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计划白皮书明确提出，“脱离欧盟之后，我们将获得与世界各国达成全新自由贸易的机会。我们将在自由贸易原则下，大力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继续支持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英国脱欧一度被视为经济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然而，特雷莎·梅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表明，脱欧决不意味着英国将走向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道路。
　　特雷莎·梅在上台之初便已经意识到，民生问题乃是最终左右公投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数次在重要演讲中强调，新政府始终以实现普通大众的福祉为目标，不为特权群体的利益所驱使。为此，梅政府加速落实了包括“购房援助计划”在内的多项既可拉动内需、又可惠及民生的政策。这些政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而缓和英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但是，放眼整个世界经济市场，梅政府显然并不打算以退守国内市场为代价，保护普通大众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免遭可能的冲击。英国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拓展双边经贸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如特雷莎·梅所言的“符合各阶层人民共同利益的全球化新样式”。
　　在国际多边贸易谈判普遍难产的背景下，双边金融合作将成为英国政府借力全球合作的重要手段。英国一旦事实上脱离欧盟，后者极有可能会制定一系列区别性政策，削弱英镑在国际货币结算中的地位，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会因此受到冲击。然而，英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优势并不会因为脱欧而完全丧失。对于国际游资而言，英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与低税收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其持久的吸引力。为减少脱欧对英国金融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梅政府正在积极布局，试图与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日本、韩国在内的亚洲主要经济体建立深度合作关系。英财相菲利普·哈蒙德上任后迅速访华，随行人员包括汇丰银行、维珍理财、安本资产管理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标准人寿保险公司等重量级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管，足见英国金融服务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2016年11月特雷莎·梅访印，英印之间的金融合作成为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
　　尽管金融服务业对于整个英国经济意义重大，但需要看到的是，金融业的发展并不能够缓解英国普通大众的“被遗弃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卡梅伦政府对内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对外灵活布局，由此，相较于西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英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成果斐然。然而，脱欧公投的结果表明，在相当一部分英国普通大众看来，自己非但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益，反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牺牲品。一方面，紧缩的财政政策直接導致了医疗、教育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背靠世界市场，尤其是世界金融市场所取得的经济复苏红利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精英手中，社会内部严重失衡。对此，梅政府试图通过降息等积极的货币政策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而扩展中下层民众的就业渠道。与此同时，实行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投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创造就业岗位、拉动内需。
　　然而，日益趋紧的国家财政很难在现有条件下有效地应对振兴经济的巨额政府投入需求。面对困境，梅政府正在为英国经济的发展谋求更广阔的合作平台。以英国旨在促进其北部地区发展的“北部中心动力计划”为例，由于无论就技术层面还是直接投资层面而言，中英均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在2016年11月举行的第八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期间，英国政府向中国投资者开放了总价值高达50亿英镑的13项投资项目。由此可见，出于现实考量，脱欧后的英国不可能选择逆全球化的经济发展道路。
　　脱欧公投与公投后英国的经济政策鲜明地揭示了资本发展本身的趋势与界限。资本对价值无限增殖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经济发展与阶层特权间的共生关系。脱欧派民众意识到了后者的问题，却仅仅寄希望于对前者进行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想法显然是非历史的，进而也是非现实的。梅政府的经济政策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对于英国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帝国而言，脱欧绝不意味着放弃对世界市场的积极介入，如何处理好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平衡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冲突，才是摆在梅政府面前的切实问题。与此同时，如何在英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期处理好中英双边经贸关系、实现合作共赢，也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切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