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李富春以勇挑重担、任劳任怨而著称，被誉为“革命的毛驴”。这一点，在他所担任的职务方面，有形象直观的反映。据统计，自1935年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至1945年奉命转战东北，在延安的十年，李富春先后或同时在8个党内关键岗位、16个工作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还作为秘书长、副秘书长组织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七大，其工作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个领域，涉及中央决策与具体执行不同层面。李富春之所以能够长期被委以重任，与其坚韧不拔、真挚诚笃的性格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秉持“马克思主义既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以“生动活泼，唤醒思想，发扬创造，推动前进，破坏旧物，开展前途”的态度，创造性地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并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深入思考与理论总结，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从而在党的政治作风、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政治生态各方面，为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革命热情勇挑重担

　　李富春是怀抱着革命热情投身他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的。他认为：“革命热情就是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对革命事业无限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据王首道回忆，李富春“从来不考虑什么是份内工作和份外事情……只要革命需要、群众需要，不论什么事他都乐意去做”。这是他以有限的时间、精力，毫无怨言地投身于无限广阔的革命事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思想动因。
　　在延安，李富春的工作岗位变动频繁，以其主要岗位变动划分，主要有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政地方，任职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第二阶段，就职中央，任组织部、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同时以组织工作、财政经济工作兼任多项职务。这一阶段，李富春进行党的政治建设的活动逐步成为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第三阶段，任职中央副秘书长，直接参与了延安整风学习、党的七大召开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这一阶段，李富春更深入地参与到中央层面的政治建设工作中。
　　1941年9月28日，李富春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1941年10月24日，受中共中央書记处委托，审定在延安的百名左右有一定政治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党的高级干部名单;同年11月3日，李富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审定提出参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1942年2月11日，被增补为白区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总结大革命时期党在广州工作的历史，为中央在整风运动中研究和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帮助;同年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五个系统的学习委员会，以负责领导延安干部讨论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与检查工作，李富春任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研究各工作部门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与生活制度等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同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李富春担任委员;同年6月7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参与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同志混编为十个小组，李富春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凯丰、陈云、博古、邓发、康生分任各组组长。

　　1945年4月23日，李富春出席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担任大会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6月13日，列席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与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组成委员会，提出中央机构组成的具体方案;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8月2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兼任党务研究室主任。
　　1945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国战略方针。在事关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战略转移关头，李富春再次被委以重任，被任命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并当选东北局委员，赴东北迎接新的挑战。

