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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第十二任秘书韦思•克拉夫的就职典礼上，一位威武的美国土著代表手握一根长羽，口中念念有词，一如在中国的彝族火把节上挥舞大刀祭祀祈福的毕摩，祝福着这位新上任的学院秘书。庆典的主要内容是奏国歌、仪仗队举史密森权杖、土著代表祈福、学院学术代表、国会政要和新任秘书致辞，以及城堡钥匙交接仪式。是的，这是一场庄严的嘉年华，对于这个有着165年历史的智力机构而言，每一次秘书的换届都预示着一个莫测而精彩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如今提起这个机构，大家多半会想起著名的史密森城堡和在华府国家广场上频繁出现的有黄色太阳标志的蓝旗，当然，还有全免的入场费。这一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庞大的博物馆建筑群缘于一笔来自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的遗赠。他终生未曾踏足美国，却把当时价值500000美金的黄金纪念币赠予美国国会托管，要求其建立一所以“积累和普及知识”为旨趣的机构。在各种期盼和质疑中，美国国会最终于1846年8月10日批准成立史密森学会。
今天的史密森学会通过展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物品向观者讲述了一个美国现代文明的故事，然而，关注收藏和激发公众兴趣并非史密森事业初期毋庸讳言的品德。史密森学会一路走来，其事业始终在积累原创研究和传布普及知识之间寻找平衡，在国家精英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群体福祉之间相机进退。其历任秘书则必须是当中运筹帷幄的掌舵人。
早期的学院秘书都是科学家出身，更偏重于自身的专业领域和学院应有的科研领先地位，1846年史密森学会的诞生代表的是美国科学进步的黄金时代的开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当中，自然奥秘和空间科学方面的研究一直占据着学院发展的主导地位，如飞机、电灯泡和哈雷彗星等故事，让人不得不感慨于这个年轻国家的胆识和创造力。在此期间，学院不仅是国家宝藏库，而且还是国家智库，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时，它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便利和智力支持。
20世纪50年代，博物馆的重心开始发生改变。1951年，克里夫德•埃文斯夫妇策划了地图和器物展，这与学院上一次人类学展览已相隔四十年，同时，他们还改动了原有的美洲印第安展。此番改动继19世纪后半叶对土著艺术的搜集兴趣和博厄斯强调语言学和神话学在博物馆实践中的重要性之后，再一次搅动了美国土著观。接下来的1954至1957年间，美洲印第安展厅和第一夫人礼服馆落成，早期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展和北美印第安人展相继开幕，历史类和艺术类的展馆日渐与从前专宠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平分秋色。1957年的史密森年度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史密森博物馆必须在满足观看经验的同时，增长观众的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化知识，必须利用博物馆进行理性的、系统的、具有启发性的集体教育。
20世纪60年代中期，第八任秘书薛尼•瑞普利带领学院经历了最迅猛的转型。他在华府的黑人社区设立了一所安纳科斯蒂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Community Museum），旨在建立史密森学会与少数群体的联系。他在1968年国家广场上反越战游行时坚持照常开放所有学院博物馆，当时许多人反对并担心馆藏受损，但事后藏品毫发未损，这使得瑞普利的“史密森学会应属于人民”的信念再次得到阐扬。
不过1967年，瑞普利倡议举办史密森民俗艺术节（Festival of American Folklife）时遭到抵制，因为，学院身处的国家广场是华盛顿、杰弗逊和林肯等美国光荣记忆的港湾，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华府的私家花园，而不是与民同乐的大会堂。史密森学会有着一个被称为“WASP”的无形顶障，即只有白人男性、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才能担任学院职务，而瑞普利则坚持聘请了犹太人和女性作为学院代表。1970年，瑞普利策划了著名的《史密森学会会刊》杂志，使得史密森学会更深入民间，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同样在其任内，原来的历史技术博物馆（Museum of History and Technology）更名为美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其展览主题也由原来的工程和工业转向了以文化研究和美国历史研究为主线的展示。
瑞普利曾在因将史密森学会推向公众而遭受国会责问时说：“如果你把脚趾伸到华府门外，那你就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会有人狠狠地踩上来。将史密森学会暴露于公众面前是小心翼翼的冒险，但我们冒了这个险，为的是真正使美国人民受益。”20世纪80年代，史密森学会终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詹姆斯•史密森遗愿中“累积知识”的原创研究应与大学和研究所共同承担，而博物馆的职能应当侧重对已有藏品的系统研究，以及对大众的非正式教育。
“今天的史密森学会代表了什么？”这是每一个史密森人必须自问的问题。当学院的大多数声音在说“博物馆不是超然的，而应该扎根于社会”的时候，当史密森人认可“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的时候，史密森学会开始蜕变。
同时，国会对学院的“政治正确”越发敏感起来，对学院发展的限制增加。由于政府是最大的赞助人，因此史密森学会的故事一直与政治紧密相联，而近二十年来的一些动议和展览则动摇了学院致力维护国家成就与国家理想的传统形象，反思了博物馆的责任和道德。譬如对“艾诺拉•盖（Enola Gay）展”的争议、对“Season of Life and Land”展览的审查和移展，又如1990年成立的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和计划于2015年开馆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
史密森学会好玩的故事太多。这165年间，它由一间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机构扩展成为容纳艺术和历史的机构组群，由最初着迷于探究生物多样性，到逐渐关注文化多样性，由以壁垒森严的知识积累为诉求，到以集体教育、理解世界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为己任。诚然，相比纽约淘气跳脱的博物馆文化，华府广场上的史密森博物馆群更像一个相貌乖巧的孩子。然而，想象一下，从1846年至今这165年间华府广场上的景观变化：一座座造型和旨趣各异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在国会山周边渐次落成，史密森学会有如一个阅历渐长的青年，萌生着各种瑰丽的想象，并通过创意、专注、敏锐、自律和自立来实现着一个个愿景。
