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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控烟问题，代表烟草行业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作为控烟主体的卫生部经常吵来吵去，这在履约谈判团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而今年初，这股“战火”再次扩大，工信部、科技部、社保部等多个部委先后参战，由一支烟引发的部委斗争愈演愈烈。
积怨已久
其实，国家烟草专卖局与卫生部结下的梁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2001年，时任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技教育司技术监督处副处长的刘刚毅曾责难控烟的卫生部门：“国内的一些卫生组织在‘控烟’问题上，没有完全坚持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负责任地制定了一些不符合国情、超越现实、作茧自缚的‘控烟法规’，使我国的烟草行业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烟草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清楚地记得，当年因为促成民政部取消6家烟草企业“中华慈善奖”和批评国内烟盒包装有违《控烟公约》，她在参加一次公约履约工作总结会时，被几位烟草公司的人公开非难，“当时争得厉害，一位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领导扔过来一句话：‘杨教授，你要经费我可以给你，你不必去拿国外的钱’。”
卫生部门也曾有人想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联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国家上报拆分国家烟草专卖局。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说：“拆分的建议是2007年9月29日我们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次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的，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将会上的意见汇总上报。”
杨功焕也是“拆分”建議的支持者，“导致我国香烟消费出现反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政企不分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她看来，政企不分的体制产生了一个矛盾：《控烟公约》于2006年1月9日正式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局一方面肩负立法、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又承担促进中国烟草产业发展，增加生产销售的职责，既具有行政职能，又承担经营任务。因此，能否拆分烟草专卖局成为控烟是否成功的关键。
“早在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通知，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职能作出调整，要求‘逐步实现政企分开’。因此我建议在未来的机构改革中，应将中国烟草总公司从现行的国家机构中剥离。”杨功焕说。
上报建议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在2008年的机构调整中，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被管辖权从发改委划拨到了工信部。
不过，这一变化很快又受到质疑。
自2003年中国签署了《控烟公约》后成立了以发改委为组长、卫生部和外交部为副组长，8部委（财政部、国家工商局、国家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组成的履约协调机制，全面负责中国的履约控烟工作。2008年3月，组长单位改由工信部承担。
“由工信部当组长，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模式，怎么可能管好烟草？”卫生部官员表示，控烟和发展烟草业来自同一政府部门，这在其他国家是不会出现的。
而事实上，中国近年来控烟效果不佳，烟草经济却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卷烟销量上升到2.4万亿支，比2004年增加了28.76%，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如果站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这绝对是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如果站在民众的健康和公众卫生条件改善的角度来说的话，完全反过来了。”杨功焕认为，要控好烟，最关键是把政府部门功能和烟草业分开。
多部委短兵相接
除上报建议外，卫生部在地方、部门法规等方面也积极表示,要将控烟进行到底。
2011年，卫生部发布了《控烟部长令》并建立了《中国控烟与健康报告制度》，要求每年公布烟草流行状况及其健康危害状况。其中，无烟奥运行动、无烟医院、无烟学校等禁烟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
但这点成绩，与《控烟公约》要求相距甚远。
今年初，科技部网站公示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参评入围项目，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名列获奖参评名单，该项目简介中还介绍并列举了三年来累计实现的销售收入和利税数额。
消息一出，各界哗然。
4月9日，30位院士联名写信抵制烟草技术参评科技奖，并翻出了已争论数月却至今没有定论的“烟草院士”问题。
