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回顾我从1927年出生至今，我已经86岁了。在12岁那一年，于栖霞山寺披剃出家。最初的十年，只是过着沙弥学习的生活，从苦行开始，挑水、担柴、打扫，尤其在参学期间，我做了六年的行堂，两年的香灯，一年半的司水。直到21岁那年，我回到祖庭白塔山大覺寺礼祖，随即留下来担任国民小学校长将近两年。当时大觉寺因地处国共战争的战场，镇日战火弥漫，不得已只好告别祖庭来到南京华藏寺，从事新佛教的改革运动。
　　在华藏寺一年多，与散漫的寺僧斗法，订立新规约，创建新制度，但都遭受恶势力阻挠。那个时候，时局动荡，徐蚌会战失利，人心惶惶，我也不得不于1949年元月，以组织僧侣救护队之名远来台湾。当时我刚好23岁。后来僧侣救护队的因缘未能成熟，参加人员各自解散，我忽然发觉自己孑然一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真是到了一日三餐不继的窘况。所幸还能执笔写文章、编杂志，或者教书；从笔耕教学中，才得暂时免于困顿失所。
　　我的一生，说得好听，我一直在文教之间游走，说得不好听，在佛教里谁来重视一个从事文教工作的人。记得刚到台湾，当我日夜俯首为文时，一位老太太用台语对我说：“法师，你要工作，你不工作没有饭吃呀！”意思就是我写文章，不在僧侣的工作之内，要念经、劳动服务，才算工作。
　　我曾把自己的一生规划为成长期、学习期、参学期、弘法期等数个时期。在21岁担任国民学校校长，到26岁的五年教书期间，也算为学习时期。从1953年元月到了宜兰，当时我26岁，终于踏上弘法之路，到今天算来，五十多个春秋了，在世俗上来讲，也算半个多世纪。回首来时路，这五十多年来也曾留下一些痕迹，虽然我一生讲究“处处无踪迹”的人生，但是当徒众们将五十多年来的影像专集《云水三千》摆在眼前，往事也不禁一幕幕地袭上心头。
　　从到宜兰开始，五十多年来，为了弘法，我走遍台湾各地，甚至行脚到全世界五大洲，但是我的户籍一直都设在宜兰，宜兰的因缘俨然成了我弘法的根据地。
　　宜兰雷音寺是一个小庙，五十多年来没有人请我担任过住持，我也从来没有要当住持的意愿，我永远是一名客居的云水僧。我创建过宜兰念佛会的讲堂，但那也是信徒集资所建，所有权属于信徒所有，与我无关。不过我创办幼儿园，成立儿童班、星期学校、学生会、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甚至我把宜兰市镇的四十八里，编成佛教的四十八班，诸如光明班、清净班、慈悲班、正道班等。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少，兰阳地区的佛教有缘人，一时都跟着我动员起来了。
　　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农民只有夜晚才有闲暇，他们一面乘凉，一面看我们布教。一场弘法布教下来，大都已是半夜三更，在回程途中，高声唱着《弘法者之歌》：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四野虫唧唧，众生心朦胧。救主佛陀庇佑我，为教为人乐融融，尊者富楼那，布教遇蛮凶，牺牲生命都不惜，只望佛法能兴隆……
　　那时听了不禁热血沸腾，每个参与的青年都兴奋无比，悲愿十足。像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了对佛教的信心，所以后来把青春生命都奉献给了佛教。
　　在初期的弘法过程中，可以说障碍不断，阻挠困难接踵而来，但我的信心从来不曾动摇过。记得当时美国、瑞士、瑞典，都相继有人请我去弘法，但由于我在丛林里养成安住身心的性格，所以总是一动不如一静。初到宜兰雷音寺，林松年先生从基督教转而信奉佛教，他非常反对我的保守，但是我用他担任总干事至少十年的时间。我们在宜兰的生活虽然清苦，物质虽然贫乏，但佛法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