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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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七年,唐纳德·拉赫出版了《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前两卷,广博而极富洞察力地阐述了亚洲在学术、文学、视觉艺术等多个方面对西方的影响。拉赫从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写起——那时关于亚洲的知识首次渗入欧洲——着重探讨了他所谓“奇迹的世纪”,即十六世纪,当时欧洲学者开始对这些令人困惑的文化进行系统的探索和分析,显然,也是为了发掘贸易和传教的无限可能性。 前两大“卷”(包括五册庞大而相对独立的著作)致
其他文献
人物简介 郑荃,1950年生。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乐器协会提琴制作师分会会长;国际提琴与琴弓制作大师协会常委。 郑荃最近在帮小提琴家吕思清修复一把小提琴。1987年,他们一个拿了国际小提琴演奏大赛第一名,一个拿了国际提琴制作大赛第一名。那一年吕思清17岁,郑荃37岁。 郑荃的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办公桌和会客沙发之间用一个让人联想到小提琴的弧形阶梯隔开,有一种空间上的
张杰 在获奖感言中,张杰说他最想与家人分享这份喜悦,“多年来,他们一直陪伴着我,特别是我的父母亲,他们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培养了我对科学的热爱和对生活的乐观”;他最想与科研团队的成员们分享这份荣誉,“20多年来,我们一路走来,甘苦与共、情同手足,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此外,张杰也提到了物理学家的责任,他认为物理学家有责任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探索自然界最不可思议的奥秘。 如果
战国是一个巨变时代。但是,战国巨变的主体和主要动力是什么呢?于此我想我们将不得不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游士”——即在战国时期成为一个流动阶层的“士”的活动,尤其是他们“游仕”的活动。这个特征是与后代如此不同,甚至我倾向于将战国时代称之为一个“游士时代”。 所谓“士”,曾经是封建时代贵族的最下一级,但后来凡有一定技能的人——尤其是政治和文化涵义上的技能,这类人也都可以被称之为“士”。所谓“游”,一个
他是一家公司的高管,带着老娘一起生活。几年前,老娘患过脑血栓,说话口齿不清,也很健忘。好在,他妻子很贤惠,特意为婆婆请了保姆。一家人的日子本来过得很和睦,直到他们的儿子出生。 一天,保姆出去买菜了,等妻子回到家,发现熟睡的孩子不见了。她在屋里找了半天,都看不到孩子的踪影。突然,听到阳台有动静,她急忙跑过去:原来老太太把孩子放到了旧纸箱里,还用报纸盖着! 那天晚上,妻子向他讲了白天的事,他也不明
一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说:“在瑞典,文化高于国家,文化高于君王”,因为与政治相比,文学总是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二百年前,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也说过:“作家的法则,作家所以成为作家,作家能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169页)《带灯》以其对于现实的坦诚勇敢和深刻,
近代中国积弱几百年,多少代人都一直在希望国家强盛。强国需要榜样,需要象征,需要激励。 侯德榜(一八九○——一九七四)就曾经是这样一个象征。他拥有众多头衔,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民族化工企业——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总经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工部副部长等,是集顶级学者、优秀企业家和政府高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的精英人物。一九二六年以侯氏为技术核心的永利公司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
从发展经济学到“穷人的经济学” ——蔡昉 在二○○五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一段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联想到近年来政府的一系列“三农”政策,温总理引用的这段话和他本人对于
纳粹的缘起、发展和一度胜利如何可能,原因复杂,绝非可以“一言以蔽之”。在种种阐释的努力中,有人认为,希特勒善于摇唇鼓舌,富于煽动性,把德意志民族欺骗了,德国人民着了这个波西米亚传令兵的道,才跟着他走上了纳粹的不归路。此说固然有避重就轻之嫌,纳粹运动的产生及其得势自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思想、心理等等根源,怎一个“欺骗”了得。但是,纳粹运动的领导层,特别是希特勒本人高度重视舆论和宣传的作
2021年9月1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出席国防部记者会。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9月28日要举行一场听证会,出席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文称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斯·麦肯齐,主题是阿富汗撤军事宜。不过,身为美军最高将领的米利上将另有打算。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去年美国大选以来自己所采取的管控措施、包括所谓“密电门”做出解释。他说:“
中国科幻文学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当代文坛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有一位作者将科幻比做“一支寂寞的伏兵”,认为他们即便不为主流批评界关注,自生自灭,仍可能有“将来的人会在这里找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飞氘:《寂寞的伏兵》,载《上海文学》二○一○年第九期)。科幻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写作,或许给人以程式化的定型印象,更何况在过去社会主义文学机制内,科幻更多被赋予科普和娱乐的意义,缺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