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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产权安排的区域合理化和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两个角度对延安市的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做出了理解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区域制度设计与区域的发展模式及产业结构相适应、实现区域内政府和市场的互补、降低区域总体交易费用，是衡量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就业转移 制度环境 产权安排 交易费用
对农村劳动者就业转移的研究，以往的研究是从就业转移的数量、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影响农村就业转移的外在环境和条件及劳动者自身的内在原因、政府行为、政策层面、教育培训、劳动保障等层面对劳动者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的作用等角度展开定量或定性分析，这自然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是任何一个真实的就业转移行为都不能脱离劳动者所在的区域经济环境，特别是区域经济环境主体部分的制度环境。
特定的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区域资源环境，具体而言就是区域自然资源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制度环境。区域资源环境构成区域内经济主体进行选择的外在空间和约束条件，特定的经济行为只能在区域自然资源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综合作用下进行。劳动力就业转移亦如此。
就区域人力资源环境而言，当劳动者就业转移行为发生时，不论是作为一种个体选择还是作为整体行为，其实际上构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分析指标，即区域内人力资源的流动。普遍的、持续的劳动力就业转移就构成了区域经济的人力资源环境的外在表征。人力资源环境的构建和开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其质量的差异也构成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而言，延安的人力资源环境尚处在亟需优化的程度。
与人力资源环境相对应，自然资源环境是劳动者就业转移方式的外在制约因素。资源是决定区域产业结构的基本因素，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和时空组合特征是决定区域发展方向，选择区域发展模式的依据之一。基于区域内不同资源的数量、质量及获取的难易程度的差异，发展模式在具体的选择中分为纯自然资源型、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结合型、社会资源为主自然资源为辅型、资源缺乏型[2]。从自然资源环境的角度看，延安基本属于纯自然资源型，即以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由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延安的区域资源环境属于典型的高投入开发低收益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难以提高。
较之区域人力资源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制度环境在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制度以及制度集合形成的制度环境，作为主流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分析要素，强势介入具体部门经济学科，比如区域经济学，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结合延安市在培育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环境建设方面的措施加以分析。
区域经济制度环境经由产权和交易费用两个核心概念，借助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通过追求产权安排的区域合理化和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而生成。
产权理论是制度环境的核心内容，产权并非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基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与经济选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能够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劳动力就业转移作为具体的经济选择，既表现为个体对劳动力就业方向和转移程度的预先设定，又表现为一种特定的产权安排。作为制度环境层面的产权安排，更多的是强调区域地方政府的行为优化及其选择，即地方政府要从与区域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相适应，形成区域内政府和市场的结合等层面对产权安排做出优化设计。我们对劳动力就业转移进行制度环境分析，就是要看劳动力就业转移中的制度设计是否与区域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相适应，是否实现了区域内公平和效率的结合、政府和市场的互补。
首先，制度环境建设要求产权安排与区域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就延安市的现实情况看，区域经济存在资源型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单一化特征。这是延安区域经济产权安排的一个大背景，即此种产业结构基于对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已经形成一个固化的产业结构，无论是产品需求收入的弹性还是技术进步，都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削弱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并且，这种资源型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在技术和资本层面上都有着与一般意义上的工业不同的需求，即其初始投资规模和技术门槛较高，一般不是很适合私有资本进入，并且事实上只能由拥有巨大财力的政府、国企或财团进入，这就使得延安的区域经济制度环境中的产权安排更多的向国有集中。同时，退耕还林作为陕北特别是延安区域产业结构的一大契机，具有催生和形成新的产业模式的巨大可能，一些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中。比如围绕发展红色旅游业为主线积极构筑的一体化的旅游产业链；围绕发展乡镇、街、村经济，根据农民居住环境条件，发挥地理区位及产业优势，发展家庭旅馆业、农家宴、物业管理、商业服务、农家采摘休闲业等第三产业。这些新兴产业模式对资本和技术的初始要求较低，方便了农村劳动力的就近就地转移与充分就业，已经形成了延安区域经济制度环境的新特色。
