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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共开始轮训基层党组织书记，以期他们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发挥堡垒作用
5月18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一个由256名“泥腿子”书记组成的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领导核心责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自此开始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处于基层社会管理一线的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均将进入该班接受培训，他们学习的目标是提高自身社会管理能力。而中组部对其要求则是“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也于中央党校举行。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举行，强调“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我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
“社会管理不是如何管住人民，而是要帮助人们能够最大程度保护自身权益。”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中國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
划清权力边界
5月18日至29日，在前述培训班上，256名来自基层社会管理一线的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培训。据悉，在中组部的培训课程表中，云南“孟连事件”成为典型案例，该事件由于地方政府一意动用警力酿成冲突。因此引发的对权力边界、社会矛盾疏导以及管理的反思见诸主流媒体重要位置。
长久以来，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动辄使用权力威慑百姓上访等表达意愿的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在少数。此番中央层面围绕基层重点培训社会管理能力，足见基层党政在这方面的欠缺与重要。
“运用权力本身就需要能力。”谈及权力与能力的关系，王长江并不否认权力，因为对其使用得当可以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如何运用权力考验地方党政机关干部的能力，而这无疑也应是社会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有4万个乡镇、街道党组织，68万个村、社区党组织，在城乡基层社会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这些掌握基层权力核心者的能力状况，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在分析人士看来，中组部此举无疑抓住了关键。
曾经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多篇社论引发社会极大反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导周瑞金，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公权力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不是无限、什么都要管的政府，监督市场、公共管理、社会管理、制定经济规划，这是它应该做的。不应该直接去管经济、管企业，应该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
因此，一个科学的社会管理体系的前提，应该是划清权力的边界，在这个范围内，“党政干部自觉去做，就会使得社会管理能力的培育和提升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王长江说。
维权就是目的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至理哲言至今振聋发聩，但是，“孟连事件”等诸多群体性事件和上访群众遭阻的现象，使人感觉这句话在中国从梦想照入现实尚任重道远。
就在创新社会管理被中央重点强调的同时，自4月底开始，一组署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执政者当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执政者要在喧嚣中倾听沉默的声音》。
其中，最后一篇指出：“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周瑞金认为，官民对立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将民主观念灌输给各级官员，让他们知道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代表人民利益来行使权力，而不要和人民对立起来。而“这正是现在比较缺少的，是由我们现在政治体制缺陷导致的。”一些官员认为自己就是要统治、管理人民的，而没有服务的观念，而这正是官民矛盾、基层矛盾频发的重要原因。
王长江认为，围绕维权和维稳的提法，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恰恰说明两者在当下的重要性。但是，“一定不能说维权的目的是维稳，维权本身就是目的”。而真正通过努力实现公民权益的维护，首要的应该是“保证公民表达渠道的通畅，以及该渠道的制度化”。
他认为《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及的弱势人群争取的更多是“消极而非积极的权利”，因为多数人是万不得已才去索要自己的权利。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缺位已久，导致前者的权利无法保证，从而引发冲突，影响社会稳定。
“政府应该主动为人民的权利搭桥铺路，而不是制造障碍甚至压制。”王长江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权尤其重要，不能为了维稳才维权，这样的动机显得被动。
另外，王长江认为，创新社会管理也好、维权也罢，提出的原则都非常好，但是“不能只有提法而无落实”。因此，他建议在完善完整体制设计和运行机制的前提下，还要保证具体落实的准确和到位，否则，再好的提法也无异于纸上谈兵。
培育公民社会
一提及社会管理，王长江迅即表达了构建“公民社会”的建议。而该提法在周瑞金口中同样被重点阐述。
“房屋若是以沙土为基，就不牢靠；而若是建在磐石上，就可以很稳固，经风沐雨屹立不倒。”这一西方智慧表明了打基础的重要性，如果将创新社会管理和维权、维稳等一系列想法搭建在正确的社会基础之上，它无疑牢靠而坚固。
两位学者都认为，公民社会的培育极其重要且无可回避。周瑞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维稳走了一些偏路，基层的一些官员走上了岔路，不但成本很高，而且各种手段已经不对，“被精神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怎么实现稳定？只有搞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是放开社会。“要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让各级党政领导、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以及社会主体等三大主体各自发挥作用，“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才是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公民社会。”周瑞金说。
其实，公民社会的基础在中国已经开始形成，公民意识已经开始通过具体行为体现出来。今年以来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地方人大代表的现象，在王长江看来“就是公民意识的很好的正面代表”，而一些群体性事件则是负面代表，因为他们是被迫去争取自己作为公民的权益。
以上访为例，王长江认为，老百姓上访，一方面一定是对公权力的不满而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有正当诉求；另一方面上访实际上是被鼓励的，因为地方公权力把一个社会应当有的许多渠道堵死了，他们只能上访。
