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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明，又名韩道明，乳名马小，兄妹四人，排行第二，1911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沁县河止村一个农民家里。韩家祖上世代务农。韩明的父亲韩何齐，又名韩旦，是个为人正直、忠厚善良、勤劳俭朴、严以持家的普通农民。韩明自幼聪明，好学上进，其父为使儿子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全家省吃俭用，极力供读。
学生时代的韩明，刻苦好学，才思敏捷，思想进步，志向不凡，平时沉默寡言，遇事善于思索。1925年他离别故乡考入太原进山中学读书。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反帝反卖国贼的斗争遍及全国。北伐军打到武汉，阎锡山挂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公开成立。进山中学的教员和学生中分为共产党、国民党、国家主义(后改组为中国青年党)三个派别，韩明坚决站在以何雁秋(植物学教员)、左天祥(学生会副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一边，接受任务，参加革命活动，带领同学罢课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深入农村进行反帝宣传和募捐活动。由于他表现积极，斗争坚决，1927年春由武竞天(建国后任中央铁道部副部长)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同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阎锡山紧步后尘，也于同年下半年在山西大肆清党，残酷镇压革命，韩明同志所在的进山中学党组织遭到破坏，他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秋，韩明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学习努力，成绩优秀，生活俭朴，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在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继续满腔热血地投身于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太原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组织旅外同乡会，担任评议长，四处奔波，联络同乡，利用假期机会，多次带领同学回原籍沁县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讲解革命道理，传播马列主义。1933年冬，他和霍材梧等十多个同学回原籍沁县进行革命活动时，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当地的反对官僚、土豪劣绅的面对面斗争。旧县长王锡禹百般阻挠刁难，不给他们住的地方，不给吃的东西，韩明等就住在庙里，以砖当枕，以席作被，寒冬腊月，忍饥受冻，毫不气馁，一面宣传发动群众，一面组织人员查证征运局、财政局的账目，县长慑于群众威力，且因人赃俱在，遂被迫撤换了局长李树森、宋世祯的职务。韩明等事后发表了告沁县人民书，斗争以胜利告终。这一声势颇大的反贪污斗争，当时震动了整个县城。
193６年夏，韩明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翌年，七七事变爆发，韩明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的疯狂侵略，满腔义愤，毅然回国参加抗日，同年9月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经彭雪枫介绍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韩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说：“即使是多年的孤儿重新找到母亲，也未必有我这样的兴奋和幸福!”党组织对他十分信任，随即委以重任，他便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同年，韩明担任东进纵队政治处敌军股长，活动在豫北修武、获嘉一带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争取过国民党地方军邓文魁部一个营的反正；1940年担任河南省滑县县长，他和工委书记赵紫阳积极配合，工作搞得相当出色；1942年担任河南省水东区(睢县、杞县、太康、鹿邑一带)地委常委、独立团副政委期间，在政委牺牲、团长调走的情况下，韩明一身数任，带领军民坚持游击战争，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保卫了根据地；此后，历任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政委、苏北丰沛渔人民自卫军政委等职，率领部队转战冀鲁豫苏等省。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韩明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同志，爱护战士，不畏艰险，积极指挥对日作战，发动群众参军支前，千方百计组织后勤供应，并努力争取地方武装，瓦解日伪军，为坚持抗日战争，夺取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韩明继续在部队工作，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政委、政委(旅长李德生)，第三兵团民运部部长等职，曾参加过著名的鲁西南战役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以及淮海战役中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和渡江作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全国解放后，韩明转业到地方，投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1950年至1952年，他在任四川省江津专区专员、地委书记期间，积极领导了当地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和恢复经济的斗争。