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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快”的身世
“跑得快”是周恩来夫妇抗战时期住在重庆曾家岩51号时，为一位邻居姑娘起的别号。这位姑娘叫武佩琴，山西太原人，1915年6月15日生。武家早年经营矿业银楼生意，家庭富裕，生活无虞。但不幸的是，她在读初一时，被疯狗咬伤了右腿，伤势很重，后经多方求医，近三年后才得以痊愈，但右腿却比左腿短了一寸。为了使右腿早日康复，她每天勤练自行车，使两腿得以均衡发育。1936年，她到海州大哥处探望同大哥住在一起的母亲时，参加了当地的运动大会(她是唯一的女性)，在自行车赛“慢”比赛时，武佩琴居然得了冠军，这证明她的右腿已完全康复了。
“七七”事变后，武佩琴成了有家不能回的流亡学生，几经生死险境，身无分文的她到了当时的后方西安，并考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战干”第四团，统编后成了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的学生。毕业后的武佩琴被分派到当时的难民儿童院(正式名称是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成了难民小学的校长。每天有几百张小嘴嗷嗷待哺，生活相当艰苦。武佩琴每天都要帮孩子们洗澡、剪头发、做衣服，东奔西跑地为他们筹募衣、食物资，每过一段时间还要到重庆开会。也正是有这样的机会，武佩琴得以结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与周恩来夫妇相处的日子
有一次，武佩琴从西安搭乘“中央银行”的运钞车，护送几个孩子到成都第三保育院，随后又到重庆开会，住在重庆市曾家岩50号一位王大姐家的二楼。当时周恩来夫妇住在三楼。那时武佩琴刚20出头，对周恩来夫妇还不甚了解，只知道他们是“很重要的人物”。武佩琴年轻，喜欢走动，常到邻居家串门子，周恩来夫妇待人亲切、热情，她很快便和周恩来夫妇熟悉起来。武佩琴见他们工作、家务很忙，便主动在生活上为他们帮些小忙。在小武的眼里，邓大姐是个非常节俭、能吃苦的人，周恩来不在家时，邓大姐往往请武佩琴替她买两个馒头，蘸点辣椒芝麻酱之类，就算是一顿饭了。如果周恩来回来了，邓大姐就会托武佩琴代买两个鸡蛋，算是给周恩来增加些营养。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武佩琴就主动上楼帮助张罗，先数数人头，然后拿口锅飞快地跑下楼，穿过几条街，到一家有名的饭馆，买些在当时算是美味佳肴的鸡蛋炒饭给客人吃。有时，武佩琴还帮邓大姐补补衣服、钉钉扣子。如果邓大姐自己钉扣子，一件衣服可能会钉上五颜六色、新旧不同的扣子，她常说：“扣子是用的，又不是看的。”小武深知大姐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大姐家中的家具也非常简陋，有时客人来的较多，椅子不够用，武佩琴就会从二楼搬几把椅子上三楼。
武佩琴和周恩来夫妇的关系非常融洽，尤其与邓颖超亲如姊妹。周恩来公出时，邓颖超常叫武佩琴来和她聊天，二人成了知心朋友。连常来的客人们也和武佩琴很熟悉，往往直呼她的名字。但按那时的规矩，对未出嫁的女孩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就风趣地叫她“跑得快”，因为她总是跑上跑下闲不住。久而久之，所有到周家的客人也都这样亲切地称呼她了。
体贴入微的关怀
后来，武佩琴因工作关系要离开重庆回西安了。临别的时候，邓颖超拿出一封信交给武佩琴，嘱咐她到西安后，将信交送到当时的赈济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冯玉祥的秘书余心清那里。武佩琴即按邓大姐所托，将信送到余心清处。不想过了两三天，武佩琴忽然接到一封公函，任命她为赈济委员兼西北特派员。她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周恩来夫妇担心她回西安后，万一生活无着，无力照顾儿童，便托有关方面给她做了这样的安排。武佩琴后来回忆说，她一生从没请人介绍过工作，周恩来夫妇是唯一给她介绍工作的人。当时，武佩琴有了这一职衔，无论到哪一个政府机关，都会拿到粮饷——每月3袋面粉。这对武佩琴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这3袋面粉是非常珍贵的，能救助很多食不裹腹的儿童们。武佩琴在西安，曾先后到好几个部门“上班”，每月领到的粮饷——3袋面粉，她全部都送到了保育院，作为孩子们的口粮。为了感激周恩来夫妇对战时儿童的呵护备至，武佩琴更加积极地为维持保育院的生计而东奔西忙。保育院附近的商家、部队都熟识她，只要一见到武佩琴，他们就开玩笑地说：“叫花子头，又来讨饭了。”而他们却几乎都能做到有求必应。
贤妻良母 热心公益