其次，制度环境建设要求在事实上形成产权主体间有效竞争的局面，处理好区域内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关系，确定好公平和效率的结合点、政府和市场的结合部。这就要求一方面扶持、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生成更多新的、强有力的产权关系。基于资源型产业和新兴农业产业本身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有限，劳动力就业转移仍然需要寻求新的就业增长点。在现实发展中，延安把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扶持发展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群，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新的就业增长点，这就为新的产权关系的生成创造了条件，也为制度环境的优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建设要求发育劳动者的产权意识，丰富劳动者的产权结构，使得劳动者基于其个体产权能够获得市场的独立主体位置。要实现这一过程，劳动者的人力资源结构细分及优化是第一要务，即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成为关键步骤。延安市在实践中按照城乡统筹、就业导向、技能为本、终身培训的要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实施“人人技能”工程，并且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分类培训。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前瞻性的新思路。
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表明延安的区域经济一方面基于区域的特定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实现产权安排的弹性变动；一方面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实施“人人技能”工程，改善了区域的产权环境，发育、丰富、完善了劳动者的产权意识和产权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向着产权安排的区域合理化迈进，这是对区域经济制度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区域制度环境的另一个努力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广义的交易费用被定义为“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即在既定制度下，每笔交易总是要付出费用和成本的。劳动力就业转移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项基本活动，不是无成本的。事实上，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或者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行为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甚至差别很大。因此，追求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便成为一种自然选择。
作为劳动力就业转移的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必然要求在信息费用、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等层面的节约。首先，劳动力就业转移作为劳动者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经济行为，涉及到是否需要转移、何时转移、向何处转移等问题的考核量化，而每一步量化的进行都需要产生交易费用。尽管我们假定每一个劳动者都具有对个体就业转移信息的最优选择能力，即劳动者个人具有对是否需要转移、何时转移、向何处转移等问题的最优选择，但事实上很多劳动力基于个体的人力资源结构，并不具有就业转移方面的自我选择和决策的能力。因此，需要一个机构或组织设置来对劳动力就业转移进行制度层面的设计，以节约整体意义上的交易费用。延安市在实践中采取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三级管理四级服务体系，以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服务网络化和城乡就业一体化是有现实意义的。这种劳动力就业转移机制经由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现行政治体系，借助业已存在的行政网络，比较好的执行了对就业转移的信息搜集、政策设定及执行层面的职能，节约了大量交易费用，并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就业转移的一套有效机制。
其次，劳动力就业转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力输出，它还涉及到由就业转移到创业这样一个应有之义。就现实中延安市的行为选择来看，其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取向为——努力扩大就业、鼓励创业。延安市在政策层面提出：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支持有条件的县区设立创业基金，探索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示范市场，为城乡居民搭建创业平台。在具体操作层面提出：大力推进全民创业、家庭创业、自主创业，实施专家能人带头创业、大中专毕业生科技创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业、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城镇失业人员自立创业和城乡妇女自强创业工程，鼓励群众争创殷实家业。这种在政策倡导和实践操作双重层面对创业的重视，表明区域内地方政府不再把劳动力就业转移看作是单纯个体选择的问题，而是帮助劳动者重新认知和界定个体产权结构，引导其把劳动力转移和供给到最能有利于价值增值的途径上。政府的这种努力，较之劳动力市场向创业的自发转型，无疑实现了交易费用的节约。
再次，劳动力就业转移在现实中总会产生很多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困难，比如部分劳动力群体难于实现就业转移，必须付出非常多的交易费用，从而导致就业转移的无效率。对此，延安在实践中的做法是：加大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投入，完善困难群体就业再就业援助机制，政府购买岗位、开发社区和公益性岗位，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就业。并且要求各外来企业单位当地用工达到40%以上。这些制度设置尽管不是特别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但是作为制度对市场的补充，仍然具有现实中的必要性。
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是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中较为独特的视角。基于对此的考虑，笔者并没有对现实中延安市的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环境绩效做出量化考核，而是在假定制度绩效为正的情况下，从产权安排的区域合理化和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两个角度对延安市的现实政策做出了理解性的分析，目的仅在于引起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中的制度环境思考的重视。
参考文献：
[1]朱伏平,易世志.城乡统筹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乡镇经济,2008(6):116-119页
[2]孙久文,叶裕民. 区域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29
[3]卢现祥. 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64
[4] [6] [8] 延安市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发展规划（2008-2012）延政发〔2009〕50号）
