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前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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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恐怕是我在此地经历的最没有节日气氛的12月。为节约电费,彩灯少了,除了几大旅游景点,各区往年灯火辉煌的商业街,都把光和彩降至勉强可以骗骗人的眼睛。在下午4点半就要掌灯的季节,节约电意味着原来以为无源无本、永续长存的富裕、美丽,一夜间就残酷地真相大白:富的美景只需多那么一点点东西;穷的直白也是少一点点虚浮足矣。
   彩灯逃走了一半,那购物呢?这原本是小民乐而忘忧的时节,东方来的便宜商品在二十年里,让虚幻的平等第一次变成现实,一时间富人和穷人都能买得起的好东西太多了,羊绒、纯麻、液晶电视没有了专属阶层,巧制价廉的玩具让百分之九十的儿童以为上帝的礼物唾手可得、天之骄子的皇冠人人可戴。保持着田园风光的大地上,没有了乌云翻滚的烟囱,没有了提供廉价劳力的贫民窟,有的只是水清鸟秀、游客和侍者,一切都仿佛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梦。
   而这一切在精英刻意蒙骗下,都好像凭空而来,人人都可温文尔雅地敲骨吸髓。当千万里之外的血汗变成沙龙里人人有份的锦衣细食,这个社会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色面孔,他们像弱者的报复,弓着背弯着腰蠕虫一般渗进来,那乌黯的影子因为抛弃了所有的尊严而变得顽强无比,抹都抹不去。等到金融诈骗露馅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梦原来是一屁股的债,这辈子恐怕是还不清了。潇洒的风度再也演不下去了,枪口在各大都市对准了外来者,仇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聚集着,都是外国人的错!精英们细心引导着把祸水放出去,于是连过节也失去了以往的无忧无虑,“爱国消费”的大旗逼着人作出选择:买法国货!这个国家的精英们发动群众运动,都是“文革”般的铺天盖地,宽容自由这些专门推荐给别人的东西收起来也是快得不眨眼:小至苹果土豆,大至汽车电器,一律要标明从原料到生产含百分之多少的法国造。政客、名人上电视或电台,人人必经审问:开什么牌子的汽车,一身行头是不是法国货。隐私、距离、风度这些我们眼巴巴要学的优雅,也是逢国家利益必让的。想象一下,要是穿戴洋货、更为外国品牌做广告的中国名流拿的是法国护照,哪一个逃得过此番“公审”。富起来的中国人挽救了法国奢侈品和葡萄酒,并没有唤起一丝良心发现,必须堵住中国人的赚钱路子,哪怕一损俱损。
   可惜中国人赚的并不是黑心钱, “买法国货”的口号如果百分百奉行就意味着百分之八十的小孩没有了玩具,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没有了圣诞树上的彩灯和饰物,百分之七八十的女人要远离时装,百分之九十的青少年失去了电子产品,这个年还怎么过!
  
  二
  
   巴黎有两家艺术影院12月放映一部奥地利旧片《欢迎光临维也纳》。读者对电影的国籍不必太当真,导演阿克塞尔·科尔蒂生在巴黎死在巴黎,是典型的国际人,奥地利不过是其落脚点。做国际人现在已成全球时尚,连有几千年老根的中国人也不甘人后,不乏一群无祖国模仿者。
   《欢》片是80年代涌现的诸多犹太受难电影之一。犹太人与其敌人的电影一直分为两股,一股是反纳粹,起步很早,30年代从卓别林的电影就开始了,其后再未断过,有专为主题的,更多的是用细节安排在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里接力;另一股就是受难,有别于很多人的错觉,这一主题的起动历史并不长,80年代初才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从南到北遍地吹响。几十年回头看,没有一个乐队指挥能想象这般齐声合奏。受难电影至90年代达到高潮,并随着冷战结束从欧美演奏到全球。那二十多年中,在西方各大电影节,投身“乐队”的不计其数,一般皆有善果,甚至成了一班无才导演的饭碗。从那时起,西方名声大过才华的导演人人至少碰一次这个主题,好像这是块试金石,或者是向什么人交考卷,甚至是进某个俱乐部的门票。
   《欢迎光临维也纳》就属后一拨受难电影,三部曲分别拍于1982、1985、1986年。第一部名为《上帝不再相信我们》,叙述一个生长在奥地利的十六岁犹太孤儿从1938年至1940年的逃难经历。他从维也纳到布拉格,直至巴黎、马赛,所经各国,除了自己人(犹太人)相帮,一路上至政权下至百姓无一好人。传递的信息大致是:举世皆敌。不光德国人坏,苏联人、法国人也个个混账,整个世界无动于衷,电影最后连远在天边、从没招惹过他们的中国人也拖上了。逃到马赛的一行人,由片中配角代言,发出了对中国人的指责,而且是仅次于对德、苏、法三国的埋怨。这位一路逃难都颇有门路的演员,掏出一张中国使馆发的签证,讥愤地说:“我找人翻译了,上面写着可以凭此到世界任何一国,除了中国!”
   人家只在中国境内给中国人戴高帽子,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另一幅景象。
  
