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才会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
　　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的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毕和结束。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情，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对这一目的就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往，父亲的那种病，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但哮喘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原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山区，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五十、六十，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服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月月，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
　　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都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稻草取掉，再在小树周围扎下一圈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般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筑瓦屋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趟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別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里洁洁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讲述故事，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围困着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榜样。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一九八四年十月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完婚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寻找着另外一种安宁和清静。
　　选自《我与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