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辅佐刘备、刘禅父子建立蜀国,并力求完成统一中原大任而鞠躬尽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而严于律己,注重家教的事情却鲜为人知。
　　诸葛亮因足智多谋,善于治国治军,功勋卓著,官至丞相,又受刘备“托孤”之托,实际主持朝政,权力之大,在蜀国是无人可比了。但他却从不贪财,一生忧国治家,教育别人,教育弟子是这样;对自己家庭和个人生活也是这样。诸葛亮在上给后主刘禅的《自表后主》一文中说:他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说的就是占领益州之后,全家人就靠刘备赐给他的那笔钱购置的那一份产业生活,后来就从未增置。他长期在外征战,“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没有多加开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诚恳地表示:在他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时,以负陛下”。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就写到诸葛亮死后“如其所言”。在诸葛亮给李严的书信中也曾写到他“今蓄财之余,妾无副服”(《诸葛亮文集·又与李严书》),更充分地说明了他严于律己。像诸葛亮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居显位的一国之“父相”,其妻子竟连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有,生活如此艰苦,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在封建社会权臣之中实在屈指可数。
　　诸葛亮早年无子,把哥哥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过继为嗣子。诸葛亮并没有宠贯他,而是多方面教育培养他,严格要求他。要求嗣子诸葛乔从小要立下志向,刻苦读书,沉稳宁静,勤俭朴素,并且把这些要求一一记下来经常早晚对照检查。后来,诸葛乔成才,娶了皇家公主,拜为“附马都尉”。诸葛亮却不允许他在成都继续过安乐富貴的休闲生活,要求他仍然勤俭度日。诸葛亮出外征战,时常把诸葛乔带在身边,让他与众将子弟一样“宜同荣辱”,后诸葛乔竟病死军中。对嗣子是这样,对他自己晚年所生的亲生儿子诸葛瞻也是这样,严格要求,决不骄纵。至今还广泛流传在民间的,深受世代人民喜爱的《诫子书》就是他为教育儿子所写下的名文:“夫君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文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高尚人格、远大志向及要求儿子要勤学、惜时、修身、养德、励志等丰富而透彻的人生至理渗透其中,感人至深。诸葛瞻果然不负诸葛亮的培养和重望,据《三国志·蜀书》记载诸葛瞻“少聪慧、工书画”,17岁时即任骑都尉,长期驻守边关。公元267年在绵竹壮烈捐躯殉国。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权丞,修身、齐家、治国做到了如此地步,怎不感人肺腑?
　　封建社会的昏君、脏官不是少数,但也有一些明君、贤臣。那些明君、贤臣、仁人志士都注重处理好家庭、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常讲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这是中国传统优良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其精华就是注重个人在群众中、国家中的位置,以及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应具有的品格。《大学》中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讲个人修养离不开处理好与家庭、国家的关系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境界。换个角度说:“多难兴邦,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丧乱之源,由于骄奢”;“富贵不仁,沉溺致愚疾”;“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等至理名言,都是从历代王朝兴亡之中得出的历史经验,至今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受到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党,我们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所以,个人修养和家庭生活问题务必处理好,才利于自身,利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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