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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旧体诗词热，我认为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诗歌一直占据中国文坛的正宗地位，这与诗歌从孔子时代开始就积极参与社会教化的角色有关。诗歌是文人参与政治、进行日常交流和精神消费的重要形式，无数骚人墨客言志抒怀，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推动诗歌形式的发展，创造了民族文学的辉煌。
新世纪的旧体诗词热，可以说正是对这种集体记忆的动情回应。说动情，是因为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旧体诗词的正统地位被彻底颠覆，能写一手好诗的文化人不再以写旧体诗词为荣，即使他们偶尔“技痒难熬”，也只是在朋友圈里作为应和之作相互赠阅，极个别的因为作者身份特殊，或因为某一公共事件而披露于媒体，才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新诗则声誉日隆。不管现在有多少人看不上新诗，文学界认它为正统则是事实，不仅有读者喝彩，而且有批评家着力建构新诗美学，提供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这种对比鲜明的反差，当然磨灭不了人们对古代诗词辉煌成就的记忆，而且会使这种记忆更为深刻，并在长期的压抑中积蓄力量，等待机会把记忆转化为行动，爆发出一个呼唤古典诗词传统回归的潮流。
这样的机会来了：新的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整个民族潜意识中对古典诗词的那一份集体记忆被激活。旧体诗词带着民族的自豪感，带着对古典诗词盛况的怀念，从文人小圈子走向民间，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与此相应的，是国学热，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反思，比如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就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导致中国意识的危机，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乃至后来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灾难。也有人批评五四文学革命以白话取代文言，破坏了诗美的基础，使诗成为非诗。其实，新文化运动否定的是礼教，而非中国文化；文学革命废文言，不是废诗美：新诗美学建立在白话的语言基础上，有它自身的规则。
旧体诗词热，一旦放到整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中来看，就会发现它并非偶然，而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逆反现象，即文化的新旧代序因革新的激进而回过头来引起怀旧的思潮，人们带着对往昔辉煌的深深怀念，来表达对当下某种情势的不满。作为新文学正统文体的新诗到新的世纪之交忽然受到非议，而本来被排挤出文坛的旧体诗词却又似乎迎来转机，不仅有人为它长期受冷落而鸣不平，而且许多人开始行动，投身创作，且有专门的刊物发表作品。据统计，近来旧体诗词的创作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新诗。这种时来运转，意味深长。
简单地说，我认为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告别革命”后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左翼文化，直到“文革”，中国革命的内容前后变化很大，但其激进的姿态却是一脉相承的。在革命的火红年代，新旧对立，以“新”为本，几乎是一种标准思维，一种价值观念。新诗，好就好在它的“新”，而被文学革命否定的文言，因为它“旧”而只具承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不再具有现实交往中的语言工具意义。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们从改革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建设的角度，从开放过程中处理中外关系，包括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放弃了“革命”即正义的思维模式，转而从现实国情出发，以发展的观点，对革命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即在肯定“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的同时，强调当前要把发展经济作为工作的重点，通过改革来调整社会关系，追求现代化的梦想，这时方才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必须重新审视新旧、中西的关系。虽然早就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主张要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但在“革命”的时代和“改革”的时代所要吸收的中外文化的具体内容显然是很不相同的。当改革取代“继续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革命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就受到了质疑，传统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界定为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受到重视，甚至对孔夫子和儒家经典的推崇被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用以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强化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
承载着中华民族荣耀记忆的古典诗词，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被栽培到现实的文化土壤里的，从而催生出了旧体诗词创作的热潮。这当然不是单纯地欣赏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瑰宝的诗词名作——欣赏诗经、屈原到李杜……的名家名作，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只是要把一种古典的文体重新复活在现实中，形诸于笔端，成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一个颇具声势的“复古运动”，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怀旧的时尚，是一些具有良好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典雅趣味的自然流露。
