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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薇拉字母案、幼儿园留学、现象到奥巴马开学演讲风波——美国家长拒绝“教育”的传统
30多年前，在美国内华达州发生了一桩奇特的诉讼案；一位母亲仅仅因为自己3岁的女儿伊迪丝认识了字母“O”而把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案件以幼儿园败诉而结束，这位母亲获得1000万美元的赔偿。伊迪丝的母亲认为，幼儿园的老师薇拉提前进行的字母教学剥夺了她女儿的想象力，使伊迪丝成为被剪掉了一只幻想的翅膀的天鹅，而且被早早地投进了一片只有ABC的小水塘。薇拉字母案所折射出的美国家长的教育理念就是保护幼儿的想象力比学习字母重要，孩子的未来比早教早知重要。
进入20世纪，在没有联邦政府统一规划或认可的情况下，美国一直在推迟正规教育的开始时间。美国近几年教育的最大发展趋势就是“抑制”了孩子的发展。而且孩子“越聪明”，他们被“耽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有些家长认为，迟上幼儿园，孩子会有更强的竞争力，更大的优势。于是，“延后入学”成为一种趋势，它就像是推迟运动员的年龄一样，等他们再长一岁时再上场参加比赛。美国教育部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将近10％的美国幼儿园的学生实际上可以提前一年入学。对康涅狄格州教育资料所做的一项分析表明，富裕地区延后入学的比率已上升到了20％。显然，这种幼儿班军备竞赛将会愈演愈烈。过去，几乎没有6岁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而现在，6岁的孩子在幼儿园有的是，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幼儿园的老龄化”现象，成为美国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这道风景的背后，反映出的正是美国家长强烈的童年保护意识和对适时教育的尊崇。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9月8日在维吉尼亚州威克菲尔德高中发表“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未来”的演讲。当日在校门外，反对者们冒雨举着标语，对奥巴马表示抗议。标语牌上写着：
“总统先生，请与我们的孩子保持距离”。一些学区总监收到大量的家长电子邮件，对奥巴马的开学演讲公开表示反对。德州的一位家长说：“无论谁是总统，作为家长都不希望他来到学校对我的孩子进行一番政治演说，他不应当插手学校事务。”至少有六个州，因为学生家长反对，学校将不播放奥巴马的演讲。奥巴马吃力不讨好，其根源就是美国的学生家长对非教育人士影响教育的现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认为教育是独立的、纯洁的，不应受到其它方面的干扰与污染，更不能被利用。教育有被亵渎的嫌疑，他们都是不能忍受的。
从薇拉字母案、幼儿园留学现象到奥巴马开学演讲风波，续接起来，我们就能发现美国家长拒绝“教育”的传统。准确地说，是拒绝非教育的传统。他们反对任何非教育人士对教育的影响，反对破坏童年生态的超前教育。儿童中心主义的观念在众多美国学生家长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二、关注教育污染与副作用——美国家长为何拒绝“教育”
这种拒绝“非教育”的传统，看似保守，实则是一种谨慎与保护。毕竟，教育总是保守的，适当的保守才会安全，才不会对孩子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在我们对儿童没有足够了解之前，我们不能随意地对儿童进行教育，甚至是引导；更不能以开发的名义对儿童进行试验。教室永远不能成为试验室，最多只能是经过严格审查过的科学实验室。教育应该是谨慎的、负责的。要对教育的后果作出有效地预测和风险评估。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做的教育努力也相当于某种药品，我们不能忽略药品的副作用。因此，教育是最需要全体工作者自觉、理性地担负起职业道义的一项社会工作。
对儿童过早的干预，超前的教育，可能会破坏儿童的想象力；可能影响儿童对神话、童话等想象类故事的感受力。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再追问一下，随着儿童想象力的萎缩及其童话世界的轰然坍塌，儿童究竟被夺走了什么?我以为那就是最为宝贵的童年——教育误用，导致童年的萎缩与消逝。儿童应有的幼稚、天真、朴拙、纯善等天性被彻底破坏。所有的破坏，都难以有所还原。教师只有保持足够的自制才能提升教育的品质。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的保护性教育，美国的家长就有了一种抵制“泛教育”的传统。其实，美国民众最担心的是非教育人士的讲话会含有不适合孩子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未经教育权威部门的审核，不能擅自加入教学内容，否则就可能属于非法。教育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不容外人干涉。奥巴马讲话引起的这场风波再次说明，多数美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教育的理念，宁可虚置也不可误用，教育只能由教育专业工作者按照教育规律来进行操作，“闲人”免进。
三、教育的激素——中国家长热衷超前教育
儿童是人生的一个奇迹，也是人生的一个秘密。中国人对于儿童的认知，远没有达到对外部世界、物质世界那样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我们成人对儿童的认识还不如儿童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是盲目的，想当然的，总是习惯于成人规划。这无形当中为那些江湖学术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当然也有真正的早教学者)。尽管许多早教实验、早教书籍缺乏科学性，但在中国很是“受宠”。不少家长将其奉为教子圣经，按图索骥。另外，信息社会的超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当下的儿童将会面临更大的未来挑战。为未来提前做好准备，成为众多家长的共同信念。一切都得从早，成为不喊自响的口号。教育超前倾泻、学习课程前移成为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正因为如此，我国当前的儿童教育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早早地让孩子上特长班学琴、学画、学英语、学奥数，早早地向幼儿灌输拼音、识字、唐诗、加减法等知识，这样的状况愈演愈烈，反常竟然成为一种常态。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也难以扭转局面。事实上，中国的家长都有一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恐惧。
然而，教育上的许多事常常事与愿违。怕输在起跑线上，最终有可能演变为逃逸于起跑线。几年前，上海某著名中学的副校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学生从小学开始被家长逼着做了上万道数学题，获得数学奥林匹克奖后，他发誓从此再也不碰数学了。你看，数学奥林匹克奖本为提倡青少年学数学，唯奖是求的结果竟是“发誓从此再也不碰数学了”，两者之互斥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显然是早期教育的误用惹的祸。