“只有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人民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自身权益。”王长江认为，培育公民社会是“很重要的事”，当下首当其冲的是社会有了诉求之后，中共和政府如何为之提供空间和渠道，而这也应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5月18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一个由256名“泥腿子”书记组成的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领导核心责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自此开始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处于基层社会管理一线的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均将进入该班接受培训，他们学习的目标是提高自身社会管理能力。而中组部对其要求则是“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也于中央党校举行。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举行，强调“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我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
“社会管理不是如何管住人民，而是要帮助人们能够最大程度保护自身权益。”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中國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
划清权力边界
5月18日至29日，在前述培训班上，256名来自基层社会管理一线的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培训。据悉，在中组部的培训课程表中，云南“孟连事件”成为典型案例，该事件由于地方政府一意动用警力酿成冲突。因此引发的对权力边界、社会矛盾疏导以及管理的反思见诸主流媒体重要位置。
长久以来，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动辄使用权力威慑百姓上访等表达意愿的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在少数。此番中央层面围绕基层重点培训社会管理能力，足见基层党政在这方面的欠缺与重要。
“运用权力本身就需要能力。”谈及权力与能力的关系，王长江并不否认权力，因为对其使用得当可以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如何运用权力考验地方党政机关干部的能力，而这无疑也应是社会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有4万个乡镇、街道党组织，68万个村、社区党组织，在城乡基层社会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这些掌握基层权力核心者的能力状况，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在分析人士看来，中组部此举无疑抓住了关键。
曾经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多篇社论引发社会极大反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导周瑞金，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公权力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不是无限、什么都要管的政府，监督市场、公共管理、社会管理、制定经济规划，这是它应该做的。不应该直接去管经济、管企业，应该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
因此，一个科学的社会管理体系的前提，应该是划清权力的边界，在这个范围内，“党政干部自觉去做，就会使得社会管理能力的培育和提升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王长江说。
维权就是目的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至理哲言至今振聋发聩，但是，“孟连事件”等诸多群体性事件和上访群众遭阻的现象，使人感觉这句话在中国从梦想照入现实尚任重道远。
就在创新社会管理被中央重点强调的同时，自4月底开始，一组署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执政者当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执政者要在喧嚣中倾听沉默的声音》。
其中，最后一篇指出：“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周瑞金认为，官民对立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将民主观念灌输给各级官员，让他们知道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代表人民利益来行使权力，而不要和人民对立起来。而“这正是现在比较缺少的，是由我们现在政治体制缺陷导致的。”一些官员认为自己就是要统治、管理人民的，而没有服务的观念，而这正是官民矛盾、基层矛盾频发的重要原因。
王长江认为，围绕维权和维稳的提法，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恰恰说明两者在当下的重要性。但是，“一定不能说维权的目的是维稳，维权本身就是目的”。而真正通过努力实现公民权益的维护，首要的应该是“保证公民表达渠道的通畅，以及该渠道的制度化”。
他认为《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及的弱势人群争取的更多是“消极而非积极的权利”，因为多数人是万不得已才去索要自己的权利。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缺位已久，导致前者的权利无法保证，从而引发冲突，影响社会稳定。
“政府应该主动为人民的权利搭桥铺路，而不是制造障碍甚至压制。”王长江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权尤其重要，不能为了维稳才维权，这样的动机显得被动。
另外，王长江认为，创新社会管理也好、维权也罢，提出的原则都非常好，但是“不能只有提法而无落实”。因此，他建议在完善完整体制设计和运行机制的前提下，还要保证具体落实的准确和到位，否则，再好的提法也无异于纸上谈兵。
培育公民社会
一提及社会管理，王长江迅即表达了构建“公民社会”的建议。而该提法在周瑞金口中同样被重点阐述。
“房屋若是以沙土为基，就不牢靠；而若是建在磐石上，就可以很稳固，经风沐雨屹立不倒。”这一西方智慧表明了打基础的重要性，如果将创新社会管理和维权、维稳等一系列想法搭建在正确的社会基础之上，它无疑牢靠而坚固。
两位学者都认为，公民社会的培育极其重要且无可回避。周瑞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维稳走了一些偏路，基层的一些官员走上了岔路，不但成本很高，而且各种手段已经不对，“被精神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怎么实现稳定？只有搞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是放开社会。“要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让各级党政领导、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以及社会主体等三大主体各自发挥作用，“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才是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公民社会。”周瑞金说。
其实，公民社会的基础在中国已经开始形成，公民意识已经开始通过具体行为体现出来。今年以来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地方人大代表的现象，在王长江看来“就是公民意识的很好的正面代表”，而一些群体性事件则是负面代表，因为他们是被迫去争取自己作为公民的权益。
以上访为例，王长江认为，老百姓上访，一方面一定是对公权力的不满而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有正当诉求；另一方面上访实际上是被鼓励的，因为地方公权力把一个社会应当有的许多渠道堵死了，他们只能上访。
“只有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人民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自身权益。”王长江认为，培育公民社会是“很重要的事”，当下首当其冲的是社会有了诉求之后，中共和政府如何为之提供空间和渠道，而这也应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