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正值皇太后的寿诞，初九的下午，山西省的官府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
　　他叫王肇基，自称是个“读书人”，要在皇太后的生日期间以自己的方式“尽小民之心，恭祝皇太后万寿”，向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
　　王肇基看起来有些疯癫，所投诗联也十分粗鄙。在这番“祝寿”的诗联后面，还附了一小段“议论”，词句颠三倒四，内容拼凑了孔孟、程朱的观点和民间的闲话，大致是评论时政的意思。
　　按照乾隆皇帝登基之初的常理，献文献策者纵使粗陋，也因“广开言路”的政策不必获罪。更重要的是，皇太后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若是理智清明的人，自然不敢到地方官府，自呈诗文涉及两宫。
　　这样一个跑到官府为皇太后献诗、“摘抄”典籍献策的疯子，无论是地方官还是皇帝大概都会一笑置之，最多打上几板训诫一下便是。泱泱大国，有太多军政要事等着当权者集中注意力解决。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桩发生在乾隆十六年、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疯人献策”案，结果竟是乾隆皇帝亲自下令将王肇基“立毙杖下”，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且有明显疯癫迹象的人处以死刑的首例。
　　这不是清代的第一起文字狱，却是极其残忍、荒诞的乾隆朝文字狱大开杀戒的一个坐标。
　　文字狱，古已有之。远到西汉杨恽因作《报孙会宗书》被腰斩、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近到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朝上的“年羹尧案”“吕留良案”，文字狱足够残忍，在前现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什么新鲜的统治手段。
　　但乾隆皇帝的文字獄，还是太特殊了。从数量上来说，有清一代，顺治至雍正三朝，文字狱为30余起，乾隆一朝，却达到130起以上，可谓“一朝抵三朝”；自惩戒方式上来看，更是丧心病狂，杀人如麻，连患病的疯子也不放过，死去的旧人也要挖出尸骨羞辱，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乾隆十六年，是一切的开始。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念之间

　　时间拨回到王肇基献诗前的一个月。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乾隆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乾隆朝有名的耿直臣子孙嘉淦所作，但语言粗鄙、内容荒诞，应该是伪托。
　　这份奏稿的内容是攻击乾隆皇帝失德，煞有介事地将皇帝的错误总结为“五不解，十大过”：皇帝南巡，浪费民脂民膏；金川之役，滥杀无辜官员；日常生活，追逐荒淫无度……最后，这份奏稿对整个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皇帝如此失德，又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个王朝应该存在吗？
　　震惊、不解、委屈与恐惧同时浮现在乾隆皇帝的心头。
　　如果将君民比作新婚夫妇，乾隆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丈夫。在为政的这16年间，他减轻刑罚、减免税粮、平反冤案，恩待群臣百姓，用尽全力地释放自己的善意、关怀，展示自己的“仁政”。
　　这桩进行中的已经16年的婚姻也应该尚在蜜月期。从乾隆此前搜集到的臣民们的反馈，几乎都是“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是“乾隆钱，万万年”的死心塌地。
　　他以为“妻子”会一直这样想的。毕竟，他与“前任”—父亲雍正皇帝，有太多的不同。

这桩进行中的已经16年的婚姻也应该尚在蜜月期。从乾隆此前搜集到的臣民们的反馈，几乎都是“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是“乾隆钱，万万年”的死心塌地。

