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在做决定时，会对得到的第一个信息给予特别的重视，第一印象或数据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了某一处。
　　
　　谈到决策失误，人们往往习惯从决策的方式去考察失误的发生机制，其实，对于地方领导者来说，决策最大的敌人不是方式，而是决策者本身。如果我们仔细梳理2007年地方公共决策案例，就会发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决策陷阱，这些陷阱显然无关方式和步骤，却关乎决策思维和心理。
　　陷阱一：官员“勤政”。有一个著名的管理学故事叫做“蚁王筑路”，说的就是勤政带来的决策失误。为方便国民出行，蚁王决定在大家经常活动的地方修路，并请工程师设计路线，一个月后就建成了几条主干道。可是，蚁王发现蚂蚁们并不领情，还是不愿走“干道”。这是为什么呢？调查发现，走那些路线远比走“干道”便捷。这时，一只聪明的蚂蚁提出了一个建议：工匠们干脆沿蚂蚁自己走出来的路线修路，这样一来效果很好。
　　“吃力不讨好”，是日常管理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原因在于有着善意决策意图并不代表必然产生好的决策效果。“蚁王筑路”的故事与邯郸下辖几个县给农民发放秸秆“放倒证”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确困扰地方政府，成安等县为了化解难题，发文规范农民收割玉米的行为，意在“禁烧”的基础上引导“秸秆还田”，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如果农民遵守这样的规范，那么势必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由此甚至与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典型的“勤政陷阱”，决策者从良好的政策意图出发，却因重规范管理轻便民服务，导致决策失误。其实，勤政陷阱就是一种越位，如果政府去管那些不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大多无法避免掉进这一陷阱。
　　陷阱二：沉锚效应。领导者在做一项决策时，会对得到的第一信息给予特别的重视，第一印象或数据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了某一处。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沉锚效应类似于“首因效应”，也就是对事物的第一印象往往会影响我们做出判断。在2007年众多地方公共决策案例中，“沉锚效应”集中表现在温州鹿城区劝离“有前科者”这一案例中。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一位领导曾经撰文指出，鹿城区常住人口65万，登记在册外来人口77万，在违法犯罪成员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高达80%，在押在拘人员60%有前科劣迹，“这说明外来人口是公安机关管控的重点，有前科劣迹人员是公安机关管控的重中之重。”于是，鹿城区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出发，制定了“有前科暂住者”名单，并发起了一场驱赶劝离工作。法律上尚且有“无罪推定”，但是，鹿城社会管理领域却遵循“有罪推定”，使得这项决策带有明显的违反正义和公平等普世价值的硬伤。
　　作为决策者，当你受到一句话、一个数字，一件小事的启发，并继而因此左右决策的时候，就要警惕是否已经掉进了“沉锚效应”陷阱。
　　陷阱三：棘轮效应。2007年，有关公务消费的决策案例多次引起舆论关注，从山西“粮神殿”，到湖北洪湖的“百官倡烟”；从信阳王铁铁腕禁酒，到汝南偷拍取证公款吃喝。如今，公务消费已经误入“棘轮效应”陷阱，我们不妨先从一根象牙筷子说起。
　　纣王要用象牙筷子，群臣皆不以为然，唯独箕子忧心忡忡。箕子说：“纣王用象牙做筷子，必定再不会用土制的瓦罐，肯定要改用犀牛角杯和美玉碗，如此一来，难道还会用它来吃粗茶淡饭吗？大王吃的是美酒佳肴，穿的自然要绫罗绸缎，住的更要求富丽堂皇。”箕子的担忧如果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就是“棘轮效应”，也就是说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发现公务消费决策的巨大惯性，也能够体会王铁禁酒之艰难，以及仍然在土坯房里办公的河南卢氏官员们为何赢得舆论尊重。
　　陷阱四：以问题为中心。对于地方公共决策来说，从问题出发没有危险，但是以问题为中心绝对是一个需要防范的决策陷阱。以问题为中心最大的产物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使得决策者缺乏系统思维。以广州“双禁”为例，因为飞车抢劫，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禁摩”似乎理由充分，但是就有公众质疑，如果有“飞车党”就禁摩，那么是不是有“背包党”就禁包呢？如果飞车抢劫手段升级，改用汽车，是不是就要干脆禁止汽车出行？这些质问逼近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如果仅仅以问题为中心，孤立地解决某个问题作为政策取向，那么势必缺乏系统观点。禁摩、禁电之后，百姓高达10亿的沉没成本谁来买单？公交线路优化没有跟进的情况下，市民出行难如何解决？“双禁”过后，刺激市民更多地购买私人汽车，道路、停车场、加油站等基础设施能否提供良好的供给——
　　一言以蔽之，优质决策不仅仅以方式取胜，更要求决策者从思维上能够避免一些常见的决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