龙应台有一本畅销书，叫《孩子你慢慢来》。她在书中讲得很有道理，孩子是不会真正输在起跑线上的；输掉的，只能是家长的耐心、信心和平常心，是孩子真正的童年，持续的发展力，是儿童的学习自由及儿童的特点。早期教育如果输入大量的知识，高强度地训练技能，儿童在短期内在所学领域可能表现得“出类拔萃”，但这相当于使用了激素，是有副作用的，缺乏持续发展力。在情急之下，我们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儿童早期教育最重要的不是知识和技 能，而是小心翼翼地保护、滋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可惜的是，我们很多的早期教育恰恰是急功近利地以提前展开课程学习、培养“小大人”为目标，以磨灭、摧毁孩子的童心和创造力为能事的。1981年，吴健雄教授就认为，是培育人还是追求高分是教育目的的分野。她还指出因材施教培育人和一味追求高分是互斥的。也就是说吴教授认定高素质和高分数是不可兼容的，是有冲突的。二者只能选其一，不可兼得。教育当中存在着互斥现象，这对我们来说，是值得重视的。
四、误用是个问题——审视中国与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观念的差异
美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尤其是在数学方面。中国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到了美国，美国的老师会告诉他：你在小学阶段可以不用再学习数学了。意思是在小学学到这个阶段就够了，该“停车”了。显然，美国教育界非常注重保护孩子的学习欲望，等到学生的数学能力发展了以后，再对他们进行后续有难度的数学教育。在淡化数学等课程知识的学习的同时，他们腾出手来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他们要求学生轻松、兴奋、有趣、活跃、善于社交、热爱自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教育对学生人格、个性发展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尊重，使得美国的基础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爱的教育。与此相反，中国的许多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过高，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名成家，因此从小就拼命、就几乎无理性地将孩子推入认知性活动中。事实上，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不但喜欢“超前”，而且热衷“超速”。这种违背孩子的心理发展顺序、生命体验方式的做法，只能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愚蠢行为，在误用中破坏了孩子的智力金矿。美国有个学者认为，从10岁到20岁，人的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在情感方面；从20岁到30岁，心智的感知能力和智能上的推理能力，则为发展的重点所在。成熟的情感是思想正确、敏慧的先决条件。智能的成长发生于我们发展过程的后半段。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感到，我们以往的基础教育正好搞反了呢?中国的基础教育存在着严重的误用呢?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一直倡导“宽松教育”，反对知识和技能的“灌输式”教育。日本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目标就确立为：学生应具有丰富的人性和社会性，具有自立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的意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展宽松的活动，发展个性教育等。正是因为日本预演了近20年的“宽松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和日本相比就显得很有“优势”。在一些交流活动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孩子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日本孩子高一截；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精神远远超出日本学生；中国学生似乎每人都有特长。以至于日本也有人在冷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其实，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自己要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教育不但要考虑有什么，更要考虑没有什么。因为教育上更多的拥有，注定会有更多的失去。在走过了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之后，中日两国学生的成功与失败是不是正好又换了个位置呢?
总之，中国基础教育因误用而无用甚而有害，表现在对人文素养的忽视，表现在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侧重理论、侧重书本，侧重于少数几门“主科”。与我国的基础教育强调数理解题训练相对应的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强调的是语言表达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的训练。我国学校在语言方面的训练，重视的是记忆背诵名家的名篇，并模仿名家的写作方式写命题作文。正是因为我国基础教育偏重于数理学科的知识积累，忽视人文素养的培养，最终构成了学生人文能力与创造能力的薄弱。根据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进行调查的结果，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但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却排名倒数第5。看来，我们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应该明楚，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人文素养的培养比数理能力的培养更重要。
五、儿童需要儿童的方式——把握基础教育的度与舵
基础教育中的误用比童年的虚置更可怕。我们需要奉行自然教育的理念。正如卢梭所言，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时间。如果说教育即生长，那么，教育的使命就应该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最好的环境首先就是自由的时间。儿童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学生没有了童年的余裕，一切都塞得满满的，不是珍惜时间，而是残酷的破坏甚至是无意的迫害。还是纪伯伦说得好：“你若满嘴食物，怎能开口歌唱?”
