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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京派的文学创作大多以乡土文学为主。研究京派的乡土文学，须从他们的乡土文学观及其创作实绩两个角度进行考查。本文以废名、沈从文为例，分析京派的乡土文学创作。
关键词： 京派 乡土文学观 乡土文学创作
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平两个城市作家的文学论争直接相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北方自由主义作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其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实京派与海派的矛盾和对立，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两派文人的文学观的差异，也有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甚至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和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京派不满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又反感于海派文学的商业性和媚俗性，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古老中国最广大的土地——乡村，希望藉此逃离政治和商业对文学的污染，找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在京派的创作中确实以乡土题材的作品居多，可以说理解了京派的乡土文学，也就理解了京派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
一、京派的乡土文学观
京派作家虽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审美趣味崇尚的却是乡土情怀，乡下人往往是他们颇为得意的自称。沈从文就曾经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这些话其实流露出了京派作家共有的一种自然人生观，或者说是乡土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纯朴而善良，只有亲近自然、贴近乡野的人性才是和谐完美的，而人的恶与丑陋是过于喧嚣杂乱的现代社会及虚矫的现代文明造成的。
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民间的讴歌和都市的讽刺，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文化冲突中，试图在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找到一种新的可能，通过恢复传统文化、恢复传统精神来恢复民族的精神气质，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作家虽然表现出对文学政治色彩的超然与反感，对庸俗商业化文学的厌恶，但未曾忘却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们的文学功利观包含着以新文学介入民族前途的建设和人生观再造的文学使命感，“不是以政治的、阶级的斗争形式和内容来实现，而是以道德的美学的途径来表现”，“他们以文学方式传达出的理想社会图景，其用意在于以这些‘优美’的‘人生形式’，补救现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精神病相”［2］。这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乡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理论，究其实质，是现代西方文化渗入后的产物，是民族意识觉醒在文艺方面的一种表现。
那么，京派的乡土文学观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京派文人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笔下书写的，有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有废名的京西城郊和故乡，还有萧乾的北京皇城根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
其次，主张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沈从文盛赞周作人“把文字从藻饰虚空上转到实质语言上来，那么非常切近人类的感情”。他也极欣赏废名“用淡淡文字”表现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3］。京派作家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衷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和救世。
最后，追求质朴、清淡、简洁而又回味无穷的风格。也许是喜爱乡土，必然会带上质朴的风格，这种风格也适合表现乡土世界的朴素单纯之美。朱光潜认为：“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而在取生糙的自然情感与因象的炉火里熔炼一番，再雕琢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意象世界。”［4］同时他们的文学观又受到中国传统画论和诗论的影响，追求一种言尽意无尽的意境的营造，从废名到沈从文莫不如此，废名的诗有种玄学的意味，又掺杂着理趣和禅趣；芦焚的小说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读他的作品，往往会不自觉地被自然界的荒凉和人生的辛酸所感动，弥漫字里行间的有一股萧笛般的悲凉之气，掩卷难忘。
二、京派的乡土文学创作实绩：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例
京派最留意乡土素材，仿佛给人们带来一股田野里乡土的、传统的气息。沈从文主张作品应表现“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他称赞废名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来的”［5］。
废名的乡土小说基本以故乡黄梅的乡土风情为叙事背景，叙述的大都是凡夫俗子的寻常小事，绿树、红花、水色这些自然界中最生机盎然的底色，构成了他的乡村底色。在废名的乡土文学叙事中，家乡似乎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所在，大自然展现出最柔美的一面：成片的桃林、槐柳，静谧的菱荡，还有石塔、村庙、小桥、流水，繁茂的芭茅一丛丛地长着，月亮静静地挂在空中，太阳懒懒地照着，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而富有情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和谐相处，过着恬淡而自适的生活，女子多情柔美，男子纯朴热诚，老人慈祥善良，在一幅幅天人和谐的图画中流露出作者对乡村和大自然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和亲近感。
废名能“以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动静的美”［6］，“以简朴的翠竹制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7］。他常把人物置于一种空灵、美丽的自然境况里来呈现，充满桃花源般的纯美，在《桥》、《竹林的故事》、《菱荡》等小说中，便深深打上了这种桃花源式的印痕。
沈从文在描绘世外桃源之路上似乎比废名走得更远。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模式，还是风土习俗、情感样式，都是原始、未开化的。正是在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活着一群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天然人，如翠翠、萧萧、天保、老船工等，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也没有现代的物质享受，却活得洒脱精彩，让人神往。他们赛龙舟、唱社戏、打渔撑船摆渡，雄强热情而无拘无束，乐观单纯而自然健康。他们的生存环境虽然艰苦鄙陋，但他们身上洋溢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性的至情至真，照耀了惨淡的现实生活，放射出希望的光亮。沈从文在这里寄托了关于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以及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力的推崇。