　　比起父亲，乾隆更加开明克己、爱民如子，也更加仁慈公正。仅仅拿文字狱这一件事情来说，雍正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而乾隆在即位之后，即刻进行了拨乱反正，将雍正因文字狱诛杀的士人头颅自城墙摘下、赦免连坐之人、放还涉案人员亲属。为了刹住文字狱的车，乾隆还规定“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在这样的引导下，虽然偶有士人因离经叛道造成风波，但乾隆的批复大多都是“适可而止”，相关惩戒都在情理之中。这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宽松时期，文人们拿起雍正年间闲置的笔墨，开始吟诵风月、评点古今。
　　在一片和谐里，乾隆十六年以前的皇帝，一直以为自己这样的“仁政”能够换来至少公平的评价。但“五不解，十大过”的出现击碎了他的梦想。而细细查下去，本以为这不过是“少数人的讹传，很快就能找到源头并销毁”的皇帝发现，这份奏稿早已传遍了全国各地，被他施以仁政的百姓们，显然对那些过往的“善政”没什么印象，对正面而枯燥的奏章没什么了解的兴趣，却对轰动、刺激、真实性不明的小道消息愿意付出足够的时间精力，疯狂追逐、传抄。
　　“冤头债主”是不可能寻到了。乾隆十六年到乾隆十七年的两年间，震惊而委屈的皇帝放下了手头的其他工作，发布无数谕旨，命令全国各级官员行动起来，追查“五不解，十大过”的元凶。但传抄人数实在太多了，数千人不断被捕入狱，“五不解，十大过”扩散得更加广泛了，始作俑者却依旧在浩浩人群中捕捉不得。最后，乾隆只好将两名传抄过这份奏稿的低级武官认定为主谋，杀掉结案。
　　独自坐在养心殿中“复盘”整件风波，自诩明君的皇帝发现，一直以来，自己脑海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实际上可能毫无意义。这些热衷传抄八卦、迷恋劲爆指责的“愚民”们只会牢牢记住那些被挞伐的痛苦，而不会记得自己的仁厚。他开始思索，是不是自己从前奉行的儒家的那一套其实都是谎言？
　　乾隆拾起了读书时期颇为厌倦的《韩非子》，在极度的自我怀疑里，他在《韩非子》中找到了方向与安抚：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道德教化，要手握“法”“术”“势”，用缰绳和鞭子，而不是太阳与春风来统治。
　　委屈的心情勉强过去了之后，环视整个皇宫，乾隆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五不解，十大过”的最后，是对皇位的质疑和挑战，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觊觎。对皇权的垂涎是“刁民”的痴梦，无论他们吃得饱不饱，总有人做着“皇帝梦”，对他兢兢业业守护着的江山虎视眈眈。今天只是散播谣言，那明天呢？会不会结党营私，成立帮会，起义夺权？ 　　绝不能坐以待毙。
　　杀戮开始了。

学会沉默

　　从乾隆十六年的锥心，到此后的赶尽杀绝，“文字狱”看起来像是被百姓流言伤透了心的贤明君主一时被愤恨迷了眼，一念之间疯狂报复的故事。
　　但“文字狱”，其实从来和文字本身没什么关系。以文字做抓手、为理由大加挞伐的背后，是权力、政治的博弈，是“如何统治”的审慎思考。
　　从没有什么强权，是“一念之间”。
　　这些荒诞不经的文字狱背后，是乾隆异常清晰的统治脉络。在看似凌乱的杀戮、“一念之间”的生杀予夺中，有皇帝自己缜密的想法。
　　“五不解，十大过”带来的彻骨寒凉，乾隆一刻也不敢忘记，那是面目模糊的社会底层群众给他“盛世幻想”的致命一击。所以，比起前朝文字狱“主攻”士大夫阶层，乾隆朝的文字狱将枪口对准了社会底层。“失意文人”、民间宗教组织，甚至是大量言行错乱的疯子，都是乾隆打击的重点。
　　在乾隆看来，影响社会稳定，最危险的一群人就是“失意文人”。这些读书人功名心极强，读书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一旦不遂其愿，就会利用自己的浅薄学识，“好心”进谏，兴风作浪—比如“五不解，十大过”，显然是某个识文断字、心存不满的“失意文人”的作品。所以，乾隆要求，各地的“失意文人”应当成为排查重点。
　　而民间宗教组织，更是农民起义滋生的温床。那些对皇权抱有幻想的人若是以某类文书、某种信仰为桥梁集结到一起，逐渐“抱团”，定然会对政权造成严重的威胁，要把他们及他们的思想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凡是在乡野中搜到有“邪书”、谈及政治的碑文一类，都当严惩。
　　最后，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疯子。按照常理，对于病人的狂言，皇帝本应该不屑追究。但乾隆认为，这些疯人没疯的时候也不会是什么“良民”，正是健康时对皇权、社会充满怨恨，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颠倒黑白，扰乱民心—更何况，真疯还是假疯也很难界定，那就应该一律杀掉永除后患。