1953年至1954年在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高教局局长期间，直接领导了西南各省、市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工作。1955年至1963年，在任中央高等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干部管理司、留学生研究生司司长期间，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了不懈的努力。1963年后直至“文革”，他在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兼青海大学校长期间，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对发展青海各族人民的文教卫生、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革”期间，韩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那个所谓“文革”顾问的康生，亲自点了他的名，并指令组织专案审查他达10年之久。但他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坚信党的事业必定胜利。粉碎“四人帮”后，他的问题在中央的过问下一一澄清，最终得到了公正的结论。1979年，被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这期间，他衷心拥护党的三中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了信心。
1981年，韩明调到山西省政协工作。党中央提名他任省政协副主席，未经正式选举而逝世。其时，他虽患重病，身体虚弱，但仍以极大热情努力了解山西各项工作的情况，对家乡的巨大变化极为振奋，积极参加了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和各项学习，总想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他的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
3
韩明忠诚党的革命事业，党性和组织观念很强。凡是组织决定的事，毫不动摇，坚持执行。1963年从北京调青海工作时，有些同志看到他身体瘦弱，担心他难以适应高寒气候，劝他慎重考虑。他不但自己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决定，还把全家六口人先后一个不留地迁到了青海。当他爱人说出想留一人在北京时，他说：“共产党员四海为家，如果调走的人都把子女留在北京，北京岂不会人满为患?”“文革”期间，在遭受迫害、受审查的十多年中，他从未搞过假供、反供。有时专案人员拿某某中央负责人的话压他，他正气凛然地说：不管是谁讲的，不符合事实的话，我宁死也不能承认。那时，他已年近古稀，身患重病，还经常带病伏床执笔向省委提供详细材料和调查线索，实事求是地申述自己的历史情况和意见，累计达数十万字之多。在受审查期间，生活费最低时每月只发20元，他宁愿节衣缩食，仍坚持按原工资比例交足党费，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从青海调山西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并立即办理了调动手续。青海工资比内地高许多，有关同志考虑到搬家时用钱较多，有意等他把家搬完后，再给他转工资关系，这样就比调令晚了两个月。他为此很不高兴，严肃地说：“别以为这是小事情，这关系到一个党员的组织纪律性问题，调令就是命令，调令一下就应立即执行，拖延不办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韩明工作勤恳，生活朴素，严以律己，廉洁奉公。他虽然念过大学，留过洋，但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厌恶奢侈，不讲排场；他虽是领导干部，但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以普通一兵要求自己。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吃食堂饭，并再三嘱咐爱人，要拿出更多的时间为党工作，不要围着锅台转，陷于柴米油盐的琐碎家务中。在北京住招待所时，主管膳食的同志看他年老体弱，主动提出给他开小灶，也被他婉言谢绝，坚持和其他客人一起吃大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个个工作上进，学习努力，吃苦耐劳，经常受到学校和所在单位的好评。两个儿子结婚时，除购置几件必需的简单用品外，不请客、不收礼。韩明因南征北战，身体一向不好，“文革”前，曾有多次疗养机会，但他却未住过一天医院，未休养过一日。有时感冒发烧，烧一退，照常坚持工作。到青海工作时，他不顾自己年逾半百身体孱弱，积极响应组织号召，连续下乡搞了三期“社教”，时间近两年，除回省城开会外，基本上没有因个人私事回过家。他经常穿一件旧军装奔波于青海山区农村，访贫问苦，坚持与群众实行“四同”。青海的同志每谈及此，深表敬佩。
韩明性情耿直，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与旧职员的本质区别之一是在人的关系上坚持党的原则，不拉山头，不结宗派，一切以党的全局利益为重。他和同志们除了正常的关系外，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关系。至于以权谋私，请客送礼之事更是与他无缘。对于那些拉拉扯扯、互谋私利的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他曾气愤地说：共产党员如果都像那样，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有些关心他的朋友在背后向他爱人说：像韩明这样的人，在目前情况下吃不开，最好还是顺应潮流，凡事不要太认真才好。韩明听到这些话后表示：“我宁愿吃亏当傻瓜，也不能放弃原则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不正之风，那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情!”
