哈佛大学两年半的学业，准备在新的学期转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学习。
在哈佛和剑桥他想了解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和宗教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关系；他还计划去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了解犹太教义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最后一站则是去伊斯坦布尔大学了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缘起。
决定去哈佛上学，始于一次偶然的受邀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当时离2008年捐款风波后的舆论非议相距不远，重拾旧时的留学梦，开始一个完善自身的阶段，是他当时的心态，也有点儿隐退的意味。没想到，那反而成就了他又一次的前进，开启了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32岁的王石辞职下海，到深圳创业。原本计划在深圳待两年后就出国留学，但一直未能成行，这个留学梦一直保留到他50岁才放弃。他原本想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管理知识，把企业做得更好。
但50岁时，他发觉企业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不需要补这一课了。60岁开始的这次漫长的求学之旅，也因此更具有了完善自身而非追求成功的意味。
然而学习的过程异常艰难。他已两次登上过珠峰，本来计划在70岁时完成第三次。但现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60岁、英文尚未精达的人，要在世界最高学府完成一些最形而上的学业，是一个比第三次登上珠峰难得多的任务，他说自己不想避重就轻。
他用“非常痛苦”来形容自己在哈佛的状态，“真的是几近要放弃。”甚至说如果知道学习过程如此痛苦，可能当时就不会去了。
原本没想到的，还有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他身边的一批四五十岁的企业家，纷纷效仿，“我这个行为好像对他们特别有激励作用，‘我们一直想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王石都去了我们怎么不能去？’没想到这样的经历具有非常大的正能量。”
—个60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去上学？
延续自己的生命价值，是他的学习动力之一。一个60岁的人考虑这个问题时，会非常具体。他讲到大马哈鱼从海洋到河流溯流而上回到出生地产卵而后死亡的故事，以死亡换得生命的延续。
作为企业家，他的生命价值在万科的持续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他特地提到郁亮获得2012年“GQ年度企业家”的事，“我觉得挺得意的，这是生命的延续”，但对个人而言，过往取得再辉煌的成就，到老年时，除了知识积累还有点价值之外，实际都没有价值了，他的结论是，“如果我要感觉我的生命价值还在，还要再有一个 进步。”
去哈佛之前，他已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他发现自己需要对自身知识做一次系统的梳理。
更重要的学习动力，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建立独立精神的需要。他说自己直到五六年前才开始对房地产感兴趣，现在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企业家身份。也正是因此，才对于建立起一个企业家乃至一个工商阶层整体的独立人格有了更迫切的需要，这也是他痛定思痛之后的一个想法。
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契约最后的裁决方永远是官方，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种源远流长的官本位制度，导致了中国社会在契约精神上的缺乏，这也是东亚文明当中没有诞生现代企业文明的原因。
王石认为，官本位的东西和现代的契约精神是不一致的，所以虽然中国一直不乏会做生意的人，但很难形成一个非常独立的商人阶层。中国已经加入了WTO，所以我作为企业家作为商人，应该自立，自我完善，做一个职业商人。
契约精神，这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东西，也显然是中国工商阶层缺少的东西。你希望这个社会改革吗？你首先改革自己。你作为一个公民，希望这个社会有独立人格吗？
那就从工商阶层做起，不是作为一个企业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形成一种社会担当。如果你有理想，那么先救赎自己，包括个人，包括企业，包括企业在内的行业。
“绝不行贿。”这是他一再重申的，万科在官本位的中国所始终奉行的做事原则。
2013年是王石首次登上珠峰的十周年纪念。现在回看，那正是他寻求自我救赎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人生是从52岁向珠峰发起冲击时开始的。从那开始，他有了第一个十年规划，“我50岁到60岁主要就是对个人生命的体验，完全是个性的，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去登山去探险，实现儿时读的《鲁滨逊漂流记》、《海底两万里》、《野性的呼唤》所给我的梦想。”
这个阶段结束时，他发现自已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能坦然面对死亡。“登山、帆船、滑翔伞、滑翔机、滑雪，只要威胁到生命安全的户外运动我都在参与。实际上，除了个人爱好之外，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死亡。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要死，但是往往不同的生命哲学，对死亡是不同的态度。”
睡在雪山下的帐篷里，每天晚上都在想能不能活着回去，每个第二天早上又得抖擞精神前进。立遗嘱、想后事，这样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帮他确认生命的价值所在。
也许正是想清楚了人生没有什么不可失去这一点后，他才得到了真正的解脱。他说那之后，生活质量就非常不一样。
那当然了，这你还不满意，你还要怎么样？很多时候都是老天眷顾，有的是老天额外给的你都不知道。我非常非常感恩，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团队这么努力。
当我们问到，他在生活中最享受哪一点以及是否很享受在哈佛的学生生活？他回答说他不喜欢享受这个词。“人生下来不是为了享受。人生下来就带有偶然性，如果父母没恋爱结婚不可能有你，这就太偶然了。你再看看人类又带有相对的偶然性。星球形成这样的能有生命诞生的条件，也带有偶然性。所以这个过程中，人相当相当脆弱，他往前走时，往往面临生死之间的选择。”他说舒服太久，自己就会感到坐立不安，“那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当年，王石即将完成在美国哈佛大学两年半的学业，准备在新的学期转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学习。