抗战胜利后，武佩琴复员还乡了。离开儿童院时，她千方百计地筹到几百匹布，1000多斤棉花和几百袋面粉，为500个孩子每人做了一套棉装，并把面粉交给了接班的院长，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孤儿们。回到上海后，她和黄在中先生举行了婚礼。婚后定居南京。1948年年底，武佩琴夫妇迁居台湾。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武佩琴历经了捉襟见肘的生活困境，侍候了瘫痪在床的丈夫18年，还要抚育孩子、服侍年迈的婆母。但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并将儿女培养成才。1975年，她到美国创建了“中国第一大饭店”，事业如日中天。1982年，她自美返台，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上创建了“圆明园餐厅”，又创造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事业有成的武佩琴仍然热心公益，善心义举。在美国经营“中国第一大饭店”时，对于侨胞和出国的华人，不管来自何处，她都一律把她们当亲人接待，帮他们解决一些在异国遇到的困难。台北“圆明园餐厅”又是她散播爱心的第二个地方，当大陆“和平小天使”艺术团、“少年技术访问团”抵达台北访问时，她把小朋友们邀请到“圆明园餐厅”去吃饭，并赠送小客人们每人一份礼品。她常说，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应该多交往，不要分彼此。后来因市建需要，“圆明园餐厅”要被拆除了，武佩琴不仅优厚地遣散了84位员工，还尽量帮助他们再就业。她还把餐厅内的绝大部分器具和设备捐给了育幼院和养老院，足足运去了25大卡车。这些东西曾有人欲出钱收买，但都被她拒绝了。此外，她还捐出2万美金，使大陆一些失学的孩子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大陆有关方面向她颁赠有“热心教育、造福桑梓”的奖状。
久别重逢
1991年夏，武佩琴随台湾一个妇女团体赴大陆访问。别后40多年得以故地重游，武佩琴感觉一切都非常新鲜，非常亲切。往事如烟，武佩琴向接待方表达了想访问邓大姐的迫切愿望。很快，她的愿望得以实现。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邓颖超大姐特意派车把她接到中南海西花厅。
一见面，二人都非常激动，高兴得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才好。武佩琴感到邓大姐除了老了许多以外，什么也没变，待人还是那样和蔼、亲切，衣着也十分简朴。在邓大姐的印象里，武佩琴还是四五十年前那位20出头的大姑娘。双方都沉浸在对往事的甜蜜回忆中。大姐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和亲人，问得很仔细。临别时，邓大姐深情地拉着武佩琴的手说：“为了纪念恩来，让我再叫你三声‘跑得快’吧!”邓大姐连着喊了三声“跑得快”，武佩琴噙着泪水连连答应着，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责编 周志清)
“跑得快”是周恩来夫妇抗战时期住在重庆曾家岩51号时，为一位邻居姑娘起的别号。这位姑娘叫武佩琴，山西太原人，1915年6月15日生。武家早年经营矿业银楼生意，家庭富裕，生活无虞。但不幸的是，她在读初一时，被疯狗咬伤了右腿，伤势很重，后经多方求医，近三年后才得以痊愈，但右腿却比左腿短了一寸。为了使右腿早日康复，她每天勤练自行车，使两腿得以均衡发育。1936年，她到海州大哥处探望同大哥住在一起的母亲时，参加了当地的运动大会(她是唯一的女性)，在自行车赛“慢”比赛时，武佩琴居然得了冠军，这证明她的右腿已完全康复了。
“七七”事变后，武佩琴成了有家不能回的流亡学生，几经生死险境，身无分文的她到了当时的后方西安，并考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战干”第四团，统编后成了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的学生。毕业后的武佩琴被分派到当时的难民儿童院(正式名称是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成了难民小学的校长。每天有几百张小嘴嗷嗷待哺，生活相当艰苦。武佩琴每天都要帮孩子们洗澡、剪头发、做衣服，东奔西跑地为他们筹募衣、食物资，每过一段时间还要到重庆开会。也正是有这样的机会，武佩琴得以结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与周恩来夫妇相处的日子
有一次，武佩琴从西安搭乘“中央银行”的运钞车，护送几个孩子到成都第三保育院，随后又到重庆开会，住在重庆市曾家岩50号一位王大姐家的二楼。当时周恩来夫妇住在三楼。那时武佩琴刚20出头，对周恩来夫妇还不甚了解，只知道他们是“很重要的人物”。武佩琴年轻，喜欢走动，常到邻居家串门子，周恩来夫妇待人亲切、热情，她很快便和周恩来夫妇熟悉起来。武佩琴见他们工作、家务很忙，便主动在生活上为他们帮些小忙。在小武的眼里，邓大姐是个非常节俭、能吃苦的人，周恩来不在家时，邓大姐往往请武佩琴替她买两个馒头，蘸点辣椒芝麻酱之类，就算是一顿饭了。如果周恩来回来了，邓大姐就会托武佩琴代买两个鸡蛋，算是给周恩来增加些营养。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武佩琴就主动上楼帮助张罗，先数数人头，然后拿口锅飞快地跑下楼，穿过几条街，到一家有名的饭馆，买些在当时算是美味佳肴的鸡蛋炒饭给客人吃。有时，武佩琴还帮邓大姐补补衣服、钉钉扣子。如果邓大姐自己钉扣子，一件衣服可能会钉上五颜六色、新旧不同的扣子，她常说：“扣子是用的，又不是看的。”小武深知大姐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大姐家中的家具也非常简陋，有时客人来的较多，椅子不够用，武佩琴就会从二楼搬几把椅子上三楼。