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儿童观：儿童不是尚未氏成的大人’，儿童期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蒙台梭利首先明确地肯定了儿童的人格价值。杜威也指出，儿童期生活有其内在的品质和意义，不可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未成熟阶段，只想让它快快地过去。实际上，人生的各个阶段皆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儿童期，原是身心生长最重要的阶段，也应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给孩子一个幸福而又有意义的童年，以此为他们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整个成人世界强行把功利目标加载于童年马车上，使儿童不堪重负，导致童年的快速消逝乃至死亡，那将是对儿童的最大戕害，是基础教育的最大败笔。儿童需要儿童的方式，我们不能自以为是地搞所谓的超前教育。我们要警惕基础教育中的误用，宁可虚置，也不可误用。
(一)嬉游活动的多态型激活。儿童拥有玩的权利。玩对于儿童来说就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是童年的快乐源泉。如果我们要遵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把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我们的首要考虑，我们就应该真诚地规划好儿童的嬉游活动，把儿童的嬉游活动当作活动本身的唯一日标。特别是在电子媒介时代，儿童被电子媒介催赶着滑过窝年期。我们为了延展小学生的童年，为了不让小学生错过童年，我们有必要成为一种积极游戏的推动者。我们要带领小学生重拾地域传统游戏，让儿童在10岁前完成应当做的嬉游乐事：在河边草地上打滚；捏泥团；采集青蛙卵：在窗台上种水芹；用沙子堆城堡；爬树；在院子挖个洞穴；堆雪人；参加一次“探险”；养小动物；能认出5种鸟类；骑自行车穿过泥水坑；做一个风筝并放上天；在公园找10种不同的叶子；种菜……我们要让小学生充分地享受田园嬉游的快乐，我们还可以让儿童享受游戏化的课余生活：像俄罗斯那样让儿童接受“补充教育”，像德国那样让孩子爱上“儿童大学”，像美国那样让学生在“公民学校”里学技能。嬉游活动在基础教育阶段有合适的位置、合理的比例，发生教育误用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二)教育产品的年段性全铺。 教育误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童年教育产品的年段不确定性。比如，一些儿童游戏，对于激发儿童的游戏精神是颇有益处的。然而，我们的儿童游戏似乎属于所有的儿童。我们很少看到儿童游戏产品上标明的适合年段。一些具有思维开发功能的数学教育产品，学龄前儿童在使用，小学生也在使用。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游戏产品或数学教育产品使用年段的覆盖面越大，越有可能存在着与年龄不相符合的误用。在这个方面，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科普作品在内，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好像心中大多没有清晰的具体年龄的孩子，只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儿童印象。对象不明确，写作或编辑时不考虑具体的阅读对象，而要留待教师或家长去确认，似乎就比较难了。这种专业化的问题，应该在写作和编辑的时候就应该加以解决，在儿童阅读产品上明确标示其适合哪个年龄或年段的儿童阅读。最好要有专门的儿童阅读研究机构进行相关适应年段的严格认证。除了对童年教育产品加以严格的适应年段认证之外，我们还要重视儿童教育产品的的全面化推出。有丰富的适合各个年龄的童年产品供教师、学生和家长选择，能够充分满足各种类型儿童成长的合理需求。如果适应每个年龄的童年教育产品标示更清晰了，选择空间也更大了，如果我们还能够让教师、家长完全相信这些适时产品比超前灌注下一年段的套装知识更重要，更具有潜在的发展性价值，尤其是同样能够发展儿童的未来适应力，未来智能，那么，家长就可能放弃超前的知识教育，与儿童的年龄不相称的纯知识教育。
(三)套装知识的迟延性进驻。套装知识，往往因为和儿童经验的剥离而缺乏必要的活性。套装知识过早地进驻儿童的世界，包括拼音字母、数学运算、科学技术等等，都会挤兑学生的想象力发展空间，儿童也就被逼迫着过早地告别“最后的雪人”。因此，在小学阶段，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要大幅度地降低学习的难度。尤其是数学课程，可将高年级的课程“还给”初中。我们不能再以研究性学习的名义没有限度地提高数学教材的难度。如果数学教材过难，连教师都必须进行“适应性”训练，这就不正常了。其实，教材内容难度降低了，只要其知识的还原性工作做得好，课程开发水平反而提高了，就有可能实现教育目标。因为匹配儿童的课程，保护儿童缪斯性的课程才是高水平的课程。科学与童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维冲突。科学世界在儿童视野的过早明晰，童话世界必然会过早地轰然倒塌。所以，即使要开设科学课程，也要尽量回避那些和小学经典童话有冲突的科学知识。毕竟，破坏儿童的“想象世界”的课程与教学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误用。
(四)入学门槛的科学化设定。在小学生的入学问题，中国呈现出与美国幼儿园留学现象截然相反的趋势。那就是中国儿童越来越早地被推入小学的大门。这就埋下了儿童期误用的祸根。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家长与教育工作者最好要有国际视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流行让孩子晚上学。至今，仍然有家长认为让孩子晚上学好。前英国教师协会主席德博拉。罗森女士就也指出，家长不应该强迫孩子在7岁之前就开始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罗森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如果一个孩子5岁时就上学，由于大脑发育不成熟，心智也不够成熟，很容易出现自理能力、动作水平、人际交往、情绪控制等方面的障碍。而且会对他们社会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要有效规避风险，我们就必须提高小学入学的门槛，等待儿童达到必须的成熟度再进入小学校园进行和他们的年龄、心理、思维相匹配的学习活动。