在哈佛和剑桥他想了解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和宗教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关系；他还计划去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了解犹太教义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最后一站则是去伊斯坦布尔大学了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缘起。
决定去哈佛上学，始于一次偶然的受邀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当时离2008年捐款风波后的舆论非议相距不远，重拾旧时的留学梦，开始一个完善自身的阶段，是他当时的心态，也有点儿隐退的意味。没想到，那反而成就了他又一次的前进，开启了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32岁的王石辞职下海，到深圳创业。原本计划在深圳待两年后就出国留学，但一直未能成行，这个留学梦一直保留到他50岁才放弃。他原本想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管理知识，把企业做得更好。
但50岁时，他发觉企业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不需要补这一课了。60岁开始的这次漫长的求学之旅，也因此更具有了完善自身而非追求成功的意味。
然而学习的过程异常艰难。他已两次登上过珠峰，本来计划在70岁时完成第三次。但现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60岁、英文尚未精达的人，要在世界最高学府完成一些最形而上的学业，是一个比第三次登上珠峰难得多的任务，他说自己不想避重就轻。
他用“非常痛苦”来形容自己在哈佛的状态，“真的是几近要放弃。”甚至说如果知道学习过程如此痛苦，可能当时就不会去了。
原本没想到的，还有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他身边的一批四五十岁的企业家，纷纷效仿，“我这个行为好像对他们特别有激励作用，‘我们一直想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王石都去了我们怎么不能去？’没想到这样的经历具有非常大的正能量。”
—个60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去上学？
延续自己的生命价值，是他的学习动力之一。一个60岁的人考虑这个问题时，会非常具体。他讲到大马哈鱼从海洋到河流溯流而上回到出生地产卵而后死亡的故事，以死亡换得生命的延续。
作为企业家，他的生命价值在万科的持续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他特地提到郁亮获得2012年“GQ年度企业家”的事，“我觉得挺得意的，这是生命的延续”，但对个人而言，过往取得再辉煌的成就，到老年时，除了知识积累还有点价值之外，实际都没有价值了，他的结论是，“如果我要感觉我的生命价值还在，还要再有一个 进步。”
去哈佛之前，他已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他发现自己需要对自身知识做一次系统的梳理。
更重要的学习动力，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建立独立精神的需要。他说自己直到五六年前才开始对房地产感兴趣，现在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企业家身份。也正是因此，才对于建立起一个企业家乃至一个工商阶层整体的独立人格有了更迫切的需要，这也是他痛定思痛之后的一个想法。
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契约最后的裁决方永远是官方，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种源远流长的官本位制度，导致了中国社会在契约精神上的缺乏，这也是东亚文明当中没有诞生现代企业文明的原因。
王石认为，官本位的东西和现代的契约精神是不一致的，所以虽然中国一直不乏会做生意的人，但很难形成一个非常独立的商人阶层。中国已经加入了WTO，所以我作为企业家作为商人，应该自立，自我完善，做一个职业商人。
契约精神，这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东西，也显然是中国工商阶层缺少的东西。你希望这个社会改革吗？你首先改革自己。你作为一个公民，希望这个社会有独立人格吗？
那就从工商阶层做起，不是作为一个企业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形成一种社会担当。如果你有理想，那么先救赎自己，包括个人，包括企业，包括企业在内的行业。
“绝不行贿。”这是他一再重申的，万科在官本位的中国所始终奉行的做事原则。
2013年是王石首次登上珠峰的十周年纪念。现在回看，那正是他寻求自我救赎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人生是从52岁向珠峰发起冲击时开始的。从那开始，他有了第一个十年规划，“我50岁到60岁主要就是对个人生命的体验，完全是个性的，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去登山去探险，实现儿时读的《鲁滨逊漂流记》、《海底两万里》、《野性的呼唤》所给我的梦想。”
这个阶段结束时，他发现自已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能坦然面对死亡。“登山、帆船、滑翔伞、滑翔机、滑雪，只要威胁到生命安全的户外运动我都在参与。实际上，除了个人爱好之外，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死亡。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要死，但是往往不同的生命哲学，对死亡是不同的态度。”
睡在雪山下的帐篷里，每天晚上都在想能不能活着回去，每个第二天早上又得抖擞精神前进。立遗嘱、想后事，这样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帮他确认生命的价值所在。
也许正是想清楚了人生没有什么不可失去这一点后，他才得到了真正的解脱。他说那之后，生活质量就非常不一样。
那当然了，这你还不满意，你还要怎么样？很多时候都是老天眷顾，有的是老天额外给的你都不知道。我非常非常感恩，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团队这么努力。
当我们问到，他在生活中最享受哪一点以及是否很享受在哈佛的学生生活？他回答说他不喜欢享受这个词。“人生下来不是为了享受。人生下来就带有偶然性，如果父母没恋爱结婚不可能有你，这就太偶然了。你再看看人类又带有相对的偶然性。星球形成这样的能有生命诞生的条件，也带有偶然性。所以这个过程中，人相当相当脆弱，他往前走时，往往面临生死之间的选择。”他说舒服太久，自己就会感到坐立不安，“那是我对生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