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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春天，18岁的林伯渠告别家人和师友，与湖南数十名官费留日学生由长沙乘船出发，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轮东渡日本。置身于碧波无际的大海之上，林伯渠无暇欣赏美丽的海景，手捧着一本《近世社会主义》，津津有味地阅读。该书由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这本十几万字的书第一次比较系统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书的附录部分介绍的15篇重要参考书目中，还提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这本书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个伟大人物叫马克思，是主张共产主义的。
到东京后不久，林伯渠进入日本弘文学院学习。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林伯渠日益倾向革命。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东京筹备组织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参加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现场聆听了孙中山激情澎湃的演说后，他决心追随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不久，经黄兴、宋教仁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从日本毕业回国后，林伯渠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参加了同盟会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先是在东北进行了整整四年的边疆革命，然后又参加筹备辛亥革命。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革命开始往往声势浩大，但是结果总是不如人意。眼见着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同盟会内部分歧重重，无数同仁志士流血牺牲，然而反动势力依然统治着中国。这使林伯渠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同时也促使他反思失败的原因，探求新的出路。
1913年5月，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林伯渠被袁世凯通缉，他又一次去往日本。这一年冬天，李大钊也来到日本留学。林伯渠和李大钊在日本相识了，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交流志趣，相互启发和激励革命斗志。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回国后，两人经常通信，交流彼此的情况。1918年春，林伯渠连续接到李大钊几次来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他的见解。林伯渠当时积极奔走于湘鄂之间进行革命斗争，因不断遭遇护法运动的挫折，他陷入了迷惘与彷徨之中。看到李大钊的来信后，他深受启发，重新燃起了斗志，开始知道了发动群众和组织工农军队的重要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的行动犹如暗夜里一声响亮的春雷，震动了全国。这时，林伯渠更加认识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这一年秋冬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久，又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以及《建设》杂志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神州学会会员们，很多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经常将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寄给林伯渠。就是凭借这些学习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自己丰富的社会革命经验，林伯渠逐步认識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
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到中国。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后，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并介绍他们到上海找陈独秀。维经斯基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交流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李大钊把这些情况通过书信告知了林伯渠，并介绍他去见陈独秀。
1920年冬的一天，林伯渠敲开了陈独秀位于上海渔阳里2号的寓所木门。走进会客厅，见到主人后，他便进行了自我介绍，并拿出李大钊写的举荐信递给陈独秀。陈独秀连忙请林伯渠坐下，并叫妻子高君曼为客人沏茶，然后认真地读信。信中说，林祖涵（林伯渠）系老同盟会会员，现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你和守常（李大钊）什么时候认识的？”陈独秀问。林伯渠回答说：“民国四年春节前，我在日本参加乙卯学会，守常发起中华学会，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两个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时，守常任评议长，我任干事部干事，那时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谈得越来越投机，双方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当时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刚成立，陈独秀也希望加快吸收新党员的步伐，他诚挚地向林伯渠发出了入党的邀请。就这样，1921年1月，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他和沈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林伯渠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而且终生不懈。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到东京后不久，林伯渠进入日本弘文学院学习。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林伯渠日益倾向革命。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东京筹备组织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参加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现场聆听了孙中山激情澎湃的演说后，他决心追随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不久，经黄兴、宋教仁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从日本毕业回国后，林伯渠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参加了同盟会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先是在东北进行了整整四年的边疆革命，然后又参加筹备辛亥革命。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革命开始往往声势浩大，但是结果总是不如人意。眼见着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同盟会内部分歧重重，无数同仁志士流血牺牲，然而反动势力依然统治着中国。这使林伯渠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同时也促使他反思失败的原因，探求新的出路。
1913年5月，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林伯渠被袁世凯通缉，他又一次去往日本。这一年冬天，李大钊也来到日本留学。林伯渠和李大钊在日本相识了，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交流志趣，相互启发和激励革命斗志。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回国后，两人经常通信，交流彼此的情况。1918年春，林伯渠连续接到李大钊几次来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他的见解。林伯渠当时积极奔走于湘鄂之间进行革命斗争，因不断遭遇护法运动的挫折，他陷入了迷惘与彷徨之中。看到李大钊的来信后，他深受启发，重新燃起了斗志，开始知道了发动群众和组织工农军队的重要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的行动犹如暗夜里一声响亮的春雷，震动了全国。这时，林伯渠更加认识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这一年秋冬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久，又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以及《建设》杂志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神州学会会员们，很多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经常将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寄给林伯渠。就是凭借这些学习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自己丰富的社会革命经验，林伯渠逐步认識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
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到中国。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后，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并介绍他们到上海找陈独秀。维经斯基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交流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李大钊把这些情况通过书信告知了林伯渠，并介绍他去见陈独秀。
1920年冬的一天，林伯渠敲开了陈独秀位于上海渔阳里2号的寓所木门。走进会客厅，见到主人后，他便进行了自我介绍，并拿出李大钊写的举荐信递给陈独秀。陈独秀连忙请林伯渠坐下，并叫妻子高君曼为客人沏茶，然后认真地读信。信中说，林祖涵（林伯渠）系老同盟会会员，现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你和守常（李大钊）什么时候认识的？”陈独秀问。林伯渠回答说：“民国四年春节前，我在日本参加乙卯学会，守常发起中华学会，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两个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时，守常任评议长，我任干事部干事，那时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谈得越来越投机，双方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当时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刚成立，陈独秀也希望加快吸收新党员的步伐，他诚挚地向林伯渠发出了入党的邀请。就这样，1921年1月，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他和沈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林伯渠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而且终生不懈。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