在这之前，幼儿园的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的地方，有他们更喜欢、更适应的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这样看来，儿童何时上小学是一个科学问题，专业化的问题。并非如我们常人想象的那样早一年两年无所谓。过早入学，导致大量儿童的不适应，是有问题的。统一规定入学年龄，也未必科学。儿童入学的年龄最终应该由孩子的成熟度来决定。欧洲国家检验一个孩子是否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有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把一个苹果和一枚硬币放在孩子面前，如果孩子选择了硬币，那就说明孩子的心智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入学了。我们是否可以仿效欧洲的做法，由医学专家和教育专家联手共创中国的入学年龄评估机制，让儿童发展状态评估团对每个孩子做一个成熟度的评估。我们弃用人为规定的方式，而采取“教育专家和儿科专家联合评估十家长自主”的机制来决定5岁至7岁的孩子何时上学的问题。这也许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设想。它有助于完成中国基础教育入学门槛的科学化设定的任务。
(五)整体教育的规范化商讨。教育的设计与运行，在现代社会，不能再是一个密封的罐头生产线。真正对学生发展负责、对未来社会尽职的教育，应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是指教育作为一种整体化的专业行为，包括各个层面的教育环节，事先都必须得到广泛论证，最大化的趋于规范，逼近真实，匹配儿童。甚至教学细节都应该在一定的有效范围内，得到公认，达成共识。虽然，教育教学工作始终烙着教育工作者的个性，飘逸个人的气息，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的。但是，教育绝不是纯粹个人的神话，个人的心灵世界。我们有必要改变教育是一项孤独的个人行动的历史局面。适度削弱教育的个人化比例。其实，我们并不孤独，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打开教室的门，打通教室，打开学校的大门，发展合作性同事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教育者同盟。有了同盟的存在，我们就有了展开专业商讨的可能，就有了通过商讨看清教育真相趋向教育规范的可能，从而打破个人的偏执。整体教育为了达成规范化而进行的同盟化商讨，可以是即时的，在办公室伙伴、年级同事之间进行；也可以是跨时空的，在网友或博友之间进行。尽管对于教育教学的具体作业来说，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关注的人多了，必定能看得更真切些，行动起来会更可靠些。在自然状态下，还是智在众人中。所以涉及教育教学整体规划的事务，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有效认定和行动共同体的集体审议，才能加以执行。有了这样的程序才能被认定为合法。
(六)儿童CE的真性化运作。儿童有不可剥夺的参与权。他们有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包括有权对影响他们的任何事情发表意见。因此，我们成人必须赋予儿童以表达自我诉求的权利，自我选择的权利，让他们拥有一定的表决权。我们在校园内要健全儿童CE组织，开展儿童表达运动。我们可以建立校同小通讯社，完全由儿童自主管理，包括确立新闻选题、组织采访、写稿以及编辑，然后由校园媒体来播发他们的新闻。CE成员的表达内容，不仅体现出儿童自己的生活状态、行为表现，更包含着他们对所成长的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儿童cE组织，要让儿童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开放的，不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且可以帮助其他不能表达最近想法的人现在就能发出声音。如果，我们让儿童CE展开真性化的运作，我们就能及时听到儿童的心声，捕捉到他们脉搏的跳动。也就能及时发现教育的误用和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从而迅速反思、调整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儿童的反应和感受是我们判断教育是否发生误用的第一依据。我们每个成人都应该拿出最大的诚意，尽到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去倾听儿童的自由表达，确认我们教育行走的适宜路径。
当然，要防止童年的误用，我们还必须保持教育机构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非教育力量的非合理性干扰。加强对儿童个体的生命化研究，进一步透视儿童心理，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加强适时教育的区域型推进。以较小的区域为单位展开实时性教育的研究，甚至是从文本到教学的微观研究，充分考虑地域儿童的双重匹配性。加强对教育内容的阶梯型审查。尤其是对中观和微观教育内容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通州区实验小学)
30多年前，在美国内华达州发生了一桩奇特的诉讼案；一位母亲仅仅因为自己3岁的女儿伊迪丝认识了字母“O”而把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案件以幼儿园败诉而结束，这位母亲获得1000万美元的赔偿。伊迪丝的母亲认为，幼儿园的老师薇拉提前进行的字母教学剥夺了她女儿的想象力，使伊迪丝成为被剪掉了一只幻想的翅膀的天鹅，而且被早早地投进了一片只有ABC的小水塘。薇拉字母案所折射出的美国家长的教育理念就是保护幼儿的想象力比学习字母重要，孩子的未来比早教早知重要。