[5] [9] [10] 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6]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商务印书馆，2002: 31
本文系延安市科技局《延安市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项目，编号2008ks-06。
关键词：就业转移 制度环境 产权安排 交易费用
对农村劳动者就业转移的研究，以往的研究是从就业转移的数量、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影响农村就业转移的外在环境和条件及劳动者自身的内在原因、政府行为、政策层面、教育培训、劳动保障等层面对劳动者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的作用等角度展开定量或定性分析，这自然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是任何一个真实的就业转移行为都不能脱离劳动者所在的区域经济环境，特别是区域经济环境主体部分的制度环境。
特定的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区域资源环境，具体而言就是区域自然资源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制度环境。区域资源环境构成区域内经济主体进行选择的外在空间和约束条件，特定的经济行为只能在区域自然资源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综合作用下进行。劳动力就业转移亦如此。
就区域人力资源环境而言，当劳动者就业转移行为发生时，不论是作为一种个体选择还是作为整体行为，其实际上构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分析指标，即区域内人力资源的流动。普遍的、持续的劳动力就业转移就构成了区域经济的人力资源环境的外在表征。人力资源环境的构建和开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其质量的差异也构成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而言，延安的人力资源环境尚处在亟需优化的程度。
与人力资源环境相对应，自然资源环境是劳动者就业转移方式的外在制约因素。资源是决定区域产业结构的基本因素，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和时空组合特征是决定区域发展方向，选择区域发展模式的依据之一。基于区域内不同资源的数量、质量及获取的难易程度的差异，发展模式在具体的选择中分为纯自然资源型、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结合型、社会资源为主自然资源为辅型、资源缺乏型[2]。从自然资源环境的角度看，延安基本属于纯自然资源型，即以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由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延安的区域资源环境属于典型的高投入开发低收益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难以提高。
较之区域人力资源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制度环境在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制度以及制度集合形成的制度环境，作为主流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分析要素，强势介入具体部门经济学科，比如区域经济学，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结合延安市在培育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环境建设方面的措施加以分析。
区域经济制度环境经由产权和交易费用两个核心概念，借助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通过追求产权安排的区域合理化和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而生成。
产权理论是制度环境的核心内容，产权并非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基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与经济选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能够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劳动力就业转移作为具体的经济选择，既表现为个体对劳动力就业方向和转移程度的预先设定，又表现为一种特定的产权安排。作为制度环境层面的产权安排，更多的是强调区域地方政府的行为优化及其选择，即地方政府要从与区域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相适应，形成区域内政府和市场的结合等层面对产权安排做出优化设计。我们对劳动力就业转移进行制度环境分析，就是要看劳动力就业转移中的制度设计是否与区域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相适应，是否实现了区域内公平和效率的结合、政府和市场的互补。
首先，制度环境建设要求产权安排与区域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就延安市的现实情况看，区域经济存在资源型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单一化特征。这是延安区域经济产权安排的一个大背景，即此种产业结构基于对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已经形成一个固化的产业结构，无论是产品需求收入的弹性还是技术进步，都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削弱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并且，这种资源型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在技术和资本层面上都有着与一般意义上的工业不同的需求，即其初始投资规模和技术门槛较高，一般不是很适合私有资本进入，并且事实上只能由拥有巨大财力的政府、国企或财团进入，这就使得延安的区域经济制度环境中的产权安排更多的向国有集中。同时，退耕还林作为陕北特别是延安区域产业结构的一大契机，具有催生和形成新的产业模式的巨大可能，一些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中。比如围绕发展红色旅游业为主线积极构筑的一体化的旅游产业链；围绕发展乡镇、街、村经济，根据农民居住环境条件，发挥地理区位及产业优势，发展家庭旅馆业、农家宴、物业管理、商业服务、农家采摘休闲业等第三产业。这些新兴产业模式对资本和技术的初始要求较低，方便了农村劳动力的就近就地转移与充分就业，已经形成了延安区域经济制度环境的新特色。
其次，制度环境建设要求在事实上形成产权主体间有效竞争的局面，处理好区域内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关系，确定好公平和效率的结合点、政府和市场的结合部。这就要求一方面扶持、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生成更多新的、强有力的产权关系。基于资源型产业和新兴农业产业本身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有限，劳动力就业转移仍然需要寻求新的就业增长点。在现实发展中，延安把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扶持发展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群，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新的就业增长点，这就为新的产权关系的生成创造了条件，也为制度环境的优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建设要求发育劳动者的产权意识，丰富劳动者的产权结构，使得劳动者基于其个体产权能够获得市场的独立主体位置。要实现这一过程，劳动者的人力资源结构细分及优化是第一要务，即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成为关键步骤。延安市在实践中按照城乡统筹、就业导向、技能为本、终身培训的要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实施“人人技能”工程，并且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分类培训。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前瞻性的新思路。