可是这一带有怀旧意味的“复古运动”遭遇了难以克服的现实障碍。障碍就是旧体诗词不再拥有它辉煌时代所拥有的那种语言环境了。
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来，旧体诗创作最有成就的，其实是五四那一代人。那一代人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受过系统的诗词格律的训练。他们在从事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同时，写过不少出色的旧体诗词，只是他们接受了新文学观，没有把旧体诗词的写作视为文学的事业，因此很少主动发表。从五四开始，旧体诗词不再承担社会性的角色，而白话成为国语，新文学就在白话的国语基础上发展成长起来。由于日常交往不再使用文言，越到后来，读书人使用文言的能力越弱。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不能说不再有人会熟练地运用文言——任何时代，总有特别的人才，哪怕再过几百年，还是会有能够熟练运用文言、写出一手旧体好诗的才俊，但这对现代文学史有什么意义吗？基本没有。这些写作旧体诗词的人会遭遇孤独，他们缺少可以深入交流、通过交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道。他们最多是在小圈子里活动，相互应和，社会上的读者难以参与，因为这些读者缺少参与的语言能力。在白话文教学中成长起来的大众读者与其去欣赏当代人写的旧体诗词，他们会依照习惯而更愿意选择古代的名篇。古典诗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漫长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被赋予了明晰的意义和理解的思路，从而使这些名篇更容易被理解，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享受到审美的愉悦。
旧体诗词热难以持续是因为失去了具有活力的语言环境支撑，这不仅是指它失去了旧体诗词在古代所承担的人际交往功能——退出了广泛的日常交往领域，它的社会角色被大大削弱了，而这样说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意思是，旧体诗词热，之称为“热”——所谓的时尚，如果按照诗词格律的标准，今人所写的许多作品都是有所欠缺的。有人说今天旧体诗词的数量远超新诗，但这难以成为它重现辉煌的依据。随便翻阅一些旧体诗词的杂志和选本，有一些优秀之作，但不合格律的不在少数，半文半白，平仄错乱，有的甚至是顺口溜和打油诗。为什么？就因为这些作者缺少五四那一代人的深厚的古文基础——他们都是接受白话文教学，古文只是业余，而且是在没有古文的语言氛围中学的“第二外语”。第二外语，几乎不可能达到母语的水平，更遑论达到文学意义上像运用母语进行创作的那种水平。
无法从社会语言环境中获得广泛有效支撑的旧体诗词热，能热多久，热出什么成果来？前景不容乐观，但这并不妨碍具有良好古文修养、真正喜欢旧体诗词的专门家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在朋友圈内传阅，或许还能进一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读者群体。学术界也可以对旧体诗词做专题研究，研究它与古典诗词的传承关系，研究它的文化意义，乃至探讨其艺术的得失。但这一切，与当今文学的主流都隔了一层。从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看，用歷史发展的眼光看，旧体诗词热注定是寂寞的。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诗歌一直占据中国文坛的正宗地位，这与诗歌从孔子时代开始就积极参与社会教化的角色有关。诗歌是文人参与政治、进行日常交流和精神消费的重要形式，无数骚人墨客言志抒怀，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推动诗歌形式的发展，创造了民族文学的辉煌。
新世纪的旧体诗词热，可以说正是对这种集体记忆的动情回应。说动情，是因为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旧体诗词的正统地位被彻底颠覆，能写一手好诗的文化人不再以写旧体诗词为荣，即使他们偶尔“技痒难熬”，也只是在朋友圈里作为应和之作相互赠阅，极个别的因为作者身份特殊，或因为某一公共事件而披露于媒体，才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新诗则声誉日隆。不管现在有多少人看不上新诗，文学界认它为正统则是事实，不仅有读者喝彩，而且有批评家着力建构新诗美学，提供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这种对比鲜明的反差，当然磨灭不了人们对古代诗词辉煌成就的记忆，而且会使这种记忆更为深刻，并在长期的压抑中积蓄力量，等待机会把记忆转化为行动，爆发出一个呼唤古典诗词传统回归的潮流。
这样的机会来了：新的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整个民族潜意识中对古典诗词的那一份集体记忆被激活。旧体诗词带着民族的自豪感，带着对古典诗词盛况的怀念，从文人小圈子走向民间，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与此相应的，是国学热，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反思，比如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就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导致中国意识的危机，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乃至后来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灾难。也有人批评五四文学革命以白话取代文言，破坏了诗美的基础，使诗成为非诗。其实，新文化运动否定的是礼教，而非中国文化；文学革命废文言，不是废诗美：新诗美学建立在白话的语言基础上，有它自身的规则。
旧体诗词热，一旦放到整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中来看，就会发现它并非偶然，而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逆反现象，即文化的新旧代序因革新的激进而回过头来引起怀旧的思潮，人们带着对往昔辉煌的深深怀念，来表达对当下某种情势的不满。作为新文学正统文体的新诗到新的世纪之交忽然受到非议，而本来被排挤出文坛的旧体诗词却又似乎迎来转机，不仅有人为它长期受冷落而鸣不平，而且许多人开始行动，投身创作，且有专门的刊物发表作品。据统计，近来旧体诗词的创作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新诗。这种时来运转，意味深长。