信中这样写道：“以科学共同体名义公然违背世卫组织控烟公约的现象已不止此一例。谢剑平教授以其‘减害降焦’研究获得三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更于2011年以此为基础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成功即是明证。‘烟草院士’争议未止，卷烟科技再起波澜——在全面禁烟已成共识的当下，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此类事例，不能不令人深思。”
对于这一指控，国家烟草专卖局解释称，“这不过是照例而行，在过去10年间，已有7项烟草科技获颁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立即针锋相对，“国家科技奖应该鼓励保护老百姓的健康，不应该鼓励类似‘低危害’烟草制品的研究。”
4月17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再次公开表态，中国工程院应该对“烟草院士”一事给出明确的态度。
黄洁夫称，烟草有害是全世界科学家的共识，“我们不是攻击得奖的科学家，也不是攻击院士，我们希望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为了国家的声誉，（中国工程院）应该表态。”
一个月内，卫生部相继对3大部门公开表达“不满”，终于掀开了2012年“多部委战争”的序幕。
5月4日，科技部网站发布了《关于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情况的说明》，称公示期内共收到异议58件，涉及19个项目，占公示项目数2%。其中“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一项就收到异议33件。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会严肃对待各方面提出的异议和意见，并将在公示期结束后，对有异议的项目提出处理意见。
国家烟草专卖局也于近日对外宣布，鉴于“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的异议情况较为复杂，已向科技部提出不继续参加评审的申请。
而这一结果并没有令卫生部门感到满意。
此前曾致信科技部部长，反对烟草入围科技奖的控烟专家杨功焕说：“退出评奖是好的，但相关部门态度不够清晰。”
她表示，该项目退出评审本应该是由于不符合《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精神，而烟草专卖局以“情况较为复杂”作为退出的原因“态度是不对的”。同时，科技部的说明并没有承诺，类似中式卷烟这类有违《科学技术进步法》精神的项目以后不再参加评选。
为了争取更大的赢面，卫生部部长陈竺日前表示，今年将逐步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基本医保。
这一举措，意味着社会保障部也将被拉入 “战局”，医保资金是否应该为烟民戒烟埋单？这一难题明显是逼着社会保障部选阵营、表态度。
各方博弈，前景不明
没有法律和制度撑腰，这场围绕控烟的部委争斗注定是场持久战。
“烟草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一语道破天机。
在媒体的一篇报道中曾提到，烟草行业无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纳税大户，中国有的省份甚至是靠烟草业生存的。
比如云南，2009年省财政总收入达1490.7亿元，烟草行业对全省财政贡献高于45%。而中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在2010年达到5131.1亿元。
烟草带来的巨额税收，令税务部门和财政部在这场控烟运动中也备受责难。
据消息人士透露，“如今提高烟草税仅仅是处于提议的阶段，社会上便出现了烟草税救国、解决就业、拉动经济等说法，甚至连提高烟草税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这样的舆论都出现了。”
卫生部一位专家表示，“加上工信部为烟草公司和专卖局的主管方，利益决定了其不会将控烟作为第一要务来定位烟草工业。就我所知，工信部担任组长后，至今没有开过多少次会，没有拿出一个国家级的控烟计划，更没有立法计划。2010年卫生部等4部委颁发了‘医疗卫生机构全面禁烟’的文件，但这仅仅是在卫生系统内部有效，但对其他公共场所无约束性。”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日前也公开表示，“中国目前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立法现状存在很多不足，地级以上城市中有一半以上还存在控烟法规空白，而且禁止吸烟的场所比较局限，法规内容限定模糊，可操作性不强。”
除了税收和法律外，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根据国际控烟经验，中国如果在禁止香烟变相广告、对控烟的图形警示等方面没有明显约束措施的话，禁烟将谈不上效果。
对于中国烟民而言，最直接的接触物当属烟盒。
以“中南海”香烟——这个颇具政治色彩的符号为例，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不少消费者对“中南海”香烟产生了“受中央国家机关认可”、“权威”、“高品质”等错误印象。
仔细观察“中南海”香烟烟盒就会发现，烟盒上还印有“科技创新生活”的广告词。更夸张的是，有媒体报道说，生产“黄鹤楼”、“红金龙”牌等卷烟的湖北中烟公司正在实施一个全新战略：从天然草本植物中提取香精香料，把中草药健身强体功能用于卷烟，让消费者从淡雅的清香中享受天赐的福祉。
“所有这些广告、包装，似乎在暗示人们，烟草是高科技产品，对人体没有多大伤害。烟草专卖局在烟盒上制造了种种美丽的谎言，这些谎言掩盖了烟草真正的危害性。”卫生部的控烟专家表示，事实情况是，根据全国控烟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和烟草相关的疾病，“也就是说，每30秒就有1个人因吸烟而死亡。”
面对这样的局面，卫生部长陈竺公开表态，无论控烟的难度有多大，都要继续推进。
杨功焕认为，中国早已加入控烟公约，应该由卫生部牵头控烟，以兑现国际承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为第一要务，而不应该由以提高税收、发展烟草业为导向的工信部来主导。
