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壮语
　　近年来“诗歌回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诗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所占的话语体量明显膨胀。但许多潜在的裂隙也随之被放大，例如诗歌与公共性间的关系：诗歌应当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艺术价值卓越”同“广大读者喜爱”之间能否做到兼容互恰？这是诗歌的公共接受问题。形形色色的诗歌公号、诗歌节目、诗歌活动的繁荣，同诗歌自身的发展间是否同构，或者说，这种繁荣是否可以持续？这是诗歌的公共传播问题。此外，个体本位的诗歌写作伦理在今天是否依旧能够普遍通行，诗人如何处理个体表达与公共经验、公共话题间的关系？这是诗歌的公共面向问题。“诗歌与公共性的关系”本身是一个老话题，但在迅速更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我们有必要不断给出新的解答。
　　诗人，总是活在与众不同的时间里。
　　诗歌的宇宙观和时间观·非线性、反逻辑。每一行可能都是一个新时间的开始，每一行都在追求灵魂惊跳的时刻。纯粹的诗，由语言、音乐和沉默共同构成。沉默，至关重要。一首诗最沉默之处，极有可能就是它最想表达的“灵魂的爆破”。那是一种秘密的唇语。
　　一首诗往往有自己特定倾诉的对象。这对象，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群麋鹿，可能是时代精神，也可能是无尽黑暗。有好的诗，还要有好的聆听的耳朵。想想吧，即便勃朗宁在为您读诗，可您是不是有勃朗宁夫人的耳朵？跟一首诗歌的知会，有如情人的耳语。诗的晦涩，带来了它天然的亲密性和私密性——她因而谙熟拒绝的艺术和神秘的风情。据说，当年博尔赫斯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在欧洲全境只卖出去了37本。当别人问他，“你的诗销量这么差，会不会很沮丧？”博尔赫斯说一点也不！他又解释了一番，大意是假如我的诗卖了370本或3700本，我都不会像此刻这么高兴。3700个读者，意味着我面对的是一个模糊的群体;而37个读者，每一张面孔都是清晰的。我跟37人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了最真实、最亲切、最私密的交流。
　　然而，诗和大众，一定是对立面吗？庞德表达过相反的观点，诗是新闻且永远是新闻。法国大革命中，攻占巴士底狱的新闻，就曾让远在巴黎的诗人们站成了两派，甚至几个世代之后的诗人们还在持续辩论。关键的问题不是新闻，而是事件本身的价值，以及诗人对于事件的反应。诗人保留了时代感性生活和智性生活的记录。很难概括地说，他们是不是曾经的新闻记者。因为诗人从来也不是一个群体，他们永远以极端个体面貌出现。陶渊明会读报吗（假设公元4世纪有报纸）？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山中别墅却一定要通水通电。
　　无论如何，诗并不仅仅是退隐之事，它关涉人类事务的核心。
　　中国当代诗歌正轰轰烈烈地复兴，拿到国际上也绝不丢人。孕育于“诗歌至上”的文明中，新诗天然地站在巨人母亲的肩膀上。对于这门“绝境中的古典主义”，当代诗歌的技艺有继承也有变革。有很多人以为新诗不需押韵了，是不对的。现代诗的格律内化了，如果要写好，其韵律严苛程度不下于古诗，力气都用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与此同时，新诗又有“翻译诗”这样一位极有力的父亲。这是新诗无法回避的血统。诗歌的复兴，无疑也是文明的复兴。
　　新一代诗人面对着罕见的历史机遇：新的技术和传播方式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筒。年轻诗人不再需要去抢话筒、求话筒。网络上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有个数据可以佐证，目前中国诗歌日产10万首。数量增多了，种族是否进化，这值得深究。要知道，平庸的优秀，是诗艺最大的敌人。诗人都是天生的。靠勤勉练习，只能获得某种优秀，但在诗歌里优秀是无效的。80%的烂诗人和19%的优秀诗人，最终都是为了那1%的真正诗人而生，为他们而写。这残酷极了。
　　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诗歌的神圣性和血性正在遭受磨損。常年在诗坛的人都能感觉到，这是个最热闹又最寂寞的地方。古典中国的生活根本上是一种诗歌生活。在中国古代，平民是无法直接和天神沟通的，必须要经由一个中介力量——也就是“士”，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巫”的角色。如今知识分子身上的很多职能被吞噬了。
　　与此同时，这一代年轻的诗人，应该怎样重新去处理我们和神性之间的关系——是延续一个革命话语，还是返回古典？事实上，所有真正的返乡都是在重建新的故乡。像施特劳斯学派那样用古典的方式返回古典，往往会借由更多的暴力的因素。我们处在一个和上帝“失联”的时代，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上帝重新沟通？如何尝试用一种美学方式，测探知识分子内部在历史、身份、文化偏好和友爱政治上的诸多分歧，在这个时代，重新寻找一种庄严而典雅的诗性生活？
　　糟糕的是，世俗的地心引力，让诗人都成了矮子;而另一些冒牌货，在广告牌上高高屹立。
　　各种网络和电视节目，让越来越多的人把抒情歌手当作这个时代的诗人。海子当年如果不卧轨，也许可以当一个走红的民谣歌手，虽然他绝不会承认也绝不会满足于此。民谣总是传唱着一个比我们的时代更好的时代，与之对应的，是巴迪欧口中当代哲学的怀旧倾向：“即崇拜所有价值之物的丢失，而最终也是崇拜当前本身的丢失。”这种时代忧郁，跟诗人有天然的血缘。可今天，有几个摇滚界的拜伦，民谣界的杜甫呢？又或者，一个横空出世的北京胡同儿bob Dylan？
　　诗歌尊重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习惯，但更要反对惯性。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诗人的人生往往充满了布朗运动。莱维曾经描述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而那些糟糕的人类，他们由于最能适应非人化恶劣环境而幸存下来。如今在“牺牲者”和“幸存者”之间存在很多种过渡角色，诗人们于是有了更多出路。究竟要做演化链条的哪一部分，与大众流行保持何等距离，这其实也取决于我们对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判断。诗歌最不会撒谎。一首诗会毫不留情折射出诗人的性格、立场、生活，他灵魂上有多少灰。所有的一切，都会在诗里种下种子。
　　也许，我们可以将诗歌写作划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春写作”。少年情怀总是诗，年轻时即便不知愁，也要强说愁，对万事万物都有着最敏锐的感知。只要愿意动笔，谁都是天生的诗人。第二个阶段是“肉身写作”，即不断地燃烧自己的生活和经验，这种写法儿特别耗人，没几年就熬干了。就像燃烧着的火堆，柴火总有烧尽的那一刻。熬过了这两个阶段，就该进入到了“修养写作”，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文学才是可持续的，否则就会变成早夭的文学。当然，早夭也有天才。每个阶段都有其极致的人物和极致的写作。但既然还没死，个人的经验又是匮乏的，就需要不断进入无穷的他者和广阔的人群。
　　诗人是永远的少数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诗歌跟大众之间有永恒粗暴的隔阂。虽说诗歌不伺候大众，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至上的文明里，诗歌跟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都即兴且微妙，它每一天都在以惊人的方式潜入个人和民族的历史。你不关心诗歌，诗歌依然关心你。美是真正的最终的霸权，它随时随地侵略每一个人。即便你没有想到诗，诗歌业已在你身上秘密地栖息，不知不觉中，一段亲密关系已经在发生。
　　诗，不在远方，不在无限之中，它可能就在最大的有限性里，埋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看谁先扣动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