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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曾被认为是中国最糟的军队。然而，经过一场几近亡国灭种的战争的洗礼，川军终以奉命之忠，死事之烈而一雪前耻，印证了《三国志》巴郡太守严颜所言：“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
要知道，四川经多年内战，加之1936-1937年的大旱，“天府之国”早已民生凋敝、穷困不堪。川军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唯一以草鞋为制式装备的队伍。当时正在春熙路一家店铺当学徒的李砾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从1937年到1939年，我常常跟着游行的队伍到牛市口、皇城坝等处欢送出川的将士，他们有的是步枪、草鞋加斗笠的装扮，有的甚至连军装也没有，穿着自带的便服。”实际上，川军当时本质还属于军阀武装，无论装备还是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出川抗战，对于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川军而言，用“千里赴死”四个字来概括再恰当不过。
随川军出征之时，来自今北川县的王建堂当时才25岁。他的父亲王者成送他一面白布制的旗帜，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父亲在“死”字旁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脚穿草鞋、肩挎步枪的川军，预留下给家人的遗书，在这样的悲歌中，走上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血战
川军在抗日前线慷慨赴死之名，是川军将士用一次次硬仗中用热血铸就的。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带病出征，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下遗嘱，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刘湘遗嘱，以坚抗战决心。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意欲将日本人的从北往南打的战略一举扭转为由东向西打，从而使中日战争成为全面持久的战争以拖垮急于速胜的日本。最先在淞沪以血战著称的两支川军部队是川军第20军和川军第43军第26师。
1937年9月中旬，杨森的20军从贵阳出发奔赴淞沪战场，于10月10日布防于大场、陈家行一线。1937年10月15日夜，20军下辖的133师进入大场、蕴藻滨等前沿阵地，立即与日寇白川大将的第九师团和禁卫师团所属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20军在这次参加上海抗战的一个星期的日日夜夜，总计伤亡团长营长20多人，连排长200多人，士兵7000余人。第20军804团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川军第43军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真正让川军威名远扬的是滕县保卫战，此战全由川军担负。在抗战的历史上，开了守城将士与城池共存亡的先河，也直接促成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
当时守备滕县的是川军第41军124师。师长王铭章，副师长税梯青，参谋长邹绍孟。
1938年3月14日，日军濑谷支队拂晓时分从下店附近发起进攻，于15日傍晚到达滕县附近。16日，日军一万余人在山炮十余门、飞机十余架的掩护下，集中火力猛攻，在滕县城墙上炸开约十二米宽的缺口。日军在轻、重机枪数十挺的掩护下，从缺口突入。守军不断投掷成捆手榴弹，终于打断日军的冲锋。
17日黎明，日军以山炮、野炮及重炮五十余门及飞机二十余架对滕县猛烈轰炸，全城变成一片焦土。上午八时，日军开始向城东关进攻，从东寨墙轰塌的突破口以坦克十余辆掩护步兵冲锋。王铭章在发给孙震的电报中报告：“敌以炮兵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门附近又冲毁数段，敌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他并不知道，中央军汤恩伯部已决定不增援滕县了。
王铭章在其后的给孙震的电报中写道：“十七日晚，我援军未到，敌大部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军作最后血战。”傍晚，占领西关城楼的日军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的王铭章等一行十余人猛烈射击，王铭章壮烈殉国，参谋长邹绍孟亦一同殉难。据1938年3月22日《大公报》称：“滕县之役，守军死事壮烈，……三百重伤兵互以弹炸死……我三千将士生还寥寥。”
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出：“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又言：“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六天前，邹绍孟才从藤县寄出给儿子邹汝宁的家书。邹绍孟的家在四川绵阳，出川抗战时，他将长子邹汝宁寄养在乐山五通桥的岳父胡可权家里。几天前，邹绍孟接到岳父来信，言及儿子成绩“名列丙等”，大感欣慰的邹绍孟于是去信训诫，以尽父亲教导之责。他在信中对儿子说：“幼时均一味说诳，长成亦必无所成就，对国家社会无补，国家何须有此国民，家庭何须有此子弟。望汝凡事立志向上，存极盛竞争心，不可一味贪玩，不温功课，以致每事均落人后，不知羞愤。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辈，而是否能肩此重任，则视汝等幼时之修养造诣如何。为盼。望汝细味此旨，不晓处请汝外祖父与汝解说，牢记勿忘。”那时，他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
