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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美金融资本被当成世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时，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可能才刚刚起步。一边是对金融资本天性逐利与投机的批判，一边是对行政垄断金融领域造成要素扭曲，中小企业缺血的指责，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注定要在这样的争议声中前行。
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在金融改革领域亦如是。在今年的3月和7月，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和珠三角金融试验区作为两大国家级金融试验区先后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大试验区承载着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走向。
这两大试验区，会和过往的诸多体制改革一样，成为突破的先锋力量和示范区吗？
温州金改的落差
距离《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实施至今，已近半年时间，时间虽不长，但却已经历了从鼓呼到观望、狐疑，甚至批判的舆论曲折。
从温州金改试点方案出台的背景来看，不难理解金改的出发点—中小企业主跑路，高利贷资金链条断裂，以吴英案为代表的民间金融违规案件频出。也因此，温州金改的出发点无非是两条，一是将民间借贷阳光化，二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近半年过去之后，从金改两个出发点来考量， “推进的速度太慢，改革的步子太小。”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对《南风窗》记者说，“中央不放权、地方不敢冒风险。”
周德文认国，民间借贷阳光化的载体是小额贷款公司，金改以来，阳光化的主要体现是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成立，这一中心意在将以往散布民间的高利贷聚拢，并进行统一的登记和公开的运营，实现从地下走到地上。
不过，目前这一服务中心的运营情况似乎并不让人满意，进入服务中心登记的小额信贷资金量不到1亿元，对于温州民间信贷1200亿的体量来说，这是相当微小的。
影响民间借贷登记积极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隐私，二是风险。对于许多民间资本来说，来路复杂，去向也复杂，借贷利率、贷款用途甚至是借贷双方当事人信息都有诸多不宜公开的地方，而服務中心的登记备案要求，将对这些信息进行公开，对于不喜露富或露穷的个人及企业主来说，要面临如何去灰留白的问题。况且，一旦有利息收入，还要面临征税的问题。此外，一旦出现借贷违约，服务中心也并不承担法律责任。
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小额信贷公司，相当于将地下钱庄进行注册和登记，但自金改以来，新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仅有两家，而且是当地的龙头民营企业来成立，而吸纳民间资本的另一金融载体村镇银行则自金改以来没有增加。
在温州12条金改措施中，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以及由民间资本组建村镇银行曾被舆论认为是民营资本打破金融垄断的一项“体制性改革”举措，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期望过于一厢情愿，至目前为止，温州尚无一家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也没有增加新的村镇银行。
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以及民间资本组建村镇银行，审批权不在温州，而在银监会。而根据相关法规，村镇银行必须由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虽然在金改文件中，将发起人的控股比例从20%降低为15%，但民间资本却认为如果民间资本不能作为主发起人，就可能意味是一种“收编”，没有话语权。
在周德文看来，村镇银行的审批权限应该下放到浙江省一级的银监局，既然将温州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就应该允许地方大胆试验，现在的情况反而变成层层加码，注册资金现在都要求2亿元左右。
事实上，民间借贷阳光化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两个出发点是统一的，但温州金改实施近半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企业大批停产停工的情况还是严重。”周德文说，“金改之后，许多地方前来温州考察取经，结果发现温州改革有些地方还不如他们那。”
广东金改的难题
7月25日，《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这是继温州金改之后，另一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
不过，与温州金改的出发点不同，珠三角金改方案是作为《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的配套改革措施出台的，其涉及的面更广，更全，但在打破体制垄断的舆论导向上，其相比温州金改要弱许多。
珠三角金改实际涉及广东全省，方案由三大主要部分组成：一是在珠三角地区建设城市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二是在环珠三角的梅州市建设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三是在环珠三角的湛江市建设统筹城乡发展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
在框架总领上，方案被诠释为“五大金融”，即国际金融、产业金融、科技金融、民生和农村金融。深圳前海、珠海横琴试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南海、广州南沙高新区试点产业金融，梅州、湛江、云浮等地试点农村金融。
国际金融、产业金融和科技金融是大型金融机构的技术改革重点，相对而言，中小企业贷款以及农村金融或许是广东金改中最大的一个难点，而这样的难点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其同样可能会面临着和温州金改类似的问题。
在广州，一条“民间金融街”于6月底开张，据称有32家小额贷款公司入驻“集中开业”，民间金融街也推出了小额信贷的“广州价格”，街口的一块LED显示屏显示着前一天的小额贷款市场平均利率和融资担保市场平均费率。
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鲁云看来，“集中开业”更多的是表示一种势态，是为了吸引更多小额贷款公司的入驻。实际上，这条老城区的商业街因为其他商圈的冲击，已日渐没落，改造为金融街也不愧是一种“三旧改造”与金融创新的双赢。
