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康华楚兄，要把他从垂髫、弱冠一直到耄耋之年前后近七十载所写的旧体诗结集出版，嘱我在书中写几句话。
　　读这本合乎规矩的旧体诗集初稿后，不免就想到当前中国诗坛的状况。先想到的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写旧体诗和读旧体诗的人，越来越多，而读新诗的人，则越来越少。对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许多人分析了许多原因，莫衷一是。我没有做过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说不出见解，只好先抄两位名人的话，作为我抒发以下感想的依据。
　　一段是郑超麟老先生的话。1989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旧体诗词集《玉尹残集》，老共产党员楼适夷老先生为这本诗集作序。1989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季刊也以《记郑超麟》为题，发表了这篇序言。楼适老在这篇序言中，摘引了郑超老给他的一封信，其中有谈诗的一些话：
　　
　　五四文字革新，散文成功了，现在没有人再写古文，但诗失败了。第一代文字革新者有如陈独秀，如鲁迅，都写旧诗。诗总是要有格律的。西方诸语种的诗都有格律（所谓自由体除外）。我未见中国有一首新诗受人广泛传诵，如鲁迅的旧诗者。所以我严肃对待旧诗词，不敢打油。
　　
　　对于郑超老的这一段话，我赞成一大半，保留一小半。说五四以来，诗的改革，失败了，我认为有对的一面，但嫌说得太绝对了些。因为这几十年，毕竟还有若干写新诗的诗人和一批新诗流传下来了，以后大概也可以继续流传下去。虽然，从整体上说来，作品的数量和作家的人数都嫌不足。不过在诗的领域中，新诗不能完全代替旧诗确是事实。而在散文领域中，则与诗的情况完全相反。现在散文完全代替了古文，却也是一种千真万确的事实。为什么呢？其中恐怕有个重要的原因是：新诗发展到近九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创造出几种大部分人认可的、大部分诗歌都应该有的格律，而且这种格律的音节和声韵，要能和现代语言在整体上相对应，相和谐。
　　另一段是抄录朱光潜老先生的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先生留学欧洲，1933年回国时，就带回了一本名为《诗论》的初稿。朱先生到了晚年（1984年），他还自称“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立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胡适之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大当文学院院长，当时，他看到这部《诗论》初稿，就敦请朱光潜先生到北大中文系讲课（附带插几句题外的话：这部《诗论》中有一篇附录，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胡适之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讲到的“做诗如说话”的观点，而且批评得十分尖锐。胡适之先生却有这样真正的雅量：你虽然严厉地批评了我，但只要你有学问，批评得对，我就应该接受，还应该邀你来北大讲课。历史过去了七十余年，在人文环境的这一方面，现在的中国，比那时还落后多了！如今，从一些小爬虫到大脑壳，多半是批评不得的。正确地批评大人物而闯了大祸的，例子还少吗？推行专制主义，阻碍了中国在历史中的正常发展，由此也可得到有力的证明）。以后，在抗战期间，《诗论》在大后方正式出版；解放以后，在两三家出版社重印了这部书。现在，我抄录的朱先生的话，都出自这部《诗论》。
　　朱光潜先生说：“……据我研究中外大诗人的作品所得的印象来说，诗是最精妙的观感表现于最精妙的语言，这两种精妙都绝不容易得来的，就是大诗人也往往须费毕生的辛苦来摸索。”又说：“我读过许多新诗，我很深切地感觉到大部分新诗根本没有‘生存理由’。”
　　对这两段一针见血的话，我的体会是：大部分新诗根本没有“生存理由”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诗不能用最精妙的语言去表现最精妙的观感。而最精妙的诗的语言中，无疑包含了音节、声韵、格律、乐感和音乐情趣等等，这才有别于一般的说话。而最精妙的观感，无疑包含了在时代的脉搏中跳动着的整个“诗心”。也就是说，从诗人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判断能力、艺术概括能力、艺术表现能力……中显现出的诗情画意和箴言哲理。时间又过了七十多年，朱先生说的这些“生存理由”，我们的许多新诗也还没有争取到哩！
　　朱光潜先生又说：“新诗的固定模式还未成立，而一般新诗作者在技巧上缺乏训练，又不能使每一首诗现出很显著的音节上的个性，结果是散漫芜杂，毫无形式可言。”还说：“许多新诗人的失败都在不能创造形式，换句话说，不能把握住他所想表现的情趣所应有的声音节奏，这就不啻说他不能做诗。”