武佩琴和周恩来夫妇的关系非常融洽，尤其与邓颖超亲如姊妹。周恩来公出时，邓颖超常叫武佩琴来和她聊天，二人成了知心朋友。连常来的客人们也和武佩琴很熟悉，往往直呼她的名字。但按那时的规矩，对未出嫁的女孩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就风趣地叫她“跑得快”，因为她总是跑上跑下闲不住。久而久之，所有到周家的客人也都这样亲切地称呼她了。
体贴入微的关怀
后来，武佩琴因工作关系要离开重庆回西安了。临别的时候，邓颖超拿出一封信交给武佩琴，嘱咐她到西安后，将信交送到当时的赈济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冯玉祥的秘书余心清那里。武佩琴即按邓大姐所托，将信送到余心清处。不想过了两三天，武佩琴忽然接到一封公函，任命她为赈济委员兼西北特派员。她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周恩来夫妇担心她回西安后，万一生活无着，无力照顾儿童，便托有关方面给她做了这样的安排。武佩琴后来回忆说，她一生从没请人介绍过工作，周恩来夫妇是唯一给她介绍工作的人。当时，武佩琴有了这一职衔，无论到哪一个政府机关，都会拿到粮饷——每月3袋面粉。这对武佩琴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这3袋面粉是非常珍贵的，能救助很多食不裹腹的儿童们。武佩琴在西安，曾先后到好几个部门“上班”，每月领到的粮饷——3袋面粉，她全部都送到了保育院，作为孩子们的口粮。为了感激周恩来夫妇对战时儿童的呵护备至，武佩琴更加积极地为维持保育院的生计而东奔西忙。保育院附近的商家、部队都熟识她，只要一见到武佩琴，他们就开玩笑地说：“叫花子头，又来讨饭了。”而他们却几乎都能做到有求必应。
贤妻良母 热心公益
抗战胜利后，武佩琴复员还乡了。离开儿童院时，她千方百计地筹到几百匹布，1000多斤棉花和几百袋面粉，为500个孩子每人做了一套棉装，并把面粉交给了接班的院长，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孤儿们。回到上海后，她和黄在中先生举行了婚礼。婚后定居南京。1948年年底，武佩琴夫妇迁居台湾。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武佩琴历经了捉襟见肘的生活困境，侍候了瘫痪在床的丈夫18年，还要抚育孩子、服侍年迈的婆母。但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并将儿女培养成才。1975年，她到美国创建了“中国第一大饭店”，事业如日中天。1982年，她自美返台，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上创建了“圆明园餐厅”，又创造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事业有成的武佩琴仍然热心公益，善心义举。在美国经营“中国第一大饭店”时，对于侨胞和出国的华人，不管来自何处，她都一律把她们当亲人接待，帮他们解决一些在异国遇到的困难。台北“圆明园餐厅”又是她散播爱心的第二个地方，当大陆“和平小天使”艺术团、“少年技术访问团”抵达台北访问时，她把小朋友们邀请到“圆明园餐厅”去吃饭，并赠送小客人们每人一份礼品。她常说，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应该多交往，不要分彼此。后来因市建需要，“圆明园餐厅”要被拆除了，武佩琴不仅优厚地遣散了84位员工，还尽量帮助他们再就业。她还把餐厅内的绝大部分器具和设备捐给了育幼院和养老院，足足运去了25大卡车。这些东西曾有人欲出钱收买，但都被她拒绝了。此外，她还捐出2万美金，使大陆一些失学的孩子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大陆有关方面向她颁赠有“热心教育、造福桑梓”的奖状。
久别重逢
1991年夏，武佩琴随台湾一个妇女团体赴大陆访问。别后40多年得以故地重游，武佩琴感觉一切都非常新鲜，非常亲切。往事如烟，武佩琴向接待方表达了想访问邓大姐的迫切愿望。很快，她的愿望得以实现。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邓颖超大姐特意派车把她接到中南海西花厅。
一见面，二人都非常激动，高兴得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才好。武佩琴感到邓大姐除了老了许多以外，什么也没变，待人还是那样和蔼、亲切，衣着也十分简朴。在邓大姐的印象里，武佩琴还是四五十年前那位20出头的大姑娘。双方都沉浸在对往事的甜蜜回忆中。大姐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和亲人，问得很仔细。临别时，邓大姐深情地拉着武佩琴的手说：“为了纪念恩来，让我再叫你三声‘跑得快’吧!”邓大姐连着喊了三声“跑得快”，武佩琴噙着泪水连连答应着，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