不过，如同温州金改一样，所谓改革并不是成立一个广场或一条街的事情，“广州价格”其实并不能代表民间借贷的真实状况，入驻的小贷公司并不多，交易量有限，并无法代表市场的真实价格。
“很多小贷公司都入驻工业园，或者物流产业园，因为可以因地制宜贴近服务实体经济，民间金融街下一步还要面临着如何与附近的批发市场、科技产业园进行对接和合作的问题。”李鲁云对记者说。
在农村金融改革的设想上，珠三角金改方案提出，大型金融机构要批量发起成立村镇银行，民间资本可以成立社区银行，试点农户互助社，可以成立地市级民资金融控股公司，同时要对现有的农信社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营门槛。 在梅州，将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建立地市级征信中心，村级金融服务站，建立农户信用评级体系，形成政策 商业 合作社 社区的多元金融服务体系。该地也是广东省第一个试点进行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承包权进行抵押的地区。
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中将要面临的问题可能远比城市金融更复杂，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金融机构最终走向脱农化，不管是商业银行、农信社还是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嫌贫爱富总是难以避免，而资金互助社的资源又少，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也会增大征信成本和放贷成本。
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承包权在珠三角的农村地区可能具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但对于像粤西和粤北的一些落后地区而言，这些抵押物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也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评估、升值、变现难，“其实可以再做进一步的精细设计，比如代偿，如果违约村委会可以将抵押物转给另一家农户，由另一家代偿。”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对记者说。
针对农村金融普遍存在的征信难，小额贷款风险大问题，在广东省云浮市的郁南县，于2011年便开始试验由政府主导的征信体系建设。而根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已成立13个征信中心，为160万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
“下一步应该将征信的工作由政府完全主导转变为政府推动，市场化运转的方式，政府没有必要背锅底。梅州农村金融更多采取市场运作，村金融服务站采取互助、联保的方式，信用度会更强。当然没有政府推动也做不了，农村地区金融的基础设施薄弱，市场发育程度低，而且征信体系还必须得由人民银行去做。”李鲁云说。
至于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是农村金融的重要支柱，广东省“下一步将通过降低门槛，加强监督促进其加快发展；小贷公司主要还是要解决规范发展、变相高利贷的问题”。
改革的方向
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路线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存量和增量的抵牾也常使改革互相掣肘，进展缓慢，在以促进市场化竞争为目标的改革路径上，必然会遇上旧体制的障碍。
与此同时，过往金融改革所遭遇的一些挫折，金融资产泡沫化和金融资本投机导致的教训使得改革设计者往往趋向保守，这让改革陷于利益的纷争和困顿。
2009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所获取的高额利润，以及民间资本出现的炒房、炒煤等一系列投机行为，使得金融脱离实体，局部出现资产泡沫成为金融改革方案设计中不得不防范的一个风险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改革，难免出现不同的声音。
“现在来看，大型金融机构反而风险是相对比较小的，2009年之后是中小型金融机构、民间借贷所带来的风险比较大，跑路潮多数还是小型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引起的，因此不能单纯把民间金融资本放在天然的正义性上去看。”陆磊说。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多时候被归结到了金融机构的嫌贫爱富上，因此外界对于金融改革的目标也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金融机构嫌贫爱富虽然不好听，但你不能否认它所提供的正面激励效果。”陆磊认为。
李鲁云则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不是光靠金融改革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靠金融机构就能解决，它同时还要依靠资本市场，VC、PE、集合债券等多种融资途径，此外还需要靠减税等一系列政策扶持的手段才能够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将中小企业融资难唯寄于金融改革，是不现实的。”
不管是大型的金融机构还是小额贷款、村镇银行，都会出现“脱贫”、“脱农”、借贷成本高的现象，最终都会集中于相对高端的客户，都会出现逐利冲动下的“做大做强”，只干锦上添花的事，不干雪中送炭的活。
也因此，以完全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并不完全可取，“其实金融扶贫也可以设计不同的服务方案，在保本微利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陆磊说。
在周德文看来，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必要转制成村镇银行，那不过是“国家给小额贷款公司画了一个饼，想让它们阳光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才是改革的方向，小额贷款就是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
要遏制金融机构的过度趋利化，人人都想做大做强的冲动，当然要加强诸如建立存款保证金制度之类的约束和系列监管措施，但这并不意味要维持固有的金融体系，要缓解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资源短缺的情况，在周德文看来还得打破垄断，放开管制，“行政管制导致供不应求，金融机构就没有动力服务中小企业和农村，没有竞争压力，就没有市场细分的动力，如果能够自由竞争，它的眼睛自然会朝下，会门当户对。”