“文字狱”，其实从来和文字本身没什么关系。以文字做抓手、为理由大加挞伐的背后，是权力、政治的博弈，是“如何统治”的审慎思考。

　　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举报”运动。任何写有文字的纸片都可能成为满门抄斩的罪证，百姓赶在官员查验前在自家掘地三尺，焚烧任何可能惹火的文书，而失智的疯人，连带他们的家属，都成了乾隆用来烘托恐怖气氛的殉葬品。在大兴文字狱的34年间，乾隆皇帝对每一件文字大案“事必躬亲”，犯人的生死也常在他的一念之间—而因为过于“杯弓蛇影”的心态，大多数的“文字狱”案件都以“永除后患”的灭门判决收场。
　　但似乎也有例外。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巡，一个年轻人献给皇帝一本自己写的书，是以《易》解《诗》，可谓正好撞在了大兴文字狱的枪口之上。
　　但仔细盘问下来，这位名叫冯起炎的秀才，如此大胆的原因竟然是为了爱情。他家境贫困，又爱上了自家的两位表妹，想都娶来为妻。自己没有能力，科举又落败，便想出奇招，要献书给皇帝，让皇帝为自己赐婚。
　　面对这荒唐的行为，乾隆罕见地没有杀头、灭门，而是将冯起炎发配到北大荒了事。
　　这看起来难得的“网开一面”，实际上也不过是乾隆皇帝对文字狱“实施效果”构想中的一部分。为了爱情献词的冯起炎对政治没有任何企图，那么哪怕他将文字主动呈于御前，也可以放他一条生路。
　　在精心营造的、阴晴不定的恐怖气氛中，皇帝想让惊惧的官员、百姓明白：安安分分过日子就行。无论你是否读书识字、家中藏书几何，无论是真心谏言还是觊觎皇位，如果想要活下去，就要学会沉默。

无菌“盛世”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年初，河南光州的祝万青被人举报，说他家的祠堂所悬对联有大逆不道的严重问题。
　　对联为“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匾额则是“豆登常新”。举报者认为，这样气势恢宏的文字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平民百姓用在自家的祠堂，就是绝对的僭越。
　　虽然这指控今日看来足够荒唐，但如果祝万青会因这一举报家破人亡，也绝不会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从文字狱开始至今，荒唐的冤狱、匪夷所思的戏码几乎天天上演。地方官更是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祝氏的“斩立决”和对他们明察秋毫的嘉奖。
　　但这一次，皇帝没有批复想象中的结果。令人意外地，乾隆训斥了上报的官员，说这是明显的诬告，百姓自家的祠堂对联匾额常常都是乱凑字句，文理不通，根本称不上什么大逆不道，如此“吹求字句”，就是助长了刁蛮之风。

　　掘地三尺也要“吹求字句”的皇帝停下了杀戮的手，通过祝万青一案及此后的《慎余堂集》案，他向文武百官及百姓们传达“文字狱即将谢幕”的信号，促使各级官员逐渐放弃对文字的吹毛求疵。乾隆四十八年之后，文字狱稀稀落落，冤假错案显著减少，乾隆五十年后，随着《奈何吟》一案的审结，34年的腥风血雨终于落幕。
　　迟到的宽容降临了—或者说，是皇帝尝到了胜利的果实，“鸣金收兵”了。
　　从“五不解，十大过”开始的这34年文字狱运动，以极端恐怖的手段，将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甚至仅仅只是忧心政治的思想扼杀在摇篮里。
　　以鲜血、以生命、以熊熊大火，乾隆完成了一次全社会范围内的“无菌处理”活动。有头脑、有政治抱负，甚至只是热爱遣词造句的人，都已经尸骨无存、后继无人；毫无标准、生死一念的各类惨绝大案，禁锢了所有还活着的人，他们不发一言，谨小慎微地藏起自己，只求苟活；至于那些更好对付的禁书、禁文，也早已付之一炬，成为历史的灰尘。

掘地三尺也要“吹求字句”的皇帝停下了杀戮的手，通过祝万青一案及此后的《慎余堂集》案，他向文武百官及百姓们传达“文字狱即将谢幕”的信号，促使各级官员逐渐放弃对文字的吹毛求疵。

　　一切看来如此圣洁、干净，令人满意：乾隆用自己阴晴不定的恐怖文字狱，为这“盛世”加上了一层无菌的外衣—它没有、也不可能再敢生长出任何居心叵测的杂质。
　　只是乾隆忘记了，无菌的身体才是最容易被入侵的病躯，没有任何“细菌”存在着的国家社会，终究是大厦将倾。
　　文字狱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而更惨重深远的影响，是乾隆皇帝消灭了“细菌”，也打断了士人的脊梁。
　　历代以来，士人“守护社会良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报效国家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作用和位置、尊严与功名的想法在这里破灭了。乾隆的恐怖文字狱要求读书人们低下高瞻远瞩的头颅、弓起承担国运的脊梁，“著書只为稻粱谋”，只专注而短视地“活着”，抽空他们的灵魂，模糊他们的位置，让他们除了遵守皇帝谕旨和尽力敛财之外，再无其他的想象。
　　一个“一尘不染”，又失去脊梁支撑的庞大躯体，如何在风云变幻中拥有抵抗力？
　　乾隆之后的中国，农民起义、外敌入侵纷至沓来。“无菌”朝代之后，清王朝彻底病入膏肓。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乾隆苦心经营、自以为无懈可击的政权，进入了耻辱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