“世界上最为庄严、最为广阔的事业莫过于建起顶天立地的人格的大厦”［8］，对于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一直都是京派作家所醉心的主题。废名在他的笔下力图表现一种诗话的乡土，这里没有宗法制农村的暴力与蒙昧，代之以灵性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生所衬托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灯》和《会明》中的老司务长和老伙夫都是那种一般的见解认为的落伍过时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上却有美的让作者着迷的特质。废名借叙述者之口说：“这人应当永远活到世界上。”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虽然平凡，却都有着健康朴素的人性之美，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永远不会被污染的灵魂，守候着他们所信奉的价值。
在小说所呈现出的美学风格上，废名和沈从文也是各有千秋。从总体看来，两人在文风的清淡质朴上是一致的。虽然废名的文笔往后期发展“日趋精细甚至繁琐，但他的整个风格还是凝练冲淡的”［9］。废名在追求这种质朴、简洁、清淡的文风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文章的余香和回味，即意境的营造。他钻研中国传统的诗论和画论，努力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写他的一些小说，他酷爱唐人绝句，尤其是李商隐的诗，“在冲淡的文笔中加入了李商隐式的典雅、清丽和意象的暗示性”［10］。废名曾经称赞自己的小说《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11］
沈从文的小说在淡味上可能不如废名，但是其文字风格也是异常简洁凝练的，甚至在写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文字都是轻松冲淡的，如《丈夫》中丈夫的屈辱和觉醒，这个过程连稍微激烈点的心理活动描写都没有，就那么轻轻一笔带过。沈从文的小说在意境营造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边城》这个故事完全是沈从文在用一种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清澈如水晶的少女情怀，团结和睦讲义气的湘西乡亲，还有那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否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悠远。
总的看来，京派文人的乡土文学创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环。其丰富的文学理论及颇有实绩的文学创造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杰出产物，对于新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的发展面貌乃至走向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乡土大地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家园，又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京派的乡土小说透过回归传统的外在形态，试图重新发展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他们“试图用作品去燃烧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虑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12］，而他们自己也在创造的艺术世界里得到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M］.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2］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M］.中国社会科学，1988，（1）.
［3］［5］［6］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四）［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8］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9］［10］杨义.废名小说选·序［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1］废名.冯文炳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花城出版社，1984.
关键词： 京派 乡土文学观 乡土文学创作
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平两个城市作家的文学论争直接相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北方自由主义作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其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实京派与海派的矛盾和对立，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两派文人的文学观的差异，也有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甚至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和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京派不满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又反感于海派文学的商业性和媚俗性，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古老中国最广大的土地——乡村，希望藉此逃离政治和商业对文学的污染，找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在京派的创作中确实以乡土题材的作品居多，可以说理解了京派的乡土文学，也就理解了京派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
一、京派的乡土文学观
京派作家虽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审美趣味崇尚的却是乡土情怀，乡下人往往是他们颇为得意的自称。沈从文就曾经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这些话其实流露出了京派作家共有的一种自然人生观，或者说是乡土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纯朴而善良，只有亲近自然、贴近乡野的人性才是和谐完美的，而人的恶与丑陋是过于喧嚣杂乱的现代社会及虚矫的现代文明造成的。
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民间的讴歌和都市的讽刺，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文化冲突中，试图在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找到一种新的可能，通过恢复传统文化、恢复传统精神来恢复民族的精神气质，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作家虽然表现出对文学政治色彩的超然与反感，对庸俗商业化文学的厌恶，但未曾忘却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们的文学功利观包含着以新文学介入民族前途的建设和人生观再造的文学使命感，“不是以政治的、阶级的斗争形式和内容来实现，而是以道德的美学的途径来表现”，“他们以文学方式传达出的理想社会图景，其用意在于以这些‘优美’的‘人生形式’，补救现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精神病相”［2］。这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乡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理论，究其实质，是现代西方文化渗入后的产物，是民族意识觉醒在文艺方面的一种表现。
那么，京派的乡土文学观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京派文人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笔下书写的，有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有废名的京西城郊和故乡，还有萧乾的北京皇城根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
