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灵感闪现时足不出户即可创作，工作疲惫时倒头就能睡个昏天黑地……成为自由音乐人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物流管理专业2020届毕业生李登显通过作曲费、音乐版权费等实现了月入过万元。他越发喜欢这份工作，“自由，弹性大，收入不错，还有成就感。”李登显说。
和李登显一样，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择业目光转向新就业形态，从事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内容创作者、电子竞技工作者等新的职业。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迅猛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就业形态，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学生就业难题打开了一扇窗。
然而，作为新生事物，新就业形态下的工作岗位因社会认可度较低、劳动保障滞后，也遭遇成长烦恼，存在界定难、保障难、监管难等问题，亟待破解。
在天津饿了么外卖站点，大学生快递小哥十分常见。“前几年招聘到大学生骑手，大家还感觉比较稀奇，现在都习惯了。”饿了么天津相关负责人说。有平台数据显示，疫情暴发以来，有1万多名“00后”大学生兼职送起外卖。
记者了解到，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874万人，创历史新高，再加上疫情影响，许多高校毕业生求职之路并不顺利，好在一些新就业形态因具备体面的收入而备受大学生青睐，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蓄水池。
以生活服务业的新就业形态为例，电商平台美团近期发布的《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显示，生活服务业灵活就业从业者的平均年收入为60732元，比201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53604元略高。其中，月收入高于10000元的从业者占比达9.6%。
记者还了解到，视频制作者、市场拓展员、内容创作者这三类自由职业更受大学生青睐。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是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服务平台，该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已有2199名天津高校2020年应届毕业生通过该公司平台实现了灵活就业，其中，视频制作者、市场拓展员和内容创作者三类新职业从业人员合计占96.7%。该公司董事长杨晖说，“95后”高校毕业生一般喜欢在相对自由的舞台上发挥才智，也勇于突破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模式。
这种新就业形态一定程度上还为部分高校毕业生正式工作或继续深造建立了“缓冲带”。山东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生孙小逸（化名）已成功申请国外硕士项目，受疫情影响，目前在家上网课，同时还在一家传媒公司兼职从事视频剪辑工作。“一边理论，一边实践，工作、学习两不误，还有钱赚。”孙小逸兴奋地说。
尽管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但社会的接受度还在影响其吸引力。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鞠娴妹告诉记者，目前学生、家长及社会对新就业形态的认同度还普遍不高，就连一些学校也曾将一些新就业形态的岗位拒之门外。
记者梳理发现，新就业形态目前存在三重困境。
首先是就业关系界定难。业内人士介绍，部分新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其就业关系不具备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特征，一般不簽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也不符合在单位就业相关补贴的政策条件，从业人员在享受各项帮扶政策方面存在一定障碍。
其次是劳动权益保障难。记者了解到，不少从事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由于没有明确的工作单位，要把所有社保缴纳齐全还存在一些限制，比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可通过社保窗口自己缴纳，但工伤保险就无法参加，工作中一旦出现事故难以得到保障。今年22岁的周庆旭毕业于天津大学仁爱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他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进入工厂上班，而是选择了两份灵活就业兼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自己也没有缴纳社保。“虽然能多挣点钱，但总担心万一出现意外，可能完全没有保障。”
最后是行业监管难。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薄文广表示，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会与共享平台通过服务签约形成一定的约束关系，但由于新就业形态弹性用工的特点，落实到监管上难度较大。再加上目前许多新就业形态在不同企业、地域的标准不一，容易陷入无序化管理的局面，这就加剧了从业人员的劳动风险。
基于上述因素，大部分高校、家长并不倾向于让毕业生优先选择新就业形态。天津师范大学2020届毕业生王晓月目前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舞蹈教师，虽然暑期收入很不错，但随着学生开学、课程减少，收入也随之降低。“这份工作恐怕干不久。”王晓月说，她的家人担心这种工作不稳定，希望她找份传统工作或考研，将来谋份稳定职业。
这些问题也影响着新就业形态相关企业吸引高端人才。创业者王俊浩经营的是一家文化设计公司，不久前与一家视频创意公司合并，增加了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新就业形态。他坦言，新就业形态虽然符合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但吸引到本科以上毕业生较难。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新就业形态未来将层出不穷，且在拉动经济增长、促就业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相关部门应加强政策支持，增强新就业形态的职业吸引力，吸纳更多大学生选择新就业形态。
首先应加强激励机制。薄文广建议地方有关部门可先行先试，出台符合当地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支持政策。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建议，国家应将支持新就业形态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和测评中，把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成效显著的城市，优先纳入创业型城市创建范围，以此鼓励地方政府拿出切实举措支持新就业形态。
其次应完善有关新就业形态的法律法规。孙佑海建议适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新就业形态的定义、范畴和保障措施，为如何界定新就业形态提供法律依据。同时，相关部委也要按职责分工研究制定帮扶政策，让各地落实有所遵循。国家有关部门应合理设定互联网平台经济以及其他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规则，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介服务企业等降低服务费、加盟管理费等，吸纳更多劳动者选择新就业形态。
最后要转变就业观念。专家指出，今天的新就业形态或是明天的主流就业形态，高校毕业生及家长应摘掉有色眼镜，以包容、鼓励的态度对待不断涌现的就业形态。鞠娴妹坦言，她过去对直播带货等新就业形态就持有偏见，事实证明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岗位的确很有发展前景，未来还应加深了解，积极向学生推介。（来源= 瞭望）
