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在《原诗?外篇》中的批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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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原诗》作为叶燮重要的著作,《原诗》不同于一般的诗评体著作,具有很强的体系性和批判性。在《原诗·(内篇)》中主要是叶燮关于诗歌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理论阐述,而《原诗·外篇》则主要是叶燮的诗歌批评论与批评实践。《原诗·外篇》出发探究叶燮在《原诗·外篇(下)》中的批评实践进行论述,以期得出叶燮诗歌批评论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叶燮;《原诗》;批评实践
  叶燮的诗歌批评实践不仅体现在《外篇(下)》中,在叶燮提出诗歌理论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进行自己的批评实践,但《外篇(下)》主要是叶燮对历代诗歌进行批评实践,因此在这里主要是对叶燮在《外篇(下)》中进行的批评实践的整理。
  叶燮首先对六朝诗人,特别是陶潜、谢灵运、沈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点评。叶燮认为陶潜、谢灵运、谢朓三人最为杰出,“可以鼎立”,认为“陶潜湛远、灵云警秀,眺高华。各辟境界、开生面,其名句无人能道。”[1]且三人之中,叶燮对陶潜最为推崇,叶燮认为“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2]叶燮非常看重胸襟,但是依然给陶潜“胸次浩然”的评价可见叶燮对陶潜的评价之高。相比较于对陶潜的高度评价,对沈约则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认为沈约为“最下者”“几无一首一语可取”。叶燮对沈约批评主要是因为“以四声八病、叠韵双声等法,约束千秋风雅,亦何也!”[3]“四声八病、叠韵双声”被叶燮认为是作诗之死法,从前文可以叶燮对死法十分反对,因此对沈约这种作诗之法较为反对,所以对沈约进行了较为强烈的批评。
  叶燮其次对唐代诗歌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评价,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诗人也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点评。叶燮首先对李白进行评价。他认为李白诗歌之所以“出类拔萃”,与杜甫齐名,“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也。”[4]这种气,叶燮认为“大之即舜禹之巍巍不与;立勋业可以鹰扬牧野,尽节义能为逢比碎首。立言而为文章,韩愈之所言光芒万丈。此正言文章之气也。”[5]这是抓住了李白诗歌驰骋纵横、高标出群的积极浪漫主义特点。[6]
  叶燮所言的这种“气”,在前文已经论述过“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7],是创作主体的“才识胆力”与创作客体的“理事情”两方面的因素交融后生出来的一种气质。叶燮所言的“气”,和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相同,它是以诗人的人格为基础的。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大致指人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与态势,反映到诗文里就是文辞间流露出的气势。
  对盛唐时期高、岑、王、孟四位诗人进行评价。叶燮认为:“高岑相似,而高为稍优;孟则大不如王矣。”[8]高适的诗“沉雄”不弱于杜甫的诗,岑参的七言有佳句,但是却“无全篇”,因而处于高适之下;王维的五言最为出色,孟浩然则“无缥缈幽深思致”,因而不如王维。然后叶燮以白居易与李贺为中唐诗之代表,认为白居易的诗歌有时虽然过于平淡,但是“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9]白居易的诗是在“俚俗”之语中深藏“雅正”。叶燮推崇王世贞对李贺“奇过则凡”的评价。对于晚唐诗歌,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它,认为不应该推尊盛唐而摒弃晚唐,因为它们各有特点,都是时代的反映,不能脱离时代去绝对区分好坏。叶燮从诗歌的“气”入手,对晚唐诗歌“衰飒”的特点,“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10]“衰飒”指衰落萧索。前人以“衰飒”贬斥晚唐诗歌,叶燮却认为“衰飒”虽然是晚唐诗歌的特点,但是并不是缺点,他于是从气候不同,但气候无高低贵贱之分入手,用四季类比唐朝诗歌发展。他说:“盛唐之时,春花也。桃李之秋华,杜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11]叶燮以四季气候比喻诗歌的时代风格,从而论证盛、晚唐诗无优劣之分,肯定晚唐诗的成就,具有通达的诗史眼光。同时以“幽艳”二字准确概括出了晚唐诗歌在内容方面的沉寂,清淡,在艺术方面的笔力纤弱,然而思致深细的美学特点。[12]
  然后是对宋朝诗歌的批评实践,这里主要选取了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叶燮认为这二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对于梅苏二人的高度评价主要是因为二人能“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13]“昆体”指西昆体,是北宋初艺术上宗法李商隐,诗歌追求辞藻华丽,精工细琢,喜好用典。叶燮对梅苏二人的批评标准源于自己提出的“正变”说。
  其次关于应酬诗和游览诗进行评价。应酬诗当时十分盛行,诗集之中“什九有余”皆是应酬诗,但叶燮并不一味的对其进行批评,叶燮认为应酬诗有时不得不作,但作时必须要“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有情”[14]。其次是游览诗,叶燮认为游览诗要看到存在于山水自身之“性情气象”,同时从自身所见、所听、所行为根基,从自身的感悟出发作诗,这样才能作出“无愧”的游览诗。“诗以言性情”是叶燮对诗歌本质的一种认识,叶燮认为诗歌要表达作诗者自己的真情实感,要以自身之所见、所闻、所感来作诗,来描摹山水的性情与气象,最终达到作诗者自身性情与山水之间的结合。
  最后,叶燮对何景明与李梦阳展开了自己的批评实践。叶燮认为何景明与李梦阳取法宋元却不承认,“既已似宋,则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进退前人邪?”[15]其次,何景明与李梦阳未认识到唐之后的诗歌的精髓,且想要自立门户,“窃以为李之斥唐以后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门户,压倒唐以后作者。”[16]叶燮认为李、何二人有互相标榜的弊病,“李与何彼唱予和,互相标榜,而其言如此,亦见诚之不可揜也。”[17]叶燮从以上三个角度论证以何景明、李梦阳为主的复古派的主张的欺世盗名,揭露复古派“独尊盛唐”主张的狭隘与谬误。
  叶燮的诗歌批评理论并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针对当时复古、求新和不客观等不合理的诗歌主张而提出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实践中也较为客观的进行,认为后代之诗并不一定不如前代之诗,从历史观的角度上给予当时诗人作诗的希望。   作者简介
  一作:应志强(1996-),男,汉族,安徽省阜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马列文论与批判理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省海口市,570100。
  二作:李海洋(1996-),男,汉族,安徽省阜阳市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安徽省太和八中,安徽省阜阳市,236600。
  注释
  [1][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2][清]葉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3][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4][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5][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6]陈长义:《试论〈原诗·外篇〉》,《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9页。
  [7][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10][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11][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12]陈长义:《试论〈原诗·外篇〉》,《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20页。
  [13][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14][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15][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16][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17][清]叶燮、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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