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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又丧妻。这三桩不幸可谓常人很难承受的。个人生活经受了心身痛苦，但在革命生涯中我算得上是辉煌的。如今我享受着离休后的优厚待遇，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人生有福也有祸。我1929年降生于密云县的北部山区柳棵峪村，家庭生活贫困，婴育在两间连锅炕的西厢房里，在妈妈的怀抱中家贫亦幸福。可惜好景不长，在我不满二岁时，妈妈在生育难产中死去了。我这个婴儿失去了母爱，由我祖母(奶奶)抚养。当时我虽已断乳，但处在婴幼儿阶段，只能吃些细软食物，那时在社会上还很难买到奶类食品，既使有也买不起。所以奶奶只能用粥沫、糨糊，摊一勺鸡蛋等来喂养我。她戴着老花境为我缝补衣服，做鞋缝袜，把我抚养到六岁。父亲续弦，从此我的生活由继母料理。但是，由于我跟继母不亲热，很少叫她一句妈，生活上仍然离不开奶奶。
12岁那年父亲死了，少年丧父的灾难又落在我的身上。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继母，小妹和我住在山洞里，缺粮少衣。我当时在村里担任儿童团长，白天站岗放哨，送短途情报。春、夏、秋季节敌人不来扫荡的空隙抢种点地，搞些野菜。树叶充饥度日。抗日政府隔长不短地发下点救粮、救盐，冬季发点寒衣，人们在生活极端残酷的困难环境中为着抗日胜利而斗争，在困难环境中也感到幸福。我在儿童团里很活跃，曾因站岗时以火驱狼，夜送鸡毛信等事迹受到区县的物质奖励、口头表扬。
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全力投入抗日，日伪军三天小扫荡，五天大围剿，已无安宁之日。人民只能偷空隙抢种点土地。我们母子俩投机会把小妹放在地头上做活，盼着秋天收获些杂粮蔬菜。这样的日子我们一起过了三年。1944年冬，当年我15岁，继母带着我同父异母的小妹改嫁出门，丢下我孤苦零丁，无奈我只好继续在祖母照料下生活。我在儿童团里工作很忙，站岗放哨送情报回家晚，奶奶做得饭等着我，一遍遍热凉饭。继母她们俩走时给我留下一条大窟窿透小眼的破棉被，寒冬之夜冻得打哆嗦，奶奶心疼我，拉进她的被窝为我取暖。在奶奶无微不至的关照下度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我17岁那年因工作积极，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同时参加了乙化县(即密云县)特区工作，开始任民政干事、民政助理，不久又当上了区委秘书。
我们区就在我继母嫁人的村。1947年春节后的一天中年，继母叫我小妹到区公所里找我到她家吃饭。小妹带我进屋时继母站在屋门口等着我，桌上已经摆上了一碗卤肉，一大碗粉条熬肉，元宵、饺子也都上了桌。小妹的继父已参军走了。我坐在炕上吃饭，她们娘俩坐在炕沿上，继母搂着小妹的肩头，未曾说话先泪下，语重情长劝我说：“云山哪！你已经长大成人，能过日子了，我已嫁人，你领着你小妹吉利(小名)回家吧。我在这村给你找个姑娘，以后你们就成一家子人了。我虽然不能跟你们在一起，可我也就踏实了。”她的这一番话虽没动摇我坚持革命工作的决心，但从感情上深有触动。继母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在当时的伦理上确是她的真情实意。时至今日我也认为继母对我还是有留恋的。继母她要给我提的那个人，是我们区公所后院一个梳大长辫子的姑娘，常见她脚穿一双绿色绣花鞋，衣着得体，十七八岁，一米五六的个头，可算上中等人材。我当时虽已十八岁了，但心里还没有搞对像娶媳妇的念头。不论是继母的提示，还是我们之间的接触都没有引动我的心恋。
1947年冬老区土改不久，我调到兵站，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当和平解放北平大局已定后，1949年1月初我们兵站挪到了张家口。我因患肺结核病从张家口转业回到密云县委机关工作，转眼又已经三年。1949年冬我结了婚，爱人在妇联会工作。
1951年夏季的时候，我爱人下村工作，我让她顺便了解她们娘儿俩的情况，如果她们愿意，接回来咱们一起生活。结果她一了解，娘们俩在1950年都已先后离开人间。那年继母她们娘儿俩以军属身份安排到新解放的平原村，落户在小杨各庄村分得房子分得地。因为那年刚解放，国家处在最困难时期，小妹的继父把她们安置下后随部队走了，娘儿俩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借债无门，无粮无柴，只好靠乞讨度日。小妹在乞讨时被一家大宅门的恶狗咬成重残，在无食又无医治的情况下，时年八岁命归黄泉。小妹死后不久，继母也病故。