只不过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所言，在中国金融体制制定权和金融宏觀调控权力集中在中央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金融改革试点要想在大的制度层面上获得突破，是比较困难的。
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在金融改革领域亦如是。在今年的3月和7月，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和珠三角金融试验区作为两大国家级金融试验区先后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大试验区承载着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走向。
这两大试验区，会和过往的诸多体制改革一样，成为突破的先锋力量和示范区吗？
温州金改的落差
距离《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实施至今，已近半年时间，时间虽不长，但却已经历了从鼓呼到观望、狐疑，甚至批判的舆论曲折。
从温州金改试点方案出台的背景来看，不难理解金改的出发点—中小企业主跑路，高利贷资金链条断裂，以吴英案为代表的民间金融违规案件频出。也因此，温州金改的出发点无非是两条，一是将民间借贷阳光化，二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近半年过去之后，从金改两个出发点来考量， “推进的速度太慢，改革的步子太小。”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对《南风窗》记者说，“中央不放权、地方不敢冒风险。”
周德文认国，民间借贷阳光化的载体是小额贷款公司，金改以来，阳光化的主要体现是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成立，这一中心意在将以往散布民间的高利贷聚拢，并进行统一的登记和公开的运营，实现从地下走到地上。
不过，目前这一服务中心的运营情况似乎并不让人满意，进入服务中心登记的小额信贷资金量不到1亿元，对于温州民间信贷1200亿的体量来说，这是相当微小的。
影响民间借贷登记积极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隐私，二是风险。对于许多民间资本来说，来路复杂，去向也复杂，借贷利率、贷款用途甚至是借贷双方当事人信息都有诸多不宜公开的地方，而服務中心的登记备案要求，将对这些信息进行公开，对于不喜露富或露穷的个人及企业主来说，要面临如何去灰留白的问题。况且，一旦有利息收入，还要面临征税的问题。此外，一旦出现借贷违约，服务中心也并不承担法律责任。
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小额信贷公司，相当于将地下钱庄进行注册和登记，但自金改以来，新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仅有两家，而且是当地的龙头民营企业来成立，而吸纳民间资本的另一金融载体村镇银行则自金改以来没有增加。
在温州12条金改措施中，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以及由民间资本组建村镇银行曾被舆论认为是民营资本打破金融垄断的一项“体制性改革”举措，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期望过于一厢情愿，至目前为止，温州尚无一家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也没有增加新的村镇银行。
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以及民间资本组建村镇银行，审批权不在温州，而在银监会。而根据相关法规，村镇银行必须由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虽然在金改文件中，将发起人的控股比例从20%降低为15%，但民间资本却认为如果民间资本不能作为主发起人，就可能意味是一种“收编”，没有话语权。
在周德文看来，村镇银行的审批权限应该下放到浙江省一级的银监局，既然将温州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就应该允许地方大胆试验，现在的情况反而变成层层加码，注册资金现在都要求2亿元左右。
事实上，民间借贷阳光化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两个出发点是统一的，但温州金改实施近半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企业大批停产停工的情况还是严重。”周德文说，“金改之后，许多地方前来温州考察取经，结果发现温州改革有些地方还不如他们那。”
广东金改的难题
7月25日，《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这是继温州金改之后，另一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
不过，与温州金改的出发点不同，珠三角金改方案是作为《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的配套改革措施出台的，其涉及的面更广，更全，但在打破体制垄断的舆论导向上，其相比温州金改要弱许多。
珠三角金改实际涉及广东全省，方案由三大主要部分组成：一是在珠三角地区建设城市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二是在环珠三角的梅州市建设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三是在环珠三角的湛江市建设统筹城乡发展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
在框架总领上，方案被诠释为“五大金融”，即国际金融、产业金融、科技金融、民生和农村金融。深圳前海、珠海横琴试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南海、广州南沙高新区试点产业金融，梅州、湛江、云浮等地试点农村金融。
国际金融、产业金融和科技金融是大型金融机构的技术改革重点，相对而言，中小企业贷款以及农村金融或许是广东金改中最大的一个难点，而这样的难点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其同样可能会面临着和温州金改类似的问题。
在广州，一条“民间金融街”于6月底开张，据称有32家小额贷款公司入驻“集中开业”，民间金融街也推出了小额信贷的“广州价格”，街口的一块LED显示屏显示着前一天的小额贷款市场平均利率和融资担保市场平均费率。
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鲁云看来，“集中开业”更多的是表示一种势态，是为了吸引更多小额贷款公司的入驻。实际上，这条老城区的商业街因为其他商圈的冲击，已日渐没落，改造为金融街也不愧是一种“三旧改造”与金融创新的双赢。
不过，如同温州金改一样，所谓改革并不是成立一个广场或一条街的事情，“广州价格”其实并不能代表民间借贷的真实状况，入驻的小贷公司并不多，交易量有限，并无法代表市场的真实价格。