“工信部不能做组长，这个组长应该交给卫生部。这是过去五年控烟不成功的教训。如果我们不积极控烟，中国的烟民可能不是现在3.5亿多了，我们拼命在做，现在仅仅打了一个平手，如果控烟事业被拖延，整个社会的医疗负担将十分沉重。”
而今年初，这股“战火”再次扩大，工信部、科技部、社保部等多个部委先后参战，由一支烟引发的部委斗争愈演愈烈。
积怨已久
其实，国家烟草专卖局与卫生部结下的梁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2001年，时任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技教育司技术监督处副处长的刘刚毅曾责难控烟的卫生部门：“国内的一些卫生组织在‘控烟’问题上，没有完全坚持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负责任地制定了一些不符合国情、超越现实、作茧自缚的‘控烟法规’，使我国的烟草行业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烟草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清楚地记得，当年因为促成民政部取消6家烟草企业“中华慈善奖”和批评国内烟盒包装有违《控烟公约》，她在参加一次公约履约工作总结会时，被几位烟草公司的人公开非难，“当时争得厉害，一位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领导扔过来一句话：‘杨教授，你要经费我可以给你，你不必去拿国外的钱’。”
卫生部门也曾有人想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联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国家上报拆分国家烟草专卖局。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说：“拆分的建议是2007年9月29日我们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次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的，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将会上的意见汇总上报。”
杨功焕也是“拆分”建議的支持者，“导致我国香烟消费出现反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政企不分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她看来，政企不分的体制产生了一个矛盾：《控烟公约》于2006年1月9日正式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局一方面肩负立法、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又承担促进中国烟草产业发展，增加生产销售的职责，既具有行政职能，又承担经营任务。因此，能否拆分烟草专卖局成为控烟是否成功的关键。
“早在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通知，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职能作出调整，要求‘逐步实现政企分开’。因此我建议在未来的机构改革中，应将中国烟草总公司从现行的国家机构中剥离。”杨功焕说。
上报建议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在2008年的机构调整中，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被管辖权从发改委划拨到了工信部。
不过，这一变化很快又受到质疑。
自2003年中国签署了《控烟公约》后成立了以发改委为组长、卫生部和外交部为副组长，8部委（财政部、国家工商局、国家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组成的履约协调机制，全面负责中国的履约控烟工作。2008年3月，组长单位改由工信部承担。
“由工信部当组长，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模式，怎么可能管好烟草？”卫生部官员表示，控烟和发展烟草业来自同一政府部门，这在其他国家是不会出现的。
而事实上，中国近年来控烟效果不佳，烟草经济却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卷烟销量上升到2.4万亿支，比2004年增加了28.76%，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如果站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这绝对是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如果站在民众的健康和公众卫生条件改善的角度来说的话，完全反过来了。”杨功焕认为，要控好烟，最关键是把政府部门功能和烟草业分开。
多部委短兵相接
除上报建议外，卫生部在地方、部门法规等方面也积极表示,要将控烟进行到底。
2011年，卫生部发布了《控烟部长令》并建立了《中国控烟与健康报告制度》，要求每年公布烟草流行状况及其健康危害状况。其中，无烟奥运行动、无烟医院、无烟学校等禁烟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
但这点成绩，与《控烟公约》要求相距甚远。
今年初，科技部网站公示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参评入围项目，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名列获奖参评名单，该项目简介中还介绍并列举了三年来累计实现的销售收入和利税数额。
消息一出，各界哗然。
4月9日，30位院士联名写信抵制烟草技术参评科技奖，并翻出了已争论数月却至今没有定论的“烟草院士”问题。
信中这样写道：“以科学共同体名义公然违背世卫组织控烟公约的现象已不止此一例。谢剑平教授以其‘减害降焦’研究获得三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更于2011年以此为基础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成功即是明证。‘烟草院士’争议未止，卷烟科技再起波澜——在全面禁烟已成共识的当下，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此类事例，不能不令人深思。”