韩明因病于1982年3月24日在太原逝世，终年71岁。在他病重期间，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他的生前好友，曾分别前往医院和他的住所看望。在他逝世以后，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中央教育部，四川省江津地委和行署等单位和生前好友李德生等都发来唁电，深切悼念韩明的逝世。
中共山西省委根据韩明生前意愿和一贯作风，从简办理丧事，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太原双塔革命公墓。
( 责编兴 柱 )
韩明，又名韩道明，乳名马小，兄妹四人，排行第二，1911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沁县河止村一个农民家里。韩家祖上世代务农。韩明的父亲韩何齐，又名韩旦，是个为人正直、忠厚善良、勤劳俭朴、严以持家的普通农民。韩明自幼聪明，好学上进，其父为使儿子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全家省吃俭用，极力供读。
学生时代的韩明，刻苦好学，才思敏捷，思想进步，志向不凡，平时沉默寡言，遇事善于思索。1925年他离别故乡考入太原进山中学读书。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反帝反卖国贼的斗争遍及全国。北伐军打到武汉，阎锡山挂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公开成立。进山中学的教员和学生中分为共产党、国民党、国家主义(后改组为中国青年党)三个派别，韩明坚决站在以何雁秋(植物学教员)、左天祥(学生会副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一边，接受任务，参加革命活动，带领同学罢课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深入农村进行反帝宣传和募捐活动。由于他表现积极，斗争坚决，1927年春由武竞天(建国后任中央铁道部副部长)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同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阎锡山紧步后尘，也于同年下半年在山西大肆清党，残酷镇压革命，韩明同志所在的进山中学党组织遭到破坏，他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秋，韩明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学习努力，成绩优秀，生活俭朴，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在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继续满腔热血地投身于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太原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组织旅外同乡会，担任评议长，四处奔波，联络同乡，利用假期机会，多次带领同学回原籍沁县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讲解革命道理，传播马列主义。1933年冬，他和霍材梧等十多个同学回原籍沁县进行革命活动时，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当地的反对官僚、土豪劣绅的面对面斗争。旧县长王锡禹百般阻挠刁难，不给他们住的地方，不给吃的东西，韩明等就住在庙里，以砖当枕，以席作被，寒冬腊月，忍饥受冻，毫不气馁，一面宣传发动群众，一面组织人员查证征运局、财政局的账目，县长慑于群众威力，且因人赃俱在，遂被迫撤换了局长李树森、宋世祯的职务。韩明等事后发表了告沁县人民书，斗争以胜利告终。这一声势颇大的反贪污斗争，当时震动了整个县城。
193６年夏，韩明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翌年，七七事变爆发，韩明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的疯狂侵略，满腔义愤，毅然回国参加抗日，同年9月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经彭雪枫介绍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韩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说：“即使是多年的孤儿重新找到母亲，也未必有我这样的兴奋和幸福!”党组织对他十分信任，随即委以重任，他便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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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韩明担任东进纵队政治处敌军股长，活动在豫北修武、获嘉一带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争取过国民党地方军邓文魁部一个营的反正；1940年担任河南省滑县县长，他和工委书记赵紫阳积极配合，工作搞得相当出色；1942年担任河南省水东区(睢县、杞县、太康、鹿邑一带)地委常委、独立团副政委期间，在政委牺牲、团长调走的情况下，韩明一身数任，带领军民坚持游击战争，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保卫了根据地；此后，历任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政委、苏北丰沛渔人民自卫军政委等职，率领部队转战冀鲁豫苏等省。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韩明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同志，爱护战士，不畏艰险，积极指挥对日作战，发动群众参军支前，千方百计组织后勤供应，并努力争取地方武装，瓦解日伪军，为坚持抗日战争，夺取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韩明继续在部队工作，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政委、政委(旅长李德生)，第三兵团民运部部长等职，曾参加过著名的鲁西南战役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以及淮海战役中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和渡江作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全国解放后，韩明转业到地方，投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1950年至1952年，他在任四川省江津专区专员、地委书记期间，积极领导了当地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和恢复经济的斗争。