和李登显一样，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择业目光转向新就业形态，从事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内容创作者、电子竞技工作者等新的职业。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迅猛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就业形态，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学生就业难题打开了一扇窗。
然而，作为新生事物，新就业形态下的工作岗位因社会认可度较低、劳动保障滞后，也遭遇成长烦恼，存在界定难、保障难、监管难等问题，亟待破解。
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蓄水池
在天津饿了么外卖站点，大学生快递小哥十分常见。“前几年招聘到大学生骑手，大家还感觉比较稀奇，现在都习惯了。”饿了么天津相关负责人说。有平台数据显示，疫情暴发以来，有1万多名“00后”大学生兼职送起外卖。
记者了解到，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874万人，创历史新高，再加上疫情影响，许多高校毕业生求职之路并不顺利，好在一些新就业形态因具备体面的收入而备受大学生青睐，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蓄水池。
以生活服务业的新就业形态为例，电商平台美团近期发布的《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显示，生活服务业灵活就业从业者的平均年收入为60732元，比201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53604元略高。其中，月收入高于10000元的从业者占比达9.6%。
记者还了解到，视频制作者、市场拓展员、内容创作者这三类自由职业更受大学生青睐。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是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服务平台，该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已有2199名天津高校2020年应届毕业生通过该公司平台实现了灵活就业，其中，视频制作者、市场拓展员和内容创作者三类新职业从业人员合计占96.7%。该公司董事长杨晖说，“95后”高校毕业生一般喜欢在相对自由的舞台上发挥才智，也勇于突破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模式。
这种新就业形态一定程度上还为部分高校毕业生正式工作或继续深造建立了“缓冲带”。山东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生孙小逸（化名）已成功申请国外硕士项目，受疫情影响，目前在家上网课，同时还在一家传媒公司兼职从事视频剪辑工作。“一边理论，一边实践，工作、学习两不误，还有钱赚。”孙小逸兴奋地说。
不确定的劳动关系 不确定的政策待遇
尽管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但社会的接受度还在影响其吸引力。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鞠娴妹告诉记者，目前学生、家长及社会对新就业形态的认同度还普遍不高，就连一些学校也曾将一些新就业形态的岗位拒之门外。
记者梳理发现，新就业形态目前存在三重困境。
首先是就业关系界定难。业内人士介绍，部分新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其就业关系不具备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特征，一般不簽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也不符合在单位就业相关补贴的政策条件，从业人员在享受各项帮扶政策方面存在一定障碍。
其次是劳动权益保障难。记者了解到，不少从事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由于没有明确的工作单位，要把所有社保缴纳齐全还存在一些限制，比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可通过社保窗口自己缴纳，但工伤保险就无法参加，工作中一旦出现事故难以得到保障。今年22岁的周庆旭毕业于天津大学仁爱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他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进入工厂上班，而是选择了两份灵活就业兼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自己也没有缴纳社保。“虽然能多挣点钱，但总担心万一出现意外，可能完全没有保障。”
最后是行业监管难。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薄文广表示，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会与共享平台通过服务签约形成一定的约束关系，但由于新就业形态弹性用工的特点，落实到监管上难度较大。再加上目前许多新就业形态在不同企业、地域的标准不一，容易陷入无序化管理的局面，这就加剧了从业人员的劳动风险。
基于上述因素，大部分高校、家长并不倾向于让毕业生优先选择新就业形态。天津师范大学2020届毕业生王晓月目前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舞蹈教师，虽然暑期收入很不错，但随着学生开学、课程减少，收入也随之降低。“这份工作恐怕干不久。”王晓月说，她的家人担心这种工作不稳定，希望她找份传统工作或考研，将来谋份稳定职业。
这些问题也影响着新就业形态相关企业吸引高端人才。创业者王俊浩经营的是一家文化设计公司，不久前与一家视频创意公司合并，增加了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新就业形态。他坦言，新就业形态虽然符合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但吸引到本科以上毕业生较难。
抓紧定义新就业形态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新就业形态未来将层出不穷，且在拉动经济增长、促就业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相关部门应加强政策支持，增强新就业形态的职业吸引力，吸纳更多大学生选择新就业形态。
首先应加强激励机制。薄文广建议地方有关部门可先行先试，出台符合当地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支持政策。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建议，国家应将支持新就业形态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和测评中，把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成效显著的城市，优先纳入创业型城市创建范围，以此鼓励地方政府拿出切实举措支持新就业形态。
其次应完善有关新就业形态的法律法规。孙佑海建议适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新就业形态的定义、范畴和保障措施，为如何界定新就业形态提供法律依据。同时，相关部委也要按职责分工研究制定帮扶政策，让各地落实有所遵循。国家有关部门应合理设定互联网平台经济以及其他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规则，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介服务企业等降低服务费、加盟管理费等，吸纳更多劳动者选择新就业形态。
最后要转变就业观念。专家指出，今天的新就业形态或是明天的主流就业形态，高校毕业生及家长应摘掉有色眼镜，以包容、鼓励的态度对待不断涌现的就业形态。鞠娴妹坦言，她过去对直播带货等新就业形态就持有偏见，事实证明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岗位的确很有发展前景，未来还应加深了解，积极向学生推介。（来源= 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