1943年秋，中美决定共同反击日本法西斯。美国以大量空军支援中国，中国选定在成都周边修建一批轰炸机场，以便美国飞机能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成都附近修建四个轰炸机场，即新津、邛崃、彭山、广汉。
从1943年12月，四川省主席张群急召成都附近各县县长到成都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为美军轰炸机修筑机场的“特种工程”任务，到第一批B-29远程奔袭日本，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而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则是拥有50万人之众，只有锄头、扁担、撮箕的“川军”。当年曾参加过修筑广汉机场的诗人流沙河先生回忆道：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1944年6月1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轰炸机队的47架B-29轰炸机从成都起飞，远袭日本本土钢铁工业中心八幡。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基地起飞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也是当时航程最远的轰炸。轰炸日本成功的第二天，蒋介石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向传义等人：“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克尽其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容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
史如明镜
川军用他们的死守血战，在抗张时期改写了他们历史上内战的形象。而历史给予川军将士的，却有一段并不公正的对待。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内有一只上世纪六十年代烧制的粗陶杯，杯身上烧着一段歪歪扭扭的蓝字：“我只记得八年抗战，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炮弹。我坚决打到底，没有下（火）线！1966（年）9月15日。”这是“文革”初期，一名在抗战中幸存的川军士兵的“作品”。老兵本来以抗战经历为荣，却因在“反动”阵营中抗战而蒙冤。1966年，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44年7月7日立）也以铜像是“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砸碎。
然而，“我们不说话！让历史（文物）说话！”英雄不言，后人却不能不铭记他们。“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1989年重建，那只粗陶杯已是国家一级文物，静静地躺在博物馆内。在博物馆的“中国壮士（1931-1945）广场”上，包括刘湘、王铭章、邹绍孟在内的数十位川籍壮士的雕像正巍然挺立。
要知道，四川经多年内战，加之1936-1937年的大旱，“天府之国”早已民生凋敝、穷困不堪。川军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唯一以草鞋为制式装备的队伍。当时正在春熙路一家店铺当学徒的李砾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从1937年到1939年，我常常跟着游行的队伍到牛市口、皇城坝等处欢送出川的将士，他们有的是步枪、草鞋加斗笠的装扮，有的甚至连军装也没有，穿着自带的便服。”实际上，川军当时本质还属于军阀武装，无论装备还是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出川抗战，对于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川军而言，用“千里赴死”四个字来概括再恰当不过。
随川军出征之时，来自今北川县的王建堂当时才25岁。他的父亲王者成送他一面白布制的旗帜，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父亲在“死”字旁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脚穿草鞋、肩挎步枪的川军，预留下给家人的遗书，在这样的悲歌中，走上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血战
川军在抗日前线慷慨赴死之名，是川军将士用一次次硬仗中用热血铸就的。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带病出征，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下遗嘱，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刘湘遗嘱，以坚抗战决心。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意欲将日本人的从北往南打的战略一举扭转为由东向西打，从而使中日战争成为全面持久的战争以拖垮急于速胜的日本。最先在淞沪以血战著称的两支川军部队是川军第20军和川军第43军第26师。
1937年9月中旬，杨森的20军从贵阳出发奔赴淞沪战场，于10月10日布防于大场、陈家行一线。1937年10月15日夜，20军下辖的133师进入大场、蕴藻滨等前沿阵地，立即与日寇白川大将的第九师团和禁卫师团所属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20军在这次参加上海抗战的一个星期的日日夜夜，总计伤亡团长营长20多人，连排长200多人，士兵7000余人。第20军804团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川军第43军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真正让川军威名远扬的是滕县保卫战，此战全由川军担负。在抗战的历史上，开了守城将士与城池共存亡的先河，也直接促成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
