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大学在世界大学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但客观地说，改观不是很大。如何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务院于2015年10月正式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会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会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将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是国家层面给我国高等教育绘制的宏伟蓝图。国家对高等教育如此重视，令人振奋。但是当想到如何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问题时，又禁不住忧从心起。20世纪末，欧美国家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提出过“一流大学”的口号，但由于普遍采取的是绩效指标和量化评估的方式，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学转变成了“跨国官僚政治联合体，或者与诸如欧盟这类跨国政府相关联，或者具有独立功能，类似于一个跨国公司，”[1]3使现代大学的理性和文化被消解殆尽，成了“废墟化的机构（ruined institution）”[1]162。出现这种结果，显然是建设一流大学的路径和方法有问题，即国家对大学的考核与评价有问题。从大学治理来看，国家对大学的考核与评价属于大学外部治理的范畴。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长达22年的赫钦斯，非常明白外部环境对大学的影响。他在其《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把美国大学混乱的根源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外部环境对金钱的追逐、混乱的民主概念和对进步概念的狭隘认识；治理大学需要先从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英国高等教育家阿什比，曾经担任过英国皇后大学副校长和剑桥大学副校长，他对大学的外部力量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认为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在其《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他把大学环境力量归纳为三种，即顾客的要求、人力的需要和资助人的影响。赫钦斯和阿什比对大学外部环境的研究丰富了大学外部治理理论，对我国大学的外部治理有很多启示。但是，我国对大学外部治理则讨论不多，似乎大学办得好不好，只是大学自身的事。我最近刚从新加坡考察高等教育回来，南洋理工大学建校时间不足20年，但是2015年的世界大学QS排名，位居第13名。我不太相信大学排名榜，但是南洋理工大学能够有这么好的排名，还是让我愕然。接待我们的副校长余明华教授说，南洋理工大学的迅速崛起得力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2006年成为自主大学，二是政府投入较大。成为自主大学，就是在解决大学的外部治理问题。外部治理得好与不好，也是大学提升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