进入20世纪，在没有联邦政府统一规划或认可的情况下，美国一直在推迟正规教育的开始时间。美国近几年教育的最大发展趋势就是“抑制”了孩子的发展。而且孩子“越聪明”，他们被“耽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有些家长认为，迟上幼儿园，孩子会有更强的竞争力，更大的优势。于是，“延后入学”成为一种趋势，它就像是推迟运动员的年龄一样，等他们再长一岁时再上场参加比赛。美国教育部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将近10％的美国幼儿园的学生实际上可以提前一年入学。对康涅狄格州教育资料所做的一项分析表明，富裕地区延后入学的比率已上升到了20％。显然，这种幼儿班军备竞赛将会愈演愈烈。过去，几乎没有6岁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而现在，6岁的孩子在幼儿园有的是，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幼儿园的老龄化”现象，成为美国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这道风景的背后，反映出的正是美国家长强烈的童年保护意识和对适时教育的尊崇。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9月8日在维吉尼亚州威克菲尔德高中发表“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未来”的演讲。当日在校门外，反对者们冒雨举着标语，对奥巴马表示抗议。标语牌上写着：
“总统先生，请与我们的孩子保持距离”。一些学区总监收到大量的家长电子邮件，对奥巴马的开学演讲公开表示反对。德州的一位家长说：“无论谁是总统，作为家长都不希望他来到学校对我的孩子进行一番政治演说，他不应当插手学校事务。”至少有六个州，因为学生家长反对，学校将不播放奥巴马的演讲。奥巴马吃力不讨好，其根源就是美国的学生家长对非教育人士影响教育的现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认为教育是独立的、纯洁的，不应受到其它方面的干扰与污染，更不能被利用。教育有被亵渎的嫌疑，他们都是不能忍受的。
从薇拉字母案、幼儿园留学现象到奥巴马开学演讲风波，续接起来，我们就能发现美国家长拒绝“教育”的传统。准确地说，是拒绝非教育的传统。他们反对任何非教育人士对教育的影响，反对破坏童年生态的超前教育。儿童中心主义的观念在众多美国学生家长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二、关注教育污染与副作用——美国家长为何拒绝“教育”
这种拒绝“非教育”的传统，看似保守，实则是一种谨慎与保护。毕竟，教育总是保守的，适当的保守才会安全，才不会对孩子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在我们对儿童没有足够了解之前，我们不能随意地对儿童进行教育，甚至是引导；更不能以开发的名义对儿童进行试验。教室永远不能成为试验室，最多只能是经过严格审查过的科学实验室。教育应该是谨慎的、负责的。要对教育的后果作出有效地预测和风险评估。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做的教育努力也相当于某种药品，我们不能忽略药品的副作用。因此，教育是最需要全体工作者自觉、理性地担负起职业道义的一项社会工作。
对儿童过早的干预，超前的教育，可能会破坏儿童的想象力；可能影响儿童对神话、童话等想象类故事的感受力。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再追问一下，随着儿童想象力的萎缩及其童话世界的轰然坍塌，儿童究竟被夺走了什么?我以为那就是最为宝贵的童年——教育误用，导致童年的萎缩与消逝。儿童应有的幼稚、天真、朴拙、纯善等天性被彻底破坏。所有的破坏，都难以有所还原。教师只有保持足够的自制才能提升教育的品质。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的保护性教育，美国的家长就有了一种抵制“泛教育”的传统。其实，美国民众最担心的是非教育人士的讲话会含有不适合孩子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未经教育权威部门的审核，不能擅自加入教学内容，否则就可能属于非法。教育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不容外人干涉。奥巴马讲话引起的这场风波再次说明，多数美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教育的理念，宁可虚置也不可误用，教育只能由教育专业工作者按照教育规律来进行操作，“闲人”免进。
三、教育的激素——中国家长热衷超前教育
儿童是人生的一个奇迹，也是人生的一个秘密。中国人对于儿童的认知，远没有达到对外部世界、物质世界那样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我们成人对儿童的认识还不如儿童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是盲目的，想当然的，总是习惯于成人规划。这无形当中为那些江湖学术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当然也有真正的早教学者)。尽管许多早教实验、早教书籍缺乏科学性，但在中国很是“受宠”。不少家长将其奉为教子圣经，按图索骥。另外，信息社会的超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当下的儿童将会面临更大的未来挑战。为未来提前做好准备，成为众多家长的共同信念。一切都得从早，成为不喊自响的口号。教育超前倾泻、学习课程前移成为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正因为如此，我国当前的儿童教育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早早地让孩子上特长班学琴、学画、学英语、学奥数，早早地向幼儿灌输拼音、识字、唐诗、加减法等知识，这样的状况愈演愈烈，反常竟然成为一种常态。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也难以扭转局面。事实上，中国的家长都有一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恐惧。
然而，教育上的许多事常常事与愿违。怕输在起跑线上，最终有可能演变为逃逸于起跑线。几年前，上海某著名中学的副校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学生从小学开始被家长逼着做了上万道数学题，获得数学奥林匹克奖后，他发誓从此再也不碰数学了。你看，数学奥林匹克奖本为提倡青少年学数学，唯奖是求的结果竟是“发誓从此再也不碰数学了”，两者之互斥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显然是早期教育的误用惹的祸。
龙应台有一本畅销书，叫《孩子你慢慢来》。她在书中讲得很有道理，孩子是不会真正输在起跑线上的；输掉的，只能是家长的耐心、信心和平常心，是孩子真正的童年，持续的发展力，是儿童的学习自由及儿童的特点。早期教育如果输入大量的知识，高强度地训练技能，儿童在短期内在所学领域可能表现得“出类拔萃”，但这相当于使用了激素，是有副作用的，缺乏持续发展力。在情急之下，我们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儿童早期教育最重要的不是知识和技 能，而是小心翼翼地保护、滋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可惜的是，我们很多的早期教育恰恰是急功近利地以提前展开课程学习、培养“小大人”为目标，以磨灭、摧毁孩子的童心和创造力为能事的。1981年，吴健雄教授就认为，是培育人还是追求高分是教育目的的分野。她还指出因材施教培育人和一味追求高分是互斥的。也就是说吴教授认定高素质和高分数是不可兼容的，是有冲突的。二者只能选其一，不可兼得。教育当中存在着互斥现象，这对我们来说，是值得重视的。