  三
  
   自地震海啸后,日本成了世界统治者扶弱的对象,扶弱是为了抑强,要抑的是谁,不言自明。有意思的是,国际大战略马上就能在巴黎的电影厅中反映出来,真佩服这张忠实严密的网。在话语战场上,头脑就是枪杆子,必须事先擦亮磨光。
   用电影在小资中培养正面或负面感情,一般是送给扶抑对象的厚礼或暗箭,发送机构由国家电影资料馆挑头延续至艺术影院,或者说看似私营的艺术影院在把守边界的问题上,与国家机器步调一致。礼物的分发名单精挑细选,没有无目的的泛情,更无普世的友谊和艺术至上。中国人(准确地说是大陆人)是无福领受的,除贾樟柯插入半条腿,全体大陆导演、从中国电影诞生至今所有电影人,都被排斥于法国国家电影资料馆常设节目以外,连领过“金棕榈”的陈凯歌也难逃此运。俄罗斯电影人也同样命运,尽管柏林墙早已推倒。能拿礼物和不能拿的国度之分界线,不必到电影艺术中去寻找,美国国际战略的线路足可替代。这个国家国之不国的苦痛早就被“占领军”齐奏成一曲欢乐颂,连心酸都是看不见的。
   不知这个背景,就无法体会我下面要说的用电影扶日。电影资料馆9至11月这一季已推出历时两个月的日本当代电影大型回顾展,何谓“大型”?即不是个人展,而是一国某个时代或某个门类的电影展。参展的是日本Siglo制片公司80年代至今的故事片和纪录片。Siglo制片的资金来源是法国,实际应为法国名下的某个国际基金。其制片导向很明确,就是在日本这个保守社会切入“介入电影”,也可称为非娱乐的“使命电影”,说白了是给一个抱团社会掺沙子。以西方几大核心国名义分发的拍电影礼钱,多有各式各样的“解构”目的。经Siglo制片三十年的努力,日本小资这只桃子基本是熟透了,到了可采摘的季节。
   展示完日本“介入电影”与西方各大都市同跳的心脏,紧接下来12月至明年2月的这一季,又起动了“日活株式会社”百年电影回顾展。我去看了1939年一部军国主义电影《土地和士兵》,描述日本军人在中国的“英勇”征战。要知道法国人对自己维希时代的电影也没有如此高抬贵手,二战期间选择亲德和亲维希政权的宣传片是只能呆在冷宫的,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电影就更是大逆不道,永无面世之日,缘何日本侵华的军国主义宣传片却是另一种命运可当成“艺术作品”欣赏?
   《土》片除了表现日本军人的勇敢牺牲,另一宣传重点是日军的“人道”,为此两个小时的电影中,中国抵抗者既没有面孔也不见尸体,只是房屋和工事后面射出的子弹。日军征伐在一片没有国民的大地上,全片只给被侵略者两个特写,一个是啼哭的婴儿,但他被杀害的母亲的画面是没有的,观众只能看见垂死女人的一只手,孤婴倒是给了一个长长的大特写,那是为陪衬日本军人怜悯而无奈的面容;另一个镜头给了被占村庄的一头羔羊,它作为村庄唯一的活物楚楚可怜地伏在日本士兵的怀里,两个士兵为战利品展开了一场哲人对话,争论可爱的小羊是不是战争的一部分,主张杀羊吃肉的士兵认为羊与这场战争分不开,反对者则认为羊是战争之外的生命。多么美妙的细节!只是這么多年我在此却从未看见有人敢放出这类细节原谅二战中的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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