以求实精神开创伟业

　　在以饱满的热情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李富春非常重视科学精神、求实精神。整风运动开展一年后，他指出：“整风运动已经一年后的今天，在这种热情下，主观主义又出来了。这就是革命的热情没有与科学的精神结合起来。”他认为：“求实精神就是对一切事物，对一切工作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周密考虑、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坚决贯彻，想到底，干到底。”
　　李富春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是敏锐观察形势变化，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担任省委书记的李富春明确要求陕甘宁省委根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形势的重大变化而有所转变，指出：“就陕甘宁的范围来说，不管环境与工作如何复杂，一切工作策略的决定从实现全国的‘抗日民族战线’出发的，一切工作的进行仍应当以苏区为中心去推开，开展友军区域及少数民族区域工作的。”
　　二是虚心学习，广泛听取意见。1937年7月，李富春受中央委派，直接领导创办陕北公学的工作。在筹办学校的过程中，李富春虚心向有办学经验的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中央确定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是“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
　　三是亲力亲为，发挥带头作用。1939年，为解决开荒中肥料不足的问题，李富春与中组部的同志们带头收集肥料，带动各部门掀起了积肥的高潮。亲眼看到李富春抬着大粪浇地的薄一波感慨地指出：“那是一种很感人的情景。”正在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看到这一幕由衷赞叹：“了不起，了不起，一定要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四是实事求是，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1940年，在自上而下审查党的各级干部以及党员工作中，李富春明确提出“必须细心耐烦，不能粗枝大叶，既不能疏忽大意，又不能冤枉好人”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针对关于著名女作家丁玲曾经被捕自首的传说，中组部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结论：党内有些同志传说丁玲同志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组部直到今天未见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延安广大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好的影响。
　　五是以创新的精神、科学的态度，解决实际困难。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图书和报刊总体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干部学习的需要。为此，李富春提议成立“流通图书馆”，盘活散落在个人手中的少量图书，拓展干部的阅读资源。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指出：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明日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德怀、刘晓停一星期。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针对延安附近地少人多，缺乏耕地的问题，1939年李富春提出用“垦荒”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并亲自部署、组织各单位开荒种地。他在开荒中提出并带头执行的“一不迟到早退，二不损坏工具，三听从指挥”的三项劳动纪律，后来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自觉遵守的劳动纪律。
　　六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1940年9月1日，被称为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兼任院长的李富春在开学典礼上指出：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是“培养通晓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人才”。同时，面对未来，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准备科学技术人才”。为了学校的发展，李富春想了各种办法，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将一批不同专业的科技人才聚集到自然科学院来，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称他在延安播下了“科技战线的火种”，“是我党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
　　七是重视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各项工作。1938年11月，在直接领导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整理的工作过程中，李富春以每个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无丝毫成见、丝毫偏向，虚心的听取下级同志的意见，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为目标，明确要求建章立制。在他的推动下，延安各系统、各部门“即时调整和充实了各项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和干部管理制度，适应了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为全国提供了经验，也为全国树立了榜样。
　　1938年底，中组部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交通工作科、党务委员会和总务科。为保证中组部的工作有序开展，李富春与陈云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实行部务会议制度，重大问题都由部务会议决定。这一集体领导制度“既有各自的分工，又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重大事情都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制度是健全的，领导之间是亲密团结的”。
　　1942年，为改进中央直属医药卫生单位的工作，李富春深入调查了相关情况，明确了医院的方针是“一切为着治疗”，“一切为着病人”。围绕这一方针，为减少各医生间派系与工作的矛盾、行政与治疗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他强调必须建立医院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他所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建立经常的院务会议，一切重要问题，在院务会议集体讨论，逐渐养成能当面说话不背后议论的习惯;建立分工负责，除重要问题外，各科的日常医疗工作由各科负责，提高各科人员的责任心;建立按期集体检查各部门工作的制度。

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李富春是实干家，也是理论家。他十分重视提高政治水平特别是理论修养，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有理论的武装，“如果没有理论，就是没有指南针”。他指出：“正因为有理论的武装，所以我们能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奋斗到底，能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正因为有理论的武装，所以我们能比一般人看得远，不是尾巴主义，而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据统计，在延安的十年，李富春在报刊杂志发表理论文章近20篇，会议报告与发言10余篇。

　　李富春的理论思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以问题为导向，紧密结合具体工作实际和自身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而展开，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实践特征，富有说服力，令读者听众深受启发。
　　以问题为导向，是李富春进行理论思考与总结的前提。1937年1月29日，他撰写《目前苏区的中心工作》一文，针对陕甘宁苏区工作中存在的“未能充分与深入群众斗争中把下层的基础建立起来，在党的组织方面、政权方面、群众工作方面，都还没有坚实的基础”的弱点，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几点意见。1937年9月，在《民族革命之路》抗战报告丛书上发表题为《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权利》的文章，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强调“两个月的全国抗战，铁的事实，血的教训，千真万确地证明：政府离不开人民，军队离不开人民，要争取抗战的胜利更离不开人民;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抗战，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一个幻想”。1939年10月20日，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内部刊物《组织工作文选》上发表《增强新老干部的团结》一文，针对新老干部的情况及其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作了认真分析和研究，并就促进新老干部彼此学习，互相推动，自觉地克服各自的弱点，使党的整体力量更加增强与壮大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1939年5月2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发表《延安检查工作的总结》一文，指出：党的政治任务急速的发展，以致组织工作还不能即时在一切方面齐头并进。我们还不善于在一个新的政治任务提出时，各级机关，各级人员能自动的、细心的、具体的，即时研究从组织上，从自己工作上，来完成政治任务。旧的組织形式与制度，不能即时随着新环境而改变，特别在组织工作的方式上，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完全跳出事务主义与手工业的方式。因此，工作任务扩大与庞杂，就容易处于应付与被动，或者陷于包办代替，以致负责者终日忙碌，下级同志则遇事依赖的状况。1943年6月8日，针对边区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经济方针时所产生的偏差和矛盾，撰就《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意见》，指出：这些“是发展中所产生的矛盾”，“是能够克服的”，并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高度对这些矛盾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