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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在全世界拥有较好口碑的专利药，价格被“腰斩”。
2016年5月19日，是雷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
那天下午，他接到了来自国家卫计委药政司药品供应处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他，国家卫计委将于次日公布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名单，乙肝一线治疗药物韦瑞德名列其中。
这令作为乙肝群体互助公益组织亿友公益创始人的雷闯兴奋得一夜没睡着。
生于1987年的雷闯是一名乙肝病毒感染者。他本科阶段因携带乙肝病毒在保研时被某研究生院拒绝录取。为了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类似遭遇，雷闯从那时起便致力于消除乙肝歧视并推动乙肝药物的可及性。
3年来，雷闯组织了3次共计2500公里的徒步行，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减轻乙肝患者用药负担。其2013年提交的建议书，还曾得到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的批示。
“你们数次通过徒步去北京的方式呼吁乙肝药物降价，我们也有义务提前向你们通报这个消息。”国家卫计委相关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雷闯说。
5月20日，消息得到了证实——葛兰素史克生产的慢性乙肝一线治疗药物韦瑞德降价幅度达67%。
喜悦和希望不仅仅属于乙肝患者。
与韦瑞德一同降价的，还有贝达药业和阿斯利康生产的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凯美纳（降幅54%）和易瑞沙（降幅55%）。
以上3种在全世界拥有较好口碑的专利药，由于没有仿制药，其价格令许多中国患者难以承受。而今，药价被“腰斩”，要归功于历时半年的中国首轮国家药品价格谈判。
16部委组团砍价
为了让中国患者可以享受到价格优惠的专利药，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计委等16个部委建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组织业内专家全面梳理了在国内上市的专利药、独家药的整体状况。
一位参与谈判的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专家梳理出来的药品有200余种，其中大多是还在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品，即使部分专利期已过，但国内也还没有仿制药上市。由于这些药物没有同类产品竞争，定价普遍较高，加之它们绝大多数都是自费药，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所以各地很少集中采购。
据国家卫计委药政司原司长郑宏介绍，在结合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用药需求的基础上，大家最终遴选出药品价格高、疾病负担重、患者受益明显的治疗乙肝、肺癌和多发性骨髓瘤这三类疾病的5款专利药作为谈判试点药品。
目前我国获批上市的多数专利药都是进口药
谈判计划明确后，16个部委成立了谈判小组，并按照“一药一策”的思路，在2015年11月下旬正式启动了中国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
2016年5月20日，国家卫计委在公布药价谈判结果时表示，“在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采取统一谈判的方式，把价格降至合理区间，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许多国家都会就药品价格进行政府谈判。”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世界各国在进行药品价格谈判时，主要会参照以下准则：对疗效欠佳的药品分析其成本效益、对可替代药品对比其风险效益、对功效相同的药品对比日均治疗成本、评估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的经济影响、考量新型药品的市场份额、参考欧美国家的定价和消费数据，等等。
本刊记者从国家卫计委了解到，这三款降幅超过50%的专利药品，在谈判之后，价格已经和周边国家趋同，葛兰素史克对韦瑞德则是给出了史上最优价格。
为什么是这三种药
2016年6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计委发布了当地将国家价格谈判药物暂时纳入新农合补充范围的通知——患者使用韦瑞德和易瑞沙时可享受50%的报销水平。
7月18日，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的一位肺癌患者，在当地递交了报销材料，成为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公布后全国首个使用易瑞沙实现报销的患者。他共花费4866元购买了2盒易瑞沙，在新农合报销50%后，个人仅需负担2433元。
“放在过去，这两盒药要花费将近一万块钱，对于我来说肯定是负担不起的。”这位患者告诉本刊记者，他在2016年1月被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后，从2月开始服用易瑞沙。吃药前肿瘤最大径4.3cm，单药服用三盒后，3月27日复查发现肿瘤缩小到1cm。
药效虽好，但每个月将近15000元的花费，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根本无法承担。此后，因为实在无力负担，他只能停药化疗，但化疗3次后效果并不理想。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有效率仅为35%;易瑞沙治疗晚期EGFR基因突变患者的一线有效率则超过70%，并令患者总生存时间较化疗时延长了一年。
肺癌已是中国发病率最高、致死人数最多的恶性肿瘤，而非小细胞肺癌又占到了肺癌总数的80%。
参与谈判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随着2005年易瑞沙进入中国大陆，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正式进入靶向治疗时代，治疗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中国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年来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期从此前的14.1个月延长至33.5个月，5年生存率从8%增长到18%。
中国的另一大高发病是乙型肝炎。
目前，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欧美国家还是中国，都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推荐韦瑞德作为一线口服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它不仅可以用于各种耐药的慢性乙肝患者治疗，还对妊娠期妇女具有很好的安全性，能够有效干预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