1953年至1954年在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高教局局长期间，直接领导了西南各省、市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工作。1955年至1963年，在任中央高等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干部管理司、留学生研究生司司长期间，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了不懈的努力。1963年后直至“文革”，他在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兼青海大学校长期间，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对发展青海各族人民的文教卫生、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革”期间，韩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那个所谓“文革”顾问的康生，亲自点了他的名，并指令组织专案审查他达10年之久。但他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坚信党的事业必定胜利。粉碎“四人帮”后，他的问题在中央的过问下一一澄清，最终得到了公正的结论。1979年，被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这期间，他衷心拥护党的三中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了信心。
1981年，韩明调到山西省政协工作。党中央提名他任省政协副主席，未经正式选举而逝世。其时，他虽患重病，身体虚弱，但仍以极大热情努力了解山西各项工作的情况，对家乡的巨大变化极为振奋，积极参加了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和各项学习，总想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他的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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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明忠诚党的革命事业，党性和组织观念很强。凡是组织决定的事，毫不动摇，坚持执行。1963年从北京调青海工作时，有些同志看到他身体瘦弱，担心他难以适应高寒气候，劝他慎重考虑。他不但自己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决定，还把全家六口人先后一个不留地迁到了青海。当他爱人说出想留一人在北京时，他说：“共产党员四海为家，如果调走的人都把子女留在北京，北京岂不会人满为患?”“文革”期间，在遭受迫害、受审查的十多年中，他从未搞过假供、反供。有时专案人员拿某某中央负责人的话压他，他正气凛然地说：不管是谁讲的，不符合事实的话，我宁死也不能承认。那时，他已年近古稀，身患重病，还经常带病伏床执笔向省委提供详细材料和调查线索，实事求是地申述自己的历史情况和意见，累计达数十万字之多。在受审查期间，生活费最低时每月只发20元，他宁愿节衣缩食，仍坚持按原工资比例交足党费，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从青海调山西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并立即办理了调动手续。青海工资比内地高许多，有关同志考虑到搬家时用钱较多，有意等他把家搬完后，再给他转工资关系，这样就比调令晚了两个月。他为此很不高兴，严肃地说：“别以为这是小事情，这关系到一个党员的组织纪律性问题，调令就是命令，调令一下就应立即执行，拖延不办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韩明工作勤恳，生活朴素，严以律己，廉洁奉公。他虽然念过大学，留过洋，但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厌恶奢侈，不讲排场；他虽是领导干部，但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以普通一兵要求自己。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吃食堂饭，并再三嘱咐爱人，要拿出更多的时间为党工作，不要围着锅台转，陷于柴米油盐的琐碎家务中。在北京住招待所时，主管膳食的同志看他年老体弱，主动提出给他开小灶，也被他婉言谢绝，坚持和其他客人一起吃大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个个工作上进，学习努力，吃苦耐劳，经常受到学校和所在单位的好评。两个儿子结婚时，除购置几件必需的简单用品外，不请客、不收礼。韩明因南征北战，身体一向不好，“文革”前，曾有多次疗养机会，但他却未住过一天医院，未休养过一日。有时感冒发烧，烧一退，照常坚持工作。到青海工作时，他不顾自己年逾半百身体孱弱，积极响应组织号召，连续下乡搞了三期“社教”，时间近两年，除回省城开会外，基本上没有因个人私事回过家。他经常穿一件旧军装奔波于青海山区农村，访贫问苦，坚持与群众实行“四同”。青海的同志每谈及此，深表敬佩。
韩明性情耿直，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与旧职员的本质区别之一是在人的关系上坚持党的原则，不拉山头，不结宗派，一切以党的全局利益为重。他和同志们除了正常的关系外，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关系。至于以权谋私，请客送礼之事更是与他无缘。对于那些拉拉扯扯、互谋私利的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他曾气愤地说：共产党员如果都像那样，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有些关心他的朋友在背后向他爱人说：像韩明这样的人，在目前情况下吃不开，最好还是顺应潮流，凡事不要太认真才好。韩明听到这些话后表示：“我宁愿吃亏当傻瓜，也不能放弃原则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不正之风，那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情!”
韩明因病于1982年3月24日在太原逝世，终年71岁。在他病重期间，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他的生前好友，曾分别前往医院和他的住所看望。在他逝世以后，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中央教育部，四川省江津地委和行署等单位和生前好友李德生等都发来唁电，深切悼念韩明的逝世。
中共山西省委根据韩明生前意愿和一贯作风，从简办理丧事，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太原双塔革命公墓。
( 责编兴 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