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英国整个煤炭工业实现了国有化。当1952年冬天采暖季开始时，全国煤炭管理局积极提倡家庭采暖使用“含有碎块的煤屑”。它大张旗鼓地宣布，含有碎块的煤屑将从1952年12月1日起被免于定量配给。四天后，12月5日，灾难降临了。伦敦每周死亡人数持续升高。然而，这一次灾难并非来自敌人的轰炸机，而是来自伦敦自身。逆温、低温、缺风这些气象条件罕见地合并在了一起，与火车机车、工厂、数百万座烟囱排出来的煤烟相互作用，结果浓烟、浓雾混合起来，遮蔽了伦敦，使能见度降到几乎为零。伦敦半数测量空气颗粒的设备爆表，再也不管用了，二氧化硫浓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在发生雾的第二天，原定于在伦敦举行的全部五场足球联盟比赛因“完全黑暗”而被取消，温布利体育馆自1923年开放以来第一次保持关闭状态。就连英国广播公司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一些原定要去播音的人发现，抵达它的播音室是不可能的。雾并没有局限在户外，还渗透进房屋、办公室和音乐厅里。在报道一场于12月5日在牛津广场附近举行的一场音乐会时，一位音乐评论员抱怨说，难以透过观众席上的雾看到表演。
　　对很多伦敦人来说，1952年12月的那场雾只不过造成了喉咙难受、交通困难。然而，对其他数千人而言，它还让人难以呼吸。急救床服务是一个协调入院的机构。在那场雾期间，它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入院治疗要求。在截至11月13日的那个星期里，它促成了2019人入院治疗。与现存星期记录相比，这个数字增加了73%。与1951年同期那个星期相比，在它的帮助下入院的人增加了两倍。在那场浓雾的最后一天，492人申请紧急入院，但由于医院已经人满为患，102人被拒。
　　虽然医疗人员注意到健康问题急速上升，但公众对那场雾的灾难性效果的认知却出现缓慢。对那场雾的反应之所以被耽误，部分是因为需要时间收集、分析死亡率统计，但也是因为执政的保守党想避免因悲剧受到谴责，想避免被迫对空气污染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
　　在那场雾之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政府试图把灾难的程度最小化，但公众的兴趣和关注度依然很高。在1952年12月到1953年l月间，面对要求对那场雾进行调查的呼声，政府都顾左右而言他。它声称，这将毫无必要地重复空气污染研究委员会的工作。1953年7月，在那场雾散去7个月后，政府终于开始了这种调查。
　　在那场雾过去两个月后，《英
　　国医学杂志》报道说，伦敦在发生雾的那个星期的总死亡率几乎赶上了1866年那场严重的霍乱疫情期间的总死亡率。在1952年12月7-13日那段时间里，伦敦行政郡的死亡率较前一周上升了2.6倍。在大伦敦，死亡率也急剧上升，提高了2.3%。东汉姆和斯蒂普尼是伦敦遭受打击特别严重的两个区，它们的周死亡率增加了4倍。
　　卫生大臣发表的声明曾暗示2851人因雾而死。数个星期后，他宣布了一个新估计数字，把死亡总数提升至大约六千人。有研究者得出结论，把流感造成的死亡排除在外，在1952年雾灾期间和之后不久，伦敦死亡人数也依然比平常多出了大约七千七百人。
　　人们对1952年伦敦雾的最初反应，是把它描绘成一种自然灾难，既不可能预见，也不可能预防。伦敦此前就发生过浓雾，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它们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与19世纪相比，在1952年那场雾的余波里，人们对浓雾的反应明显要大。很多人不再以一种无奈感来看待雾，而是认为，雾可以被预防，政府有责任正确认识雾。如果在有雾的天气中，死亡率提高的原因不是冷空气和高湿度，而是经常与雾相伴的严重的空气污染，那就意味着，即使是在没有雾的情况下，空气污染也是不健康的。断定1952年12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高度争议的过程，但它最终促成了关于空气污染的新观念以及净化空气的新政策的出现。最初被视为一种自然灾难的东西，却最终被视为人类促成的一种灾难，并且人类有可能预防它再次发生。
　　（摘自彼得·索尔谢姆著
　　《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