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表明延安的区域经济一方面基于区域的特定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实现产权安排的弹性变动；一方面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实施“人人技能”工程，改善了区域的产权环境，发育、丰富、完善了劳动者的产权意识和产权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向着产权安排的区域合理化迈进，这是对区域经济制度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区域制度环境的另一个努力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广义的交易费用被定义为“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即在既定制度下，每笔交易总是要付出费用和成本的。劳动力就业转移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项基本活动，不是无成本的。事实上，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或者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行为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甚至差别很大。因此，追求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便成为一种自然选择。
作为劳动力就业转移的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必然要求在信息费用、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等层面的节约。首先，劳动力就业转移作为劳动者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经济行为，涉及到是否需要转移、何时转移、向何处转移等问题的考核量化，而每一步量化的进行都需要产生交易费用。尽管我们假定每一个劳动者都具有对个体就业转移信息的最优选择能力，即劳动者个人具有对是否需要转移、何时转移、向何处转移等问题的最优选择，但事实上很多劳动力基于个体的人力资源结构，并不具有就业转移方面的自我选择和决策的能力。因此，需要一个机构或组织设置来对劳动力就业转移进行制度层面的设计，以节约整体意义上的交易费用。延安市在实践中采取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三级管理四级服务体系，以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服务网络化和城乡就业一体化是有现实意义的。这种劳动力就业转移机制经由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现行政治体系，借助业已存在的行政网络，比较好的执行了对就业转移的信息搜集、政策设定及执行层面的职能，节约了大量交易费用，并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就业转移的一套有效机制。
其次，劳动力就业转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力输出，它还涉及到由就业转移到创业这样一个应有之义。就现实中延安市的行为选择来看，其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取向为——努力扩大就业、鼓励创业。延安市在政策层面提出：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支持有条件的县区设立创业基金，探索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示范市场，为城乡居民搭建创业平台。在具体操作层面提出：大力推进全民创业、家庭创业、自主创业，实施专家能人带头创业、大中专毕业生科技创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业、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城镇失业人员自立创业和城乡妇女自强创业工程，鼓励群众争创殷实家业。这种在政策倡导和实践操作双重层面对创业的重视，表明区域内地方政府不再把劳动力就业转移看作是单纯个体选择的问题，而是帮助劳动者重新认知和界定个体产权结构，引导其把劳动力转移和供给到最能有利于价值增值的途径上。政府的这种努力，较之劳动力市场向创业的自发转型，无疑实现了交易费用的节约。
再次，劳动力就业转移在现实中总会产生很多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困难，比如部分劳动力群体难于实现就业转移，必须付出非常多的交易费用，从而导致就业转移的无效率。对此，延安在实践中的做法是：加大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投入，完善困难群体就业再就业援助机制，政府购买岗位、开发社区和公益性岗位，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就业。并且要求各外来企业单位当地用工达到40%以上。这些制度设置尽管不是特别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但是作为制度对市场的补充，仍然具有现实中的必要性。
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是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中较为独特的视角。基于对此的考虑，笔者并没有对现实中延安市的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制度环境绩效做出量化考核，而是在假定制度绩效为正的情况下，从产权安排的区域合理化和交易费用的区域最小化两个角度对延安市的现实政策做出了理解性的分析，目的仅在于引起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中的制度环境思考的重视。
参考文献：
[1]朱伏平,易世志.城乡统筹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乡镇经济,2008(6):116-119页
[2]孙久文,叶裕民. 区域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29
[3]卢现祥. 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64
[4] [6] [8] 延安市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发展规划（2008-2012）延政发〔2009〕50号）
[5] [9] [10] 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6]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商务印书馆，2002: 31
本文系延安市科技局《延安市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项目，编号2008ks-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