　　我的体会是，这实际上指出，新诗要有若干形式的格律。掌握了这些格律，才算真正在做诗。其实，朱先生和郑先生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朱光潜先生又提出，新诗要“学”。“凡事没有不学而能的，艺术尤其如此”。学什么呢？“伸在眼前的显然只有三条路”：
　　第一条，是西方诗的路。朱先生认为，西方诗可以教会我们“新鲜的感触人情物态的方法”，“变化多端的技巧”，“尽量发挥语言的潜能”。不过，西方诗难学，对中国人来说，诗的“不可译性”，还将阻碍着这种学习的深入。
　　第二条路是中国旧诗的路。朱先生认为，有些人根本反对读旧诗是不对的。“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同西方抗衡，它的范围固然比较窄狭，它的精炼深隽却往往非西方诗所可及”。每个国家的诗，都有“一个一线相承、绵延不断的传统”，中国诗当然也不例外，“很可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藏还值得新诗人去发掘”。
　　第三条路是流行的民间文学的路。不过，民间文学有它的特长，也有它的限制，流行的鼓书戏词之类，已不能算是真正的民间文学，已到了形式化和僵硬化的阶段了，内容和形式上实多无甚可取。
　　这就是说，以上所讲的三条路，中国的新诗要学习中国旧诗的路是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学习中也应该兼及西方诗和民间文学，不过那不是最主要的。这种学习除了学古代中国的旧体诗词外，无疑也包括了学习现代中国人写的合格的旧体诗词。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绵延了十年的、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开始能读到许多有思想与文化价值而且也有深厚的艺术价值的旧体诗集了。而这些旧体诗的作者中，从第二代的老诗人聂绀弩等（第一代无疑要算陈独秀、鲁迅、郁达夫等），直到年轻一代的何永沂等，前后五六代人的优秀作品都出现了，林林总总，璀璨闪光。这种文学现象，是不是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学风景和广大读者迫切的文学需求呢？我以为，这是很可以加以探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康华楚兄的这本旧体诗集，无疑也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列，起到他应起的作用。我更希望，这些旧体诗集能对新诗的发展、特别能对与中国现代语言相对应的现代格律诗的形成和崛起，起到他们应起的推动作用。这是我读了康华楚兄这部诗稿后最主要的一点感触和遐想。
　　读了康华楚兄这本诗集，我的另一感想是：诗集中蕴藏了不少箴言和警句，值得读者深入发掘、鉴赏、品味和思索。凡存在于真正的诗中的箴言、警句，当然不能为说教和喊口号，而一定要内涵深刻，藏而不露，要在含蕴、绰约中表现其潜存的诗美和哲理。且“诗无达诂”，读者见仁见智，各人有各人的发现、理喻和阐释。故我在这里不宜过多摘引，只举两例，就教方家。
　　一是：“闻道文场亦市场，几多‘名士’费包装。我来只卖潇湘水，聊胜羊头狗肉汤。”
　　另一是：“潇湘旧是亡秦水，流向人间血未凝。”（见2004年3月12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未见诗稿）
　　潇湘水现在也受严重污染了，正在治理，希望能尽快治理见效。诗人带来的可能是几十年前的潇湘水，那时，潇湘水清冽、纯正，而且渗和了屈原的眼泪、杜甫的忧思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他们为了救国救民，而在忠肝义胆中表现出来的正气。这样的水，当然要比羊头狗肉汤胜过多多。现在，不但卖羊头狗肉汤的人不少，甚至有人还挂羊头在卖病死的瘟猪肉呢，那瘟猪肉汤吃了是要死人的，但一些人只顾紧捞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死人不死人的事，他们想得很少。
　　潇湘旧是亡秦水。不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当年的潇湘水中，饱含着三湘四水多情儿女们的豪情、激情以至温情、柔情。他们和秦始皇之类暴君的专制主义是势不两立的。这样多情的潇湘水流经之处，人们必然热血沸腾，豪情万丈，这人间热血又哪能冰冻和凝结呢？只要这专制主义未除，后面的“好戏”就会源源不断，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着的历史！
　　华楚兄要我在这本诗集中写的几句话，算是写完了。这当然不算是写序，而只写了一些零星的杂感。不过，我写的这些话，对或者不对，是否信口开河，有无事实根据，读者们读了华楚兄这本诗集后，自会有一个明白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