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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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健康码为主的媒介化治理为控制疫情、 保障日常生活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健康码的媒介化治理创新过程体现了媒介化理论的“社会建构”与“制度化”两种传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期,媒介作为“行动者”能动地勾连起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促动初级人机协同的动态治理网络形成.稳定与冲突交替的常态化时期,治理网络逐渐进化为撬动诸多社会场域变革的“制度化”力量.媒介化治理创新存在数据安全、隐形技术追踪、平台垄断等潜在风险.规范数据治理条例、行使公众被遗忘权、加强平台治理、提升公众自主权等风险规制措施,成为实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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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浙江杭州311121;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3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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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健康码为主的媒介化治理为控制疫情、 保障日常生活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健康码的媒介化治理创新过程体现了媒介化理论的“社会建构”与“制度化”两种传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期,媒介作为“行动者”能动地勾连起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促动初级人机协同的动态治理网络形成.稳定与冲突交替的常态化时期,治理网络逐渐进化为撬动诸多社会场域变革的“制度化”力量.媒介化治理创新存在数据安全、隐形技术追踪、平台垄断等潜在风险.规范数据治理条例、行使公众被遗忘权、加强平台治理、提升公众自主权等风险规制措施,成为实现媒介化治理向善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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