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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下的注释，它写道：“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注释限于篇幅，并没有让读者完全了解这篇文章历史的来龙去脉。其实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党内同信，批判的是当时存在的对时局估量持悲观态度的思想，林彪是这种思想的一个代表。本文即做个基础性的工作，帮助读者对此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
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在此之前，林彪已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时红四军内部争论十分激烈，红军指战员和战士思想十分混乱。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前委，而不赞成成立军委代替前委。在1929年6月8日的白砂会议讨论是否要成立正式军委的问题时，林彪与刘安恭发生了激烈争吵。林彪指出，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摆脱前委的羁绊。就在当晚，林彪送来了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对于当时的情景，时任前委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毛泽东，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也许是年轻气盛为毛泽东打抱不平，或者出于对成立军委主张的气愤，信中措词十分尖锐。林彪在信中说道：“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对于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表示辞去前委书记、离开前委的意见，林彪说道：“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林彪的这番诚恳劝告，毛泽东心里十分感激。因为从“山头”来看，林彪并不属于毛泽东这一边的，而是从南昌起义队伍中来的。但是林彪这样拥护毛泽东，而相反当时一些跟随毛泽东的人却反对他，这使毛泽东对林彪不仅从感情上有种特殊的心理，而且使毛泽东觉得林彪能够看出问题，并且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这可能是毛泽东后来对林彪很信任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6月14日毛泽东写了《给林彪的信》，系统地对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林彪的来信，毛泽东写道：“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此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毛泽东不担任前委书记，代理书记陈毅去了上海，前委机关实际不健全，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敌人又不断围剿，而红军屡战失利。为了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在此次战斗转移中，红军精锐损失不少，第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第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第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这次损失总兵力约1／3，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所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因为自作主张打了一仗，虽然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因此林彪本人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不发零用钱。林彪对身边人发牢骚：打了胜仗，记了一个过。记过还不要紧，扣掉两块零用钱，没烟抽了。此后，部队接连失败的情绪和林彪本人受到处分，都使他心情处于悲观状态，一直郁郁寡欢。直到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职位上，林彪才精神振作起来。于是于1930年元旦以给毛泽东拜年的名义，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征求批评意见。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陈毅在中央举行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在谈到林彪的写信时说：“林彪写了一封信给主席，也写了封信给我，说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好，趁过年之机，我们大家进行一点自我批评，举行一点会议，对我个人有点什么意见，希望提些批评。”林彪在这封信中，再次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和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缺乏信心，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这一建议早在毛泽东尚未回前委，队伍驻在福建上杭和汀洲之间的官庄时，林彪就提出过，并要求前委讨论这一建议，但未获通过。此次他又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可见此悲观论调由来已久。
那么为什么林彪这时仍然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持悲观的估量态度呢?其实从大革命失败后，加上此后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以致在党内和红军内就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开始流露出来。而且随着井冈山斗争环境的艰苦形势越来越严重，林彪便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肖克后来回忆指出：“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的这种情绪甚至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出来，曾在红28团党委会上“多次讲过”。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这种言行应该说影响是很恶劣的。但毛泽东当时并未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在毛泽东的眼中，林彪还是个“娃娃”，因此他曾对何长工说，“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没有放在心上，以致林彪的悲观情绪发展越来越厉害。
1929年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林彪在会上发表了悲观的言论，主张红军在粤赣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林彪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给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者去苏联学习。对于林彪此时的思想变化，由于当时红四军
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在此之前，林彪已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时红四军内部争论十分激烈，红军指战员和战士思想十分混乱。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前委，而不赞成成立军委代替前委。在1929年6月8日的白砂会议讨论是否要成立正式军委的问题时，林彪与刘安恭发生了激烈争吵。林彪指出，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摆脱前委的羁绊。就在当晚，林彪送来了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对于当时的情景，时任前委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毛泽东，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也许是年轻气盛为毛泽东打抱不平，或者出于对成立军委主张的气愤，信中措词十分尖锐。林彪在信中说道：“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对于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表示辞去前委书记、离开前委的意见，林彪说道：“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林彪的这番诚恳劝告，毛泽东心里十分感激。因为从“山头”来看，林彪并不属于毛泽东这一边的，而是从南昌起义队伍中来的。但是林彪这样拥护毛泽东，而相反当时一些跟随毛泽东的人却反对他，这使毛泽东对林彪不仅从感情上有种特殊的心理，而且使毛泽东觉得林彪能够看出问题，并且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这可能是毛泽东后来对林彪很信任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6月14日毛泽东写了《给林彪的信》，系统地对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林彪的来信，毛泽东写道：“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此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毛泽东不担任前委书记，代理书记陈毅去了上海，前委机关实际不健全，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敌人又不断围剿，而红军屡战失利。为了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在此次战斗转移中，红军精锐损失不少，第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第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第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这次损失总兵力约1／3，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所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因为自作主张打了一仗，虽然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因此林彪本人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不发零用钱。林彪对身边人发牢骚：打了胜仗，记了一个过。记过还不要紧，扣掉两块零用钱，没烟抽了。此后，部队接连失败的情绪和林彪本人受到处分，都使他心情处于悲观状态，一直郁郁寡欢。直到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职位上，林彪才精神振作起来。于是于1930年元旦以给毛泽东拜年的名义，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征求批评意见。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陈毅在中央举行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在谈到林彪的写信时说：“林彪写了一封信给主席，也写了封信给我，说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好，趁过年之机，我们大家进行一点自我批评，举行一点会议，对我个人有点什么意见，希望提些批评。”林彪在这封信中，再次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和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缺乏信心，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这一建议早在毛泽东尚未回前委，队伍驻在福建上杭和汀洲之间的官庄时，林彪就提出过，并要求前委讨论这一建议，但未获通过。此次他又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可见此悲观论调由来已久。
那么为什么林彪这时仍然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持悲观的估量态度呢?其实从大革命失败后，加上此后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以致在党内和红军内就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开始流露出来。而且随着井冈山斗争环境的艰苦形势越来越严重，林彪便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肖克后来回忆指出：“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的这种情绪甚至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出来，曾在红28团党委会上“多次讲过”。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这种言行应该说影响是很恶劣的。但毛泽东当时并未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在毛泽东的眼中，林彪还是个“娃娃”，因此他曾对何长工说，“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没有放在心上，以致林彪的悲观情绪发展越来越厉害。
1929年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林彪在会上发表了悲观的言论，主张红军在粤赣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林彪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给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者去苏联学习。对于林彪此时的思想变化，由于当时红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