四、误用是个问题——审视中国与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观念的差异
美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尤其是在数学方面。中国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到了美国，美国的老师会告诉他：你在小学阶段可以不用再学习数学了。意思是在小学学到这个阶段就够了，该“停车”了。显然，美国教育界非常注重保护孩子的学习欲望，等到学生的数学能力发展了以后，再对他们进行后续有难度的数学教育。在淡化数学等课程知识的学习的同时，他们腾出手来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他们要求学生轻松、兴奋、有趣、活跃、善于社交、热爱自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教育对学生人格、个性发展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尊重，使得美国的基础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爱的教育。与此相反，中国的许多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过高，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名成家，因此从小就拼命、就几乎无理性地将孩子推入认知性活动中。事实上，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不但喜欢“超前”，而且热衷“超速”。这种违背孩子的心理发展顺序、生命体验方式的做法，只能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愚蠢行为，在误用中破坏了孩子的智力金矿。美国有个学者认为，从10岁到20岁，人的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在情感方面；从20岁到30岁，心智的感知能力和智能上的推理能力，则为发展的重点所在。成熟的情感是思想正确、敏慧的先决条件。智能的成长发生于我们发展过程的后半段。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感到，我们以往的基础教育正好搞反了呢?中国的基础教育存在着严重的误用呢?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一直倡导“宽松教育”，反对知识和技能的“灌输式”教育。日本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目标就确立为：学生应具有丰富的人性和社会性，具有自立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的意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展宽松的活动，发展个性教育等。正是因为日本预演了近20年的“宽松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和日本相比就显得很有“优势”。在一些交流活动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孩子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日本孩子高一截；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精神远远超出日本学生；中国学生似乎每人都有特长。以至于日本也有人在冷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其实，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自己要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教育不但要考虑有什么，更要考虑没有什么。因为教育上更多的拥有，注定会有更多的失去。在走过了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之后，中日两国学生的成功与失败是不是正好又换了个位置呢?
总之，中国基础教育因误用而无用甚而有害，表现在对人文素养的忽视，表现在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侧重理论、侧重书本，侧重于少数几门“主科”。与我国的基础教育强调数理解题训练相对应的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强调的是语言表达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的训练。我国学校在语言方面的训练，重视的是记忆背诵名家的名篇，并模仿名家的写作方式写命题作文。正是因为我国基础教育偏重于数理学科的知识积累，忽视人文素养的培养，最终构成了学生人文能力与创造能力的薄弱。根据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进行调查的结果，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但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却排名倒数第5。看来，我们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应该明楚，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人文素养的培养比数理能力的培养更重要。
五、儿童需要儿童的方式——把握基础教育的度与舵
基础教育中的误用比童年的虚置更可怕。我们需要奉行自然教育的理念。正如卢梭所言，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时间。如果说教育即生长，那么，教育的使命就应该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最好的环境首先就是自由的时间。儿童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学生没有了童年的余裕，一切都塞得满满的，不是珍惜时间，而是残酷的破坏甚至是无意的迫害。还是纪伯伦说得好：“你若满嘴食物，怎能开口歌唱?”