对于这一指控，国家烟草专卖局解释称，“这不过是照例而行，在过去10年间，已有7项烟草科技获颁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立即针锋相对，“国家科技奖应该鼓励保护老百姓的健康，不应该鼓励类似‘低危害’烟草制品的研究。”
4月17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再次公开表态，中国工程院应该对“烟草院士”一事给出明确的态度。
黄洁夫称，烟草有害是全世界科学家的共识，“我们不是攻击得奖的科学家，也不是攻击院士，我们希望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为了国家的声誉，（中国工程院）应该表态。”
一个月内，卫生部相继对3大部门公开表达“不满”，终于掀开了2012年“多部委战争”的序幕。
5月4日，科技部网站发布了《关于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情况的说明》，称公示期内共收到异议58件，涉及19个项目，占公示项目数2%。其中“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一项就收到异议33件。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会严肃对待各方面提出的异议和意见，并将在公示期结束后，对有异议的项目提出处理意见。
国家烟草专卖局也于近日对外宣布，鉴于“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的异议情况较为复杂，已向科技部提出不继续参加评审的申请。
而这一结果并没有令卫生部门感到满意。
此前曾致信科技部部长，反对烟草入围科技奖的控烟专家杨功焕说：“退出评奖是好的，但相关部门态度不够清晰。”
她表示，该项目退出评审本应该是由于不符合《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精神，而烟草专卖局以“情况较为复杂”作为退出的原因“态度是不对的”。同时，科技部的说明并没有承诺，类似中式卷烟这类有违《科学技术进步法》精神的项目以后不再参加评选。
为了争取更大的赢面，卫生部部长陈竺日前表示，今年将逐步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基本医保。
这一举措，意味着社会保障部也将被拉入 “战局”，医保资金是否应该为烟民戒烟埋单？这一难题明显是逼着社会保障部选阵营、表态度。
各方博弈，前景不明
没有法律和制度撑腰，这场围绕控烟的部委争斗注定是场持久战。
“烟草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一语道破天机。
在媒体的一篇报道中曾提到，烟草行业无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纳税大户，中国有的省份甚至是靠烟草业生存的。
比如云南，2009年省财政总收入达1490.7亿元，烟草行业对全省财政贡献高于45%。而中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在2010年达到5131.1亿元。
烟草带来的巨额税收，令税务部门和财政部在这场控烟运动中也备受责难。
据消息人士透露，“如今提高烟草税仅仅是处于提议的阶段，社会上便出现了烟草税救国、解决就业、拉动经济等说法，甚至连提高烟草税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这样的舆论都出现了。”
卫生部一位专家表示，“加上工信部为烟草公司和专卖局的主管方，利益决定了其不会将控烟作为第一要务来定位烟草工业。就我所知，工信部担任组长后，至今没有开过多少次会，没有拿出一个国家级的控烟计划，更没有立法计划。2010年卫生部等4部委颁发了‘医疗卫生机构全面禁烟’的文件，但这仅仅是在卫生系统内部有效，但对其他公共场所无约束性。”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日前也公开表示，“中国目前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立法现状存在很多不足，地级以上城市中有一半以上还存在控烟法规空白，而且禁止吸烟的场所比较局限，法规内容限定模糊，可操作性不强。”
除了税收和法律外，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根据国际控烟经验，中国如果在禁止香烟变相广告、对控烟的图形警示等方面没有明显约束措施的话，禁烟将谈不上效果。
对于中国烟民而言，最直接的接触物当属烟盒。
以“中南海”香烟——这个颇具政治色彩的符号为例，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不少消费者对“中南海”香烟产生了“受中央国家机关认可”、“权威”、“高品质”等错误印象。
仔细观察“中南海”香烟烟盒就会发现，烟盒上还印有“科技创新生活”的广告词。更夸张的是，有媒体报道说，生产“黄鹤楼”、“红金龙”牌等卷烟的湖北中烟公司正在实施一个全新战略：从天然草本植物中提取香精香料，把中草药健身强体功能用于卷烟，让消费者从淡雅的清香中享受天赐的福祉。
“所有这些广告、包装，似乎在暗示人们，烟草是高科技产品，对人体没有多大伤害。烟草专卖局在烟盒上制造了种种美丽的谎言，这些谎言掩盖了烟草真正的危害性。”卫生部的控烟专家表示，事实情况是，根据全国控烟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和烟草相关的疾病，“也就是说，每30秒就有1个人因吸烟而死亡。”
面对这样的局面，卫生部长陈竺公开表态，无论控烟的难度有多大，都要继续推进。
杨功焕认为，中国早已加入控烟公约，应该由卫生部牵头控烟，以兑现国际承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为第一要务，而不应该由以提高税收、发展烟草业为导向的工信部来主导。
“工信部不能做组长，这个组长应该交给卫生部。这是过去五年控烟不成功的教训。如果我们不积极控烟，中国的烟民可能不是现在3.5亿多了，我们拼命在做，现在仅仅打了一个平手，如果控烟事业被拖延，整个社会的医疗负担将十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