这桩事至今我深感内疚，悔恨我没有及时照顾他们。自责对小妹没尽骨肉之情。回忆起来心有余悸，久久不能平静。千不怨、万不该我当时没有及时找她们回来尽我的义务，而且我又已经具有抚养她们的条件；如果及早把小妹接到我身边来一起生活绝不会让她落到讨饭丧生的悲境。真可谓后悔药难咽啊！
在解放初期的年代，我可算早结婚、早当爹的。我23岁时就当上了爸爸。在结婚后的第16个年头，我的爱人患上了乳腺癌，又因为发现得晚，在市妇联的关怀下住进协和医院。虽及时做了切除手术，但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一年多她就病故了，中年丧妻的不幸又落在我的头上。最使人痛苦难当的是，我们身边已有4个7至14岁的儿女，使我又经受了难以承受的磨难。
俗话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对我来说不幸中又有幸，苦中也有甜。前妻病故三个多月，经人介绍我与一位小学教师结婚。她是一位黄花大姑娘，心地善良，同情我的不幸，她以宽厚无私的爱，同我一起起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她使我从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解脱出来，即将破碎的小家庭得以重新组合。我们婚后雇了一位保姆操持家务，我们俩经常回家照料，使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安心地为党和国家工作。
如今我们已是儿孙满堂，抚养大三男三女，都已成家立业、有儿有女。76年前的一颗独苗，变成如今的一大家子人，感到非常欣慰。
14年前，我办理了离体手续。此前我已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在协会的支持下从事创作活动，出版发行了8本120多万字的作品。人老了，更要珍重生命，在幸福的人生道路上保持好心态。今年我和妻子结婚已经40了，为度好晚年奠定了相依为命的伙伴基础。我们将在互敬、互爱、互相依恋的生活道路上走到人生终点。
编辑／向阳
人生有福也有祸。我1929年降生于密云县的北部山区柳棵峪村，家庭生活贫困，婴育在两间连锅炕的西厢房里，在妈妈的怀抱中家贫亦幸福。可惜好景不长，在我不满二岁时，妈妈在生育难产中死去了。我这个婴儿失去了母爱，由我祖母(奶奶)抚养。当时我虽已断乳，但处在婴幼儿阶段，只能吃些细软食物，那时在社会上还很难买到奶类食品，既使有也买不起。所以奶奶只能用粥沫、糨糊，摊一勺鸡蛋等来喂养我。她戴着老花境为我缝补衣服，做鞋缝袜，把我抚养到六岁。父亲续弦，从此我的生活由继母料理。但是，由于我跟继母不亲热，很少叫她一句妈，生活上仍然离不开奶奶。
12岁那年父亲死了，少年丧父的灾难又落在我的身上。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继母，小妹和我住在山洞里，缺粮少衣。我当时在村里担任儿童团长，白天站岗放哨，送短途情报。春、夏、秋季节敌人不来扫荡的空隙抢种点地，搞些野菜。树叶充饥度日。抗日政府隔长不短地发下点救粮、救盐，冬季发点寒衣，人们在生活极端残酷的困难环境中为着抗日胜利而斗争，在困难环境中也感到幸福。我在儿童团里很活跃，曾因站岗时以火驱狼，夜送鸡毛信等事迹受到区县的物质奖励、口头表扬。
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全力投入抗日，日伪军三天小扫荡，五天大围剿，已无安宁之日。人民只能偷空隙抢种点土地。我们母子俩投机会把小妹放在地头上做活，盼着秋天收获些杂粮蔬菜。这样的日子我们一起过了三年。1944年冬，当年我15岁，继母带着我同父异母的小妹改嫁出门，丢下我孤苦零丁，无奈我只好继续在祖母照料下生活。我在儿童团里工作很忙，站岗放哨送情报回家晚，奶奶做得饭等着我，一遍遍热凉饭。继母她们俩走时给我留下一条大窟窿透小眼的破棉被，寒冬之夜冻得打哆嗦，奶奶心疼我，拉进她的被窝为我取暖。在奶奶无微不至的关照下度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我17岁那年因工作积极，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同时参加了乙化县(即密云县)特区工作，开始任民政干事、民政助理，不久又当上了区委秘书。