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儿童观：儿童不是尚未氏成的大人’，儿童期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蒙台梭利首先明确地肯定了儿童的人格价值。杜威也指出，儿童期生活有其内在的品质和意义，不可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未成熟阶段，只想让它快快地过去。实际上，人生的各个阶段皆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儿童期，原是身心生长最重要的阶段，也应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给孩子一个幸福而又有意义的童年，以此为他们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整个成人世界强行把功利目标加载于童年马车上，使儿童不堪重负，导致童年的快速消逝乃至死亡，那将是对儿童的最大戕害，是基础教育的最大败笔。儿童需要儿童的方式，我们不能自以为是地搞所谓的超前教育。我们要警惕基础教育中的误用，宁可虚置，也不可误用。
(一)嬉游活动的多态型激活。儿童拥有玩的权利。玩对于儿童来说就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是童年的快乐源泉。如果我们要遵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把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我们的首要考虑，我们就应该真诚地规划好儿童的嬉游活动，把儿童的嬉游活动当作活动本身的唯一日标。特别是在电子媒介时代，儿童被电子媒介催赶着滑过窝年期。我们为了延展小学生的童年，为了不让小学生错过童年，我们有必要成为一种积极游戏的推动者。我们要带领小学生重拾地域传统游戏，让儿童在10岁前完成应当做的嬉游乐事：在河边草地上打滚；捏泥团；采集青蛙卵：在窗台上种水芹；用沙子堆城堡；爬树；在院子挖个洞穴；堆雪人；参加一次“探险”；养小动物；能认出5种鸟类；骑自行车穿过泥水坑；做一个风筝并放上天；在公园找10种不同的叶子；种菜……我们要让小学生充分地享受田园嬉游的快乐，我们还可以让儿童享受游戏化的课余生活：像俄罗斯那样让儿童接受“补充教育”，像德国那样让孩子爱上“儿童大学”，像美国那样让学生在“公民学校”里学技能。嬉游活动在基础教育阶段有合适的位置、合理的比例，发生教育误用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二)教育产品的年段性全铺。 教育误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童年教育产品的年段不确定性。比如，一些儿童游戏，对于激发儿童的游戏精神是颇有益处的。然而，我们的儿童游戏似乎属于所有的儿童。我们很少看到儿童游戏产品上标明的适合年段。一些具有思维开发功能的数学教育产品，学龄前儿童在使用，小学生也在使用。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游戏产品或数学教育产品使用年段的覆盖面越大，越有可能存在着与年龄不相符合的误用。在这个方面，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科普作品在内，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好像心中大多没有清晰的具体年龄的孩子，只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儿童印象。对象不明确，写作或编辑时不考虑具体的阅读对象，而要留待教师或家长去确认，似乎就比较难了。这种专业化的问题，应该在写作和编辑的时候就应该加以解决，在儿童阅读产品上明确标示其适合哪个年龄或年段的儿童阅读。最好要有专门的儿童阅读研究机构进行相关适应年段的严格认证。除了对童年教育产品加以严格的适应年段认证之外，我们还要重视儿童教育产品的的全面化推出。有丰富的适合各个年龄的童年产品供教师、学生和家长选择，能够充分满足各种类型儿童成长的合理需求。如果适应每个年龄的童年教育产品标示更清晰了，选择空间也更大了，如果我们还能够让教师、家长完全相信这些适时产品比超前灌注下一年段的套装知识更重要，更具有潜在的发展性价值，尤其是同样能够发展儿童的未来适应力，未来智能，那么，家长就可能放弃超前的知识教育，与儿童的年龄不相称的纯知识教育。
(三)套装知识的迟延性进驻。套装知识，往往因为和儿童经验的剥离而缺乏必要的活性。套装知识过早地进驻儿童的世界，包括拼音字母、数学运算、科学技术等等，都会挤兑学生的想象力发展空间，儿童也就被逼迫着过早地告别“最后的雪人”。因此，在小学阶段，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要大幅度地降低学习的难度。尤其是数学课程，可将高年级的课程“还给”初中。我们不能再以研究性学习的名义没有限度地提高数学教材的难度。如果数学教材过难，连教师都必须进行“适应性”训练，这就不正常了。其实，教材内容难度降低了，只要其知识的还原性工作做得好，课程开发水平反而提高了，就有可能实现教育目标。因为匹配儿童的课程，保护儿童缪斯性的课程才是高水平的课程。科学与童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维冲突。科学世界在儿童视野的过早明晰，童话世界必然会过早地轰然倒塌。所以，即使要开设科学课程，也要尽量回避那些和小学经典童话有冲突的科学知识。毕竟，破坏儿童的“想象世界”的课程与教学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误用。