其次，主张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沈从文盛赞周作人“把文字从藻饰虚空上转到实质语言上来，那么非常切近人类的感情”。他也极欣赏废名“用淡淡文字”表现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3］。京派作家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衷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和救世。
最后，追求质朴、清淡、简洁而又回味无穷的风格。也许是喜爱乡土，必然会带上质朴的风格，这种风格也适合表现乡土世界的朴素单纯之美。朱光潜认为：“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而在取生糙的自然情感与因象的炉火里熔炼一番，再雕琢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意象世界。”［4］同时他们的文学观又受到中国传统画论和诗论的影响，追求一种言尽意无尽的意境的营造，从废名到沈从文莫不如此，废名的诗有种玄学的意味，又掺杂着理趣和禅趣；芦焚的小说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读他的作品，往往会不自觉地被自然界的荒凉和人生的辛酸所感动，弥漫字里行间的有一股萧笛般的悲凉之气，掩卷难忘。
二、京派的乡土文学创作实绩：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例
京派最留意乡土素材，仿佛给人们带来一股田野里乡土的、传统的气息。沈从文主张作品应表现“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他称赞废名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来的”［5］。
废名的乡土小说基本以故乡黄梅的乡土风情为叙事背景，叙述的大都是凡夫俗子的寻常小事，绿树、红花、水色这些自然界中最生机盎然的底色，构成了他的乡村底色。在废名的乡土文学叙事中，家乡似乎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所在，大自然展现出最柔美的一面：成片的桃林、槐柳，静谧的菱荡，还有石塔、村庙、小桥、流水，繁茂的芭茅一丛丛地长着，月亮静静地挂在空中，太阳懒懒地照着，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而富有情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和谐相处，过着恬淡而自适的生活，女子多情柔美，男子纯朴热诚，老人慈祥善良，在一幅幅天人和谐的图画中流露出作者对乡村和大自然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和亲近感。
废名能“以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动静的美”［6］，“以简朴的翠竹制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7］。他常把人物置于一种空灵、美丽的自然境况里来呈现，充满桃花源般的纯美，在《桥》、《竹林的故事》、《菱荡》等小说中，便深深打上了这种桃花源式的印痕。
沈从文在描绘世外桃源之路上似乎比废名走得更远。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模式，还是风土习俗、情感样式，都是原始、未开化的。正是在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活着一群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天然人，如翠翠、萧萧、天保、老船工等，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也没有现代的物质享受，却活得洒脱精彩，让人神往。他们赛龙舟、唱社戏、打渔撑船摆渡，雄强热情而无拘无束，乐观单纯而自然健康。他们的生存环境虽然艰苦鄙陋，但他们身上洋溢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性的至情至真，照耀了惨淡的现实生活，放射出希望的光亮。沈从文在这里寄托了关于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以及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力的推崇。
“世界上最为庄严、最为广阔的事业莫过于建起顶天立地的人格的大厦”［8］，对于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一直都是京派作家所醉心的主题。废名在他的笔下力图表现一种诗话的乡土，这里没有宗法制农村的暴力与蒙昧，代之以灵性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生所衬托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灯》和《会明》中的老司务长和老伙夫都是那种一般的见解认为的落伍过时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上却有美的让作者着迷的特质。废名借叙述者之口说：“这人应当永远活到世界上。”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虽然平凡，却都有着健康朴素的人性之美，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永远不会被污染的灵魂，守候着他们所信奉的价值。
在小说所呈现出的美学风格上，废名和沈从文也是各有千秋。从总体看来，两人在文风的清淡质朴上是一致的。虽然废名的文笔往后期发展“日趋精细甚至繁琐，但他的整个风格还是凝练冲淡的”［9］。废名在追求这种质朴、简洁、清淡的文风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文章的余香和回味，即意境的营造。他钻研中国传统的诗论和画论，努力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写他的一些小说，他酷爱唐人绝句，尤其是李商隐的诗，“在冲淡的文笔中加入了李商隐式的典雅、清丽和意象的暗示性”［10］。废名曾经称赞自己的小说《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11］
沈从文的小说在淡味上可能不如废名，但是其文字风格也是异常简洁凝练的，甚至在写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文字都是轻松冲淡的，如《丈夫》中丈夫的屈辱和觉醒，这个过程连稍微激烈点的心理活动描写都没有，就那么轻轻一笔带过。沈从文的小说在意境营造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边城》这个故事完全是沈从文在用一种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清澈如水晶的少女情怀，团结和睦讲义气的湘西乡亲，还有那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否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悠远。
总的看来，京派文人的乡土文学创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环。其丰富的文学理论及颇有实绩的文学创造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杰出产物，对于新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的发展面貌乃至走向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乡土大地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家园，又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京派的乡土小说透过回归传统的外在形态，试图重新发展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他们“试图用作品去燃烧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虑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12］，而他们自己也在创造的艺术世界里得到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M］.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2］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M］.中国社会科学，1988，（1）.
［3］［5］［6］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四）［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8］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9］［10］杨义.废名小说选·序［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1］废名.冯文炳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花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