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由于今年5月1日接受父亲明仁天皇让位的皇太子德仁将正式登基，这个一年一度的施政演说就成了平成年间的最后一次。从各种角度来说，它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激烈变化的平成时代

　　1989年1月，55岁的皇太子明仁即位成为日本第125代天皇，改元“平成”。正如安倍首相在施政演说开头的解释，“平成”这一年号出自两部中国古籍：一是《史记·五帝本纪》的“内平外成”，一是《尚书·大禹谟》的“地平天成”，其意均为一切安排妥贴、井然有序、平和守成。在平成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回顾过去这30年，令人不得不感叹这个年号的制定者确实思虑深远，颇具战略视野和发展眼光。
　　无论对于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1989年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节点。战后40多年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动摇甚至瓦解，进入长时期的动荡、分化和调整状态。
　　1989年，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均开始发生重大转折。政治方面，随着左翼阵营的瓦解，以“保革对立”（即右翼保守势力和左翼革新势力的对立）为特征的“55年体制”分崩离析，同时保守阵营内部也发生分化，逐渐转为“保保竞争”（即自民党和民主党等保守政党竞争执政地位，左翼政党已极为式微）。这一转折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89年工会总评议会（总评）解体，这曾经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工会组织，也是日本最大左翼政党社会党的基础。经济方面，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正位于最高点，但从5月开始日本央行连续大幅上调贴现率，同时控制房地产投资，股价和地价开始暴跌。由此产生的不良债权令日本银行纷纷产生经营危机，继而导致中小企業的“多米诺式”倒闭风潮。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进入长期低迷的调整期，即通称的“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20年”。社会方面，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初步显现，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政府开始制定相关政策。198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滑到1.57，创造历史新低，形成了著名的“1.57冲击”。
　　1989年作为国际关系史的转折点更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该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不仅象征着东西德国走向统一，也成为冷战格局走向结束的标志。随着东欧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和随后苏联解体，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美苏争霸的两极国际格局都在短期内宣告终结。东亚作为冷战的最前线之一，地区格局也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因素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冲击。
　　30年过去，在平成时代即将结束的2019年，日本内政外交的变化仍在继续，甚至速度更快。这个快速而剧烈的变化也成为安倍施政演说贯彻始终的主题。他在总结第二次安倍内阁以来主要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年即将落地的新措施，即如何应对上述变化，保持日本的繁荣和优势。

解决少子老龄化成为“国本”

　　正如安倍在演说中指出的，少子老龄化是日本持续增长的“最大课题”。演说第二到第四部分的题目分别是社会福利、经济发展和地方振兴，但其核心都在于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
　　平成时代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政府的对策也不断完善升级。200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跌到1.26的历史最低点，2018年新出生人口为92.1万，创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新低，连续三年不足百万。与此同时，2016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例为27.3%，预计到2060年将上升到40%。两相夹击之下，日本15?64岁的劳动人口将从目前的60%下降到2060年的50%。因此，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到2003年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育儿支援对策推进法》，再到2014年的《城市、人、工作创生法》及其“远期愿景及综合战略”，平成时代日本政府制定了不断升级的少子老龄化对策。
　　纵观这些政策，其不断成熟的主要表现就是不再把少子老龄化看作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事关日本国家前途的综合战略问题。日本政府和社会都意识到，单靠提高生育率已经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劳动模式，把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开发到极致，适应科技的加速度创新，才能保持日本经济的创造力和综合国力的领先优势。因此，2016年安倍政府制定了“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提出2025年将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8，使日本人口在50年后仍维持在1亿。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措施是《工作方式改革实行计划》，通过实现工作方式多样化，消除超时工作和临时雇员同工同酬等问题，激活潜在劳动力资源、提高现有就业者工作效率、鼓励国民参与创新工作。
　　同时，安倍政府对日本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力度空前的改革，向“全世代型”社会保障转变。安倍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不少新的福利改革措施，如幼儿园和公私立高中教育无偿化、对让员工超时劳动的大企业严厉惩罚、减少老人的介护保险金额、将雇佣年龄限制从65岁延长到70岁等。这些与业已推行的措施一起，将减轻劳动人口在生育和照顾老人上的时间和经济压力，增加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率，同时提高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意愿。
　　安倍在演说中多次强调这些改革要以“异次元”的速度进行，体现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主要来自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高速技术进步，日本如果没有数量充足、素质良好的劳动力参与到这波创新浪潮中去，就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加速变化。因此，日本将加强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入。日本国会于2018年11月通过引进外国人才法案，计划大规模引入具有“特定技能”的高水平专业人才，今年4月开始实施。此外，计算机编程明年开始将成为日本所有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科技创新“从娃娃抓起”。
　　此外，安倍首相在演说中还宣布要通过提供大额补助金等形式鼓励年轻人从大城市搬迁到地方创业工作，促进地方复兴和国家平衡发展。
　　可见，面对少子老龄化不断加剧与科技创新不断加速之间的巨大矛盾，日本全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安倍政府下定决心在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整体变革，来消除这场将会影响国运的危机。

对外政策强调“自立”

　　施政演说的第五部分是日本外交政策。与内政相比，这一部分的阐述更为简明扼要，用四个小节概述了自由贸易、安保政策、外交成就和全球问题。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包括重申日本必须高举自由贸易大旗、肯定中日关系回到正轨以及承诺日本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安倍关于安保政策的说法尤为关键。他首先指出在平成之后的新时代要为日本外交打开新的局面，因此要进行“战后外交总决算”;接着重申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轴。但他随之话锋一转，称：“如果没有勇气亲手保护自己的国家，谁都不可能保护你。安保政策的主干只有我国自身的努力。”而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就是，在“与冷战结束同时开始”的平成时代，安全环境发生了剧变，目前严峻性和不确定性都在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因此，日本要“在新的防卫大纲下，通过自身努力从根本上强化防卫体制，扩大自身能够发挥的作用。保持在网络和宇宙等新领域的优势，以远高于之前的速度推进变革，构筑新的防卫力量”。
　　日本首相在施政演说中如此公开而明确地强调本国在安全领域的“自立”，是非常罕见的，且通常要反复提及的美日同盟只是简单带过。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和特朗普政府的表现，都促使日本调低在安全上对美日同盟的期待值，同时更加坚定自身军事大国化的目标，迈向这一目标的步伐将会更快。
　　之所以说这份施政演说在日本政治历史上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因为它发表在天皇皇位更迭之年，而且因为它集中反映了日本在国家命运节点上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选择。鉴于安倍已经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而且有可能在2021年后继续对日本政府决策发挥决定性影响，无论未来德仁天皇的年号是什么，日本这一关键转变期间实质上都处于“安倍时代”。因此，安倍首相和日本政府必须做出准确判断，坚持正确方向，方能实现本国与地区乃至世界的持久发展与繁荣。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