(四)入学门槛的科学化设定。在小学生的入学问题，中国呈现出与美国幼儿园留学现象截然相反的趋势。那就是中国儿童越来越早地被推入小学的大门。这就埋下了儿童期误用的祸根。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家长与教育工作者最好要有国际视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流行让孩子晚上学。至今，仍然有家长认为让孩子晚上学好。前英国教师协会主席德博拉。罗森女士就也指出，家长不应该强迫孩子在7岁之前就开始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罗森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如果一个孩子5岁时就上学，由于大脑发育不成熟，心智也不够成熟，很容易出现自理能力、动作水平、人际交往、情绪控制等方面的障碍。而且会对他们社会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要有效规避风险，我们就必须提高小学入学的门槛，等待儿童达到必须的成熟度再进入小学校园进行和他们的年龄、心理、思维相匹配的学习活动。在这之前，幼儿园的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的地方，有他们更喜欢、更适应的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这样看来，儿童何时上小学是一个科学问题，专业化的问题。并非如我们常人想象的那样早一年两年无所谓。过早入学，导致大量儿童的不适应，是有问题的。统一规定入学年龄，也未必科学。儿童入学的年龄最终应该由孩子的成熟度来决定。欧洲国家检验一个孩子是否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有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把一个苹果和一枚硬币放在孩子面前，如果孩子选择了硬币，那就说明孩子的心智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入学了。我们是否可以仿效欧洲的做法，由医学专家和教育专家联手共创中国的入学年龄评估机制，让儿童发展状态评估团对每个孩子做一个成熟度的评估。我们弃用人为规定的方式，而采取“教育专家和儿科专家联合评估十家长自主”的机制来决定5岁至7岁的孩子何时上学的问题。这也许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设想。它有助于完成中国基础教育入学门槛的科学化设定的任务。
(五)整体教育的规范化商讨。教育的设计与运行，在现代社会，不能再是一个密封的罐头生产线。真正对学生发展负责、对未来社会尽职的教育，应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是指教育作为一种整体化的专业行为，包括各个层面的教育环节，事先都必须得到广泛论证，最大化的趋于规范，逼近真实，匹配儿童。甚至教学细节都应该在一定的有效范围内，得到公认，达成共识。虽然，教育教学工作始终烙着教育工作者的个性，飘逸个人的气息，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的。但是，教育绝不是纯粹个人的神话，个人的心灵世界。我们有必要改变教育是一项孤独的个人行动的历史局面。适度削弱教育的个人化比例。其实，我们并不孤独，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打开教室的门，打通教室，打开学校的大门，发展合作性同事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教育者同盟。有了同盟的存在，我们就有了展开专业商讨的可能，就有了通过商讨看清教育真相趋向教育规范的可能，从而打破个人的偏执。整体教育为了达成规范化而进行的同盟化商讨，可以是即时的，在办公室伙伴、年级同事之间进行；也可以是跨时空的，在网友或博友之间进行。尽管对于教育教学的具体作业来说，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关注的人多了，必定能看得更真切些，行动起来会更可靠些。在自然状态下，还是智在众人中。所以涉及教育教学整体规划的事务，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有效认定和行动共同体的集体审议，才能加以执行。有了这样的程序才能被认定为合法。
(六)儿童CE的真性化运作。儿童有不可剥夺的参与权。他们有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包括有权对影响他们的任何事情发表意见。因此，我们成人必须赋予儿童以表达自我诉求的权利，自我选择的权利，让他们拥有一定的表决权。我们在校园内要健全儿童CE组织，开展儿童表达运动。我们可以建立校同小通讯社，完全由儿童自主管理，包括确立新闻选题、组织采访、写稿以及编辑，然后由校园媒体来播发他们的新闻。CE成员的表达内容，不仅体现出儿童自己的生活状态、行为表现，更包含着他们对所成长的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儿童cE组织，要让儿童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开放的，不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且可以帮助其他不能表达最近想法的人现在就能发出声音。如果，我们让儿童CE展开真性化的运作，我们就能及时听到儿童的心声，捕捉到他们脉搏的跳动。也就能及时发现教育的误用和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从而迅速反思、调整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儿童的反应和感受是我们判断教育是否发生误用的第一依据。我们每个成人都应该拿出最大的诚意，尽到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去倾听儿童的自由表达，确认我们教育行走的适宜路径。
当然，要防止童年的误用，我们还必须保持教育机构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非教育力量的非合理性干扰。加强对儿童个体的生命化研究，进一步透视儿童心理，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加强适时教育的区域型推进。以较小的区域为单位展开实时性教育的研究，甚至是从文本到教学的微观研究，充分考虑地域儿童的双重匹配性。加强对教育内容的阶梯型审查。尤其是对中观和微观教育内容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通州区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