“很多小贷公司都入驻工业园，或者物流产业园，因为可以因地制宜贴近服务实体经济，民间金融街下一步还要面临着如何与附近的批发市场、科技产业园进行对接和合作的问题。”李鲁云对记者说。
在农村金融改革的设想上，珠三角金改方案提出，大型金融机构要批量发起成立村镇银行，民间资本可以成立社区银行，试点农户互助社，可以成立地市级民资金融控股公司，同时要对现有的农信社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营门槛。 在梅州，将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建立地市级征信中心，村级金融服务站，建立农户信用评级体系，形成政策 商业 合作社 社区的多元金融服务体系。该地也是广东省第一个试点进行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承包权进行抵押的地区。
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中将要面临的问题可能远比城市金融更复杂，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金融机构最终走向脱农化，不管是商业银行、农信社还是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嫌贫爱富总是难以避免，而资金互助社的资源又少，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也会增大征信成本和放贷成本。
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承包权在珠三角的农村地区可能具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但对于像粤西和粤北的一些落后地区而言，这些抵押物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也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评估、升值、变现难，“其实可以再做进一步的精细设计，比如代偿，如果违约村委会可以将抵押物转给另一家农户，由另一家代偿。”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对记者说。
针对农村金融普遍存在的征信难，小额贷款风险大问题，在广东省云浮市的郁南县，于2011年便开始试验由政府主导的征信体系建设。而根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已成立13个征信中心，为160万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
“下一步应该将征信的工作由政府完全主导转变为政府推动，市场化运转的方式，政府没有必要背锅底。梅州农村金融更多采取市场运作，村金融服务站采取互助、联保的方式，信用度会更强。当然没有政府推动也做不了，农村地区金融的基础设施薄弱，市场发育程度低，而且征信体系还必须得由人民银行去做。”李鲁云说。
至于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是农村金融的重要支柱，广东省“下一步将通过降低门槛，加强监督促进其加快发展；小贷公司主要还是要解决规范发展、变相高利贷的问题”。
改革的方向
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路线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存量和增量的抵牾也常使改革互相掣肘，进展缓慢，在以促进市场化竞争为目标的改革路径上，必然会遇上旧体制的障碍。
与此同时，过往金融改革所遭遇的一些挫折，金融资产泡沫化和金融资本投机导致的教训使得改革设计者往往趋向保守，这让改革陷于利益的纷争和困顿。
2009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所获取的高额利润，以及民间资本出现的炒房、炒煤等一系列投机行为，使得金融脱离实体，局部出现资产泡沫成为金融改革方案设计中不得不防范的一个风险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改革，难免出现不同的声音。
“现在来看，大型金融机构反而风险是相对比较小的，2009年之后是中小型金融机构、民间借贷所带来的风险比较大，跑路潮多数还是小型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引起的，因此不能单纯把民间金融资本放在天然的正义性上去看。”陆磊说。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多时候被归结到了金融机构的嫌贫爱富上，因此外界对于金融改革的目标也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金融机构嫌贫爱富虽然不好听，但你不能否认它所提供的正面激励效果。”陆磊认为。
李鲁云则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不是光靠金融改革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靠金融机构就能解决，它同时还要依靠资本市场，VC、PE、集合债券等多种融资途径，此外还需要靠减税等一系列政策扶持的手段才能够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将中小企业融资难唯寄于金融改革，是不现实的。”
不管是大型的金融机构还是小额贷款、村镇银行，都会出现“脱贫”、“脱农”、借贷成本高的现象，最终都会集中于相对高端的客户，都会出现逐利冲动下的“做大做强”，只干锦上添花的事，不干雪中送炭的活。
也因此，以完全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并不完全可取，“其实金融扶贫也可以设计不同的服务方案，在保本微利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陆磊说。
在周德文看来，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必要转制成村镇银行，那不过是“国家给小额贷款公司画了一个饼，想让它们阳光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才是改革的方向，小额贷款就是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
要遏制金融机构的过度趋利化，人人都想做大做强的冲动，当然要加强诸如建立存款保证金制度之类的约束和系列监管措施，但这并不意味要维持固有的金融体系，要缓解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资源短缺的情况，在周德文看来还得打破垄断，放开管制，“行政管制导致供不应求，金融机构就没有动力服务中小企业和农村，没有竞争压力，就没有市场细分的动力，如果能够自由竞争，它的眼睛自然会朝下，会门当户对。”
只不过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所言，在中国金融体制制定权和金融宏觀调控权力集中在中央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金融改革试点要想在大的制度层面上获得突破，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