简单地说，我认为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告别革命”后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左翼文化，直到“文革”，中国革命的内容前后变化很大，但其激进的姿态却是一脉相承的。在革命的火红年代，新旧对立，以“新”为本，几乎是一种标准思维，一种价值观念。新诗，好就好在它的“新”，而被文学革命否定的文言，因为它“旧”而只具承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不再具有现实交往中的语言工具意义。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们从改革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建设的角度，从开放过程中处理中外关系，包括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放弃了“革命”即正义的思维模式，转而从现实国情出发，以发展的观点，对革命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即在肯定“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的同时，强调当前要把发展经济作为工作的重点，通过改革来调整社会关系，追求现代化的梦想，这时方才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必须重新审视新旧、中西的关系。虽然早就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主张要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但在“革命”的时代和“改革”的时代所要吸收的中外文化的具体内容显然是很不相同的。当改革取代“继续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革命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就受到了质疑，传统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界定为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受到重视，甚至对孔夫子和儒家经典的推崇被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用以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强化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
承载着中华民族荣耀记忆的古典诗词，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被栽培到现实的文化土壤里的，从而催生出了旧体诗词创作的热潮。这当然不是单纯地欣赏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瑰宝的诗词名作——欣赏诗经、屈原到李杜……的名家名作，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只是要把一种古典的文体重新复活在现实中，形诸于笔端，成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一个颇具声势的“复古运动”，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怀旧的时尚，是一些具有良好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典雅趣味的自然流露。
可是这一带有怀旧意味的“复古运动”遭遇了难以克服的现实障碍。障碍就是旧体诗词不再拥有它辉煌时代所拥有的那种语言环境了。
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来，旧体诗创作最有成就的，其实是五四那一代人。那一代人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受过系统的诗词格律的训练。他们在从事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同时，写过不少出色的旧体诗词，只是他们接受了新文学观，没有把旧体诗词的写作视为文学的事业，因此很少主动发表。从五四开始，旧体诗词不再承担社会性的角色，而白话成为国语，新文学就在白话的国语基础上发展成长起来。由于日常交往不再使用文言，越到后来，读书人使用文言的能力越弱。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不能说不再有人会熟练地运用文言——任何时代，总有特别的人才，哪怕再过几百年，还是会有能够熟练运用文言、写出一手旧体好诗的才俊，但这对现代文学史有什么意义吗？基本没有。这些写作旧体诗词的人会遭遇孤独，他们缺少可以深入交流、通过交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道。他们最多是在小圈子里活动，相互应和，社会上的读者难以参与，因为这些读者缺少参与的语言能力。在白话文教学中成长起来的大众读者与其去欣赏当代人写的旧体诗词，他们会依照习惯而更愿意选择古代的名篇。古典诗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漫长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被赋予了明晰的意义和理解的思路，从而使这些名篇更容易被理解，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享受到审美的愉悦。
旧体诗词热难以持续是因为失去了具有活力的语言环境支撑，这不仅是指它失去了旧体诗词在古代所承担的人际交往功能——退出了广泛的日常交往领域，它的社会角色被大大削弱了，而这样说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意思是，旧体诗词热，之称为“热”——所谓的时尚，如果按照诗词格律的标准，今人所写的许多作品都是有所欠缺的。有人说今天旧体诗词的数量远超新诗，但这难以成为它重现辉煌的依据。随便翻阅一些旧体诗词的杂志和选本，有一些优秀之作，但不合格律的不在少数，半文半白，平仄错乱，有的甚至是顺口溜和打油诗。为什么？就因为这些作者缺少五四那一代人的深厚的古文基础——他们都是接受白话文教学，古文只是业余，而且是在没有古文的语言氛围中学的“第二外语”。第二外语，几乎不可能达到母语的水平，更遑论达到文学意义上像运用母语进行创作的那种水平。
无法从社会语言环境中获得广泛有效支撑的旧体诗词热，能热多久，热出什么成果来？前景不容乐观，但这并不妨碍具有良好古文修养、真正喜欢旧体诗词的专门家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在朋友圈内传阅，或许还能进一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读者群体。学术界也可以对旧体诗词做专题研究，研究它与古典诗词的传承关系，研究它的文化意义，乃至探讨其艺术的得失。但这一切，与当今文学的主流都隔了一层。从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看，用歷史发展的眼光看，旧体诗词热注定是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