如今提起这个机构，大家多半会想起著名的史密森城堡和在华府国家广场上频繁出现的有黄色太阳标志的蓝旗，当然，还有全免的入场费。这一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庞大的博物馆建筑群缘于一笔来自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的遗赠。他终生未曾踏足美国，却把当时价值500000美金的黄金纪念币赠予美国国会托管，要求其建立一所以“积累和普及知识”为旨趣的机构。在各种期盼和质疑中，美国国会最终于1846年8月10日批准成立史密森学会。
今天的史密森学会通过展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物品向观者讲述了一个美国现代文明的故事，然而，关注收藏和激发公众兴趣并非史密森事业初期毋庸讳言的品德。史密森学会一路走来，其事业始终在积累原创研究和传布普及知识之间寻找平衡，在国家精英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群体福祉之间相机进退。其历任秘书则必须是当中运筹帷幄的掌舵人。
早期的学院秘书都是科学家出身，更偏重于自身的专业领域和学院应有的科研领先地位，1846年史密森学会的诞生代表的是美国科学进步的黄金时代的开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当中，自然奥秘和空间科学方面的研究一直占据着学院发展的主导地位，如飞机、电灯泡和哈雷彗星等故事，让人不得不感慨于这个年轻国家的胆识和创造力。在此期间，学院不仅是国家宝藏库，而且还是国家智库，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时，它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便利和智力支持。
20世纪50年代，博物馆的重心开始发生改变。1951年，克里夫德•埃文斯夫妇策划了地图和器物展，这与学院上一次人类学展览已相隔四十年，同时，他们还改动了原有的美洲印第安展。此番改动继19世纪后半叶对土著艺术的搜集兴趣和博厄斯强调语言学和神话学在博物馆实践中的重要性之后，再一次搅动了美国土著观。接下来的1954至1957年间，美洲印第安展厅和第一夫人礼服馆落成，早期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展和北美印第安人展相继开幕，历史类和艺术类的展馆日渐与从前专宠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平分秋色。1957年的史密森年度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史密森博物馆必须在满足观看经验的同时，增长观众的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化知识，必须利用博物馆进行理性的、系统的、具有启发性的集体教育。
20世纪60年代中期，第八任秘书薛尼•瑞普利带领学院经历了最迅猛的转型。他在华府的黑人社区设立了一所安纳科斯蒂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Community Museum），旨在建立史密森学会与少数群体的联系。他在1968年国家广场上反越战游行时坚持照常开放所有学院博物馆，当时许多人反对并担心馆藏受损，但事后藏品毫发未损，这使得瑞普利的“史密森学会应属于人民”的信念再次得到阐扬。
不过1967年，瑞普利倡议举办史密森民俗艺术节（Festival of American Folklife）时遭到抵制，因为，学院身处的国家广场是华盛顿、杰弗逊和林肯等美国光荣记忆的港湾，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华府的私家花园，而不是与民同乐的大会堂。史密森学会有着一个被称为“WASP”的无形顶障，即只有白人男性、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才能担任学院职务，而瑞普利则坚持聘请了犹太人和女性作为学院代表。1970年，瑞普利策划了著名的《史密森学会会刊》杂志，使得史密森学会更深入民间，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同样在其任内，原来的历史技术博物馆（Museum of History and Technology）更名为美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其展览主题也由原来的工程和工业转向了以文化研究和美国历史研究为主线的展示。
瑞普利曾在因将史密森学会推向公众而遭受国会责问时说：“如果你把脚趾伸到华府门外，那你就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会有人狠狠地踩上来。将史密森学会暴露于公众面前是小心翼翼的冒险，但我们冒了这个险，为的是真正使美国人民受益。”20世纪80年代，史密森学会终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詹姆斯•史密森遗愿中“累积知识”的原创研究应与大学和研究所共同承担，而博物馆的职能应当侧重对已有藏品的系统研究，以及对大众的非正式教育。
“今天的史密森学会代表了什么？”这是每一个史密森人必须自问的问题。当学院的大多数声音在说“博物馆不是超然的，而应该扎根于社会”的时候，当史密森人认可“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的时候，史密森学会开始蜕变。
同时，国会对学院的“政治正确”越发敏感起来，对学院发展的限制增加。由于政府是最大的赞助人，因此史密森学会的故事一直与政治紧密相联，而近二十年来的一些动议和展览则动摇了学院致力维护国家成就与国家理想的传统形象，反思了博物馆的责任和道德。譬如对“艾诺拉•盖（Enola Gay）展”的争议、对“Season of Life and Land”展览的审查和移展，又如1990年成立的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和计划于2015年开馆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
史密森学会好玩的故事太多。这165年间，它由一间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机构扩展成为容纳艺术和历史的机构组群，由最初着迷于探究生物多样性，到逐渐关注文化多样性，由以壁垒森严的知识积累为诉求，到以集体教育、理解世界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为己任。诚然，相比纽约淘气跳脱的博物馆文化，华府广场上的史密森博物馆群更像一个相貌乖巧的孩子。然而，想象一下，从1846年至今这165年间华府广场上的景观变化：一座座造型和旨趣各异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在国会山周边渐次落成，史密森学会有如一个阅历渐长的青年，萌生着各种瑰丽的想象，并通过创意、专注、敏锐、自律和自立来实现着一个个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