当时守备滕县的是川军第41军124师。师长王铭章，副师长税梯青，参谋长邹绍孟。
1938年3月14日，日军濑谷支队拂晓时分从下店附近发起进攻，于15日傍晚到达滕县附近。16日，日军一万余人在山炮十余门、飞机十余架的掩护下，集中火力猛攻，在滕县城墙上炸开约十二米宽的缺口。日军在轻、重机枪数十挺的掩护下，从缺口突入。守军不断投掷成捆手榴弹，终于打断日军的冲锋。
17日黎明，日军以山炮、野炮及重炮五十余门及飞机二十余架对滕县猛烈轰炸，全城变成一片焦土。上午八时，日军开始向城东关进攻，从东寨墙轰塌的突破口以坦克十余辆掩护步兵冲锋。王铭章在发给孙震的电报中报告：“敌以炮兵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门附近又冲毁数段，敌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他并不知道，中央军汤恩伯部已决定不增援滕县了。
王铭章在其后的给孙震的电报中写道：“十七日晚，我援军未到，敌大部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军作最后血战。”傍晚，占领西关城楼的日军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的王铭章等一行十余人猛烈射击，王铭章壮烈殉国，参谋长邹绍孟亦一同殉难。据1938年3月22日《大公报》称：“滕县之役，守军死事壮烈，……三百重伤兵互以弹炸死……我三千将士生还寥寥。”
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出：“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又言：“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六天前，邹绍孟才从藤县寄出给儿子邹汝宁的家书。邹绍孟的家在四川绵阳，出川抗战时，他将长子邹汝宁寄养在乐山五通桥的岳父胡可权家里。几天前，邹绍孟接到岳父来信，言及儿子成绩“名列丙等”，大感欣慰的邹绍孟于是去信训诫，以尽父亲教导之责。他在信中对儿子说：“幼时均一味说诳，长成亦必无所成就，对国家社会无补，国家何须有此国民，家庭何须有此子弟。望汝凡事立志向上，存极盛竞争心，不可一味贪玩，不温功课，以致每事均落人后，不知羞愤。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辈，而是否能肩此重任，则视汝等幼时之修养造诣如何。为盼。望汝细味此旨，不晓处请汝外祖父与汝解说，牢记勿忘。”那时，他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
1943年秋，中美决定共同反击日本法西斯。美国以大量空军支援中国，中国选定在成都周边修建一批轰炸机场，以便美国飞机能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成都附近修建四个轰炸机场，即新津、邛崃、彭山、广汉。
从1943年12月，四川省主席张群急召成都附近各县县长到成都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为美军轰炸机修筑机场的“特种工程”任务，到第一批B-29远程奔袭日本，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而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则是拥有50万人之众，只有锄头、扁担、撮箕的“川军”。当年曾参加过修筑广汉机场的诗人流沙河先生回忆道：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1944年6月1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轰炸机队的47架B-29轰炸机从成都起飞，远袭日本本土钢铁工业中心八幡。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基地起飞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也是当时航程最远的轰炸。轰炸日本成功的第二天，蒋介石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向传义等人：“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克尽其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容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
史如明镜
川军用他们的死守血战，在抗张时期改写了他们历史上内战的形象。而历史给予川军将士的，却有一段并不公正的对待。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内有一只上世纪六十年代烧制的粗陶杯，杯身上烧着一段歪歪扭扭的蓝字：“我只记得八年抗战，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炮弹。我坚决打到底，没有下（火）线！1966（年）9月15日。”这是“文革”初期，一名在抗战中幸存的川军士兵的“作品”。老兵本来以抗战经历为荣，却因在“反动”阵营中抗战而蒙冤。1966年，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44年7月7日立）也以铜像是“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砸碎。
然而，“我们不说话！让历史（文物）说话！”英雄不言，后人却不能不铭记他们。“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1989年重建，那只粗陶杯已是国家一级文物，静静地躺在博物馆内。在博物馆的“中国壮士（1931-1945）广场”上，包括刘湘、王铭章、邹绍孟在内的数十位川籍壮士的雕像正巍然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