我们区就在我继母嫁人的村。1947年春节后的一天中年，继母叫我小妹到区公所里找我到她家吃饭。小妹带我进屋时继母站在屋门口等着我，桌上已经摆上了一碗卤肉，一大碗粉条熬肉，元宵、饺子也都上了桌。小妹的继父已参军走了。我坐在炕上吃饭，她们娘俩坐在炕沿上，继母搂着小妹的肩头，未曾说话先泪下，语重情长劝我说：“云山哪！你已经长大成人，能过日子了，我已嫁人，你领着你小妹吉利(小名)回家吧。我在这村给你找个姑娘，以后你们就成一家子人了。我虽然不能跟你们在一起，可我也就踏实了。”她的这一番话虽没动摇我坚持革命工作的决心，但从感情上深有触动。继母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在当时的伦理上确是她的真情实意。时至今日我也认为继母对我还是有留恋的。继母她要给我提的那个人，是我们区公所后院一个梳大长辫子的姑娘，常见她脚穿一双绿色绣花鞋，衣着得体，十七八岁，一米五六的个头，可算上中等人材。我当时虽已十八岁了，但心里还没有搞对像娶媳妇的念头。不论是继母的提示，还是我们之间的接触都没有引动我的心恋。
1947年冬老区土改不久，我调到兵站，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当和平解放北平大局已定后，1949年1月初我们兵站挪到了张家口。我因患肺结核病从张家口转业回到密云县委机关工作，转眼又已经三年。1949年冬我结了婚，爱人在妇联会工作。
1951年夏季的时候，我爱人下村工作，我让她顺便了解她们娘儿俩的情况，如果她们愿意，接回来咱们一起生活。结果她一了解，娘们俩在1950年都已先后离开人间。那年继母她们娘儿俩以军属身份安排到新解放的平原村，落户在小杨各庄村分得房子分得地。因为那年刚解放，国家处在最困难时期，小妹的继父把她们安置下后随部队走了，娘儿俩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借债无门，无粮无柴，只好靠乞讨度日。小妹在乞讨时被一家大宅门的恶狗咬成重残，在无食又无医治的情况下，时年八岁命归黄泉。小妹死后不久，继母也病故。
这桩事至今我深感内疚，悔恨我没有及时照顾他们。自责对小妹没尽骨肉之情。回忆起来心有余悸，久久不能平静。千不怨、万不该我当时没有及时找她们回来尽我的义务，而且我又已经具有抚养她们的条件；如果及早把小妹接到我身边来一起生活绝不会让她落到讨饭丧生的悲境。真可谓后悔药难咽啊！
在解放初期的年代，我可算早结婚、早当爹的。我23岁时就当上了爸爸。在结婚后的第16个年头，我的爱人患上了乳腺癌，又因为发现得晚，在市妇联的关怀下住进协和医院。虽及时做了切除手术，但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一年多她就病故了，中年丧妻的不幸又落在我的头上。最使人痛苦难当的是，我们身边已有4个7至14岁的儿女，使我又经受了难以承受的磨难。
俗话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对我来说不幸中又有幸，苦中也有甜。前妻病故三个多月，经人介绍我与一位小学教师结婚。她是一位黄花大姑娘，心地善良，同情我的不幸，她以宽厚无私的爱，同我一起起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她使我从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解脱出来，即将破碎的小家庭得以重新组合。我们婚后雇了一位保姆操持家务，我们俩经常回家照料，使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安心地为党和国家工作。
如今我们已是儿孙满堂，抚养大三男三女，都已成家立业、有儿有女。76年前的一颗独苗，变成如今的一大家子人，感到非常欣慰。
14年前，我办理了离体手续。此前我已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在协会的支持下从事创作活动，出版发行了8本120多万字的作品。人老了，更要珍重生命，在幸福的人生道路上保持好心态。今年我和妻子结婚已经40了，为度好晚年奠定了相依为命的伙伴基础。我们将在互敬、互爱、互相依恋的生活道路上走到人生终点。
编辑／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