出色的药物往往都拥有“出众”的价格。2013年10月在中国获批上市的韦瑞德月均用药花费在1500元左右，这将中国相当一批慢性乙肝患者挡在治疗大门之外。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800万名慢性乙肝患者占据全球患者总量的三分之一，但其中只有19%得到了规范治疗。
在2016年6月3日召开的云南省落实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郑进表示，“云南省有超过30万慢性乙肝患者，之前由于治疗费用和医保承受能力等原因，很多常见的乙肝用药没有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和云南补充药物目录，基层群众用药不方便、用药费用较高，导致许多乙肝患者未能及时就医。”
肺癌已是中国发病率最高、致死人数最多的恶性肿瘤，而非小细胞肺癌又占到了肺癌总数的80%
他说，这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出来后，初步测算，每位患者年治疗费用由1.29万元降到6762元，大幅提高了乙肝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和依从性。
八成进口专利药定价高于国外
药价一直是横在13亿中国人心头的一块大石。而国家也终于下狠心，誓将药价降下来。
2015年5月4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六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经国务院同意，自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国家发改委特别指出，对于价格高昂的专利药、独家生产药，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谈判机制来形成价格。
在傅鸿鹏看来，导致中国药品价格过高的因素多种多样，而专利药之所以定价颇高，主要是基于企业市场策略和国际通行的定价原则。
一种原创性新药的成功面世往往要花费15年甚至更长的研发时间和数亿美元的投入，也正因此，通常只有大型跨国药企才有能力研制新药。
为维护企业利益、鼓励公司自主创新，各国都会自该药申请上市起给予其15～20年的专利保护期。在此期间，由于其他企业不得仿制，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自主定价的专利药往往价格较为昂贵。
“总的来说，创新型药品定价是根据生命价值来测算的。”傅鸿鹏说，企业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种药物能够延长患者几年的寿命、这几年患者又可以创造出多大的商业价值、患者及其亲属和各类社会组织又愿意出多少钱来挽救其生命等，都是企业定价的重要参数。
“目前我国获批上市的多数专利药都是进口药，这些药品肯定是先在欧美国家上市，然后再进入中国大陆。”傅鸿鹏说，尽管每款新药在上市前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市场调查，通过多方评估形成最终定价，但在进入中国时，定价大多会参照欧美价格。
由于欧美国家人均GDP高于中国，即便药品以同等价格来到中国，还是会让大多数国人感到难以承受，再加上税收、流通、公关等各项成本，导致很多进口专利药定价高于国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本刊记者说：中国80%的进口专利药定价都高于其他国家。
中国的药价革命，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2016年5月19日，是雷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
那天下午，他接到了来自国家卫计委药政司药品供应处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他，国家卫计委将于次日公布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名单，乙肝一线治疗药物韦瑞德名列其中。
这令作为乙肝群体互助公益组织亿友公益创始人的雷闯兴奋得一夜没睡着。
生于1987年的雷闯是一名乙肝病毒感染者。他本科阶段因携带乙肝病毒在保研时被某研究生院拒绝录取。为了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类似遭遇，雷闯从那时起便致力于消除乙肝歧视并推动乙肝药物的可及性。
3年来，雷闯组织了3次共计2500公里的徒步行，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减轻乙肝患者用药负担。其2013年提交的建议书，还曾得到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的批示。
“你们数次通过徒步去北京的方式呼吁乙肝药物降价，我们也有义务提前向你们通报这个消息。”国家卫计委相关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雷闯说。
5月20日，消息得到了证实——葛兰素史克生产的慢性乙肝一线治疗药物韦瑞德降价幅度达67%。
喜悦和希望不仅仅属于乙肝患者。
与韦瑞德一同降价的，还有贝达药业和阿斯利康生产的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凯美纳（降幅54%）和易瑞沙（降幅55%）。
以上3种在全世界拥有较好口碑的专利药，由于没有仿制药，其价格令许多中国患者难以承受。而今，药价被“腰斩”，要归功于历时半年的中国首轮国家药品价格谈判。
16部委组团砍价
为了让中国患者可以享受到价格优惠的专利药，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计委等16个部委建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组织业内专家全面梳理了在国内上市的专利药、独家药的整体状况。
一位参与谈判的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专家梳理出来的药品有200余种，其中大多是还在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品，即使部分专利期已过，但国内也还没有仿制药上市。由于这些药物没有同类产品竞争，定价普遍较高，加之它们绝大多数都是自费药，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所以各地很少集中采购。
据国家卫计委药政司原司长郑宏介绍，在结合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用药需求的基础上，大家最终遴选出药品价格高、疾病负担重、患者受益明显的治疗乙肝、肺癌和多发性骨髓瘤这三类疾病的5款专利药作为谈判试点药品。
谈判计划明确后，16个部委成立了谈判小组，并按照“一药一策”的思路，在2015年11月下旬正式启动了中国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
2016年5月20日，国家卫计委在公布药价谈判结果时表示，“在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采取统一谈判的方式，把价格降至合理区间，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许多国家都会就药品价格进行政府谈判。”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世界各国在进行药品价格谈判时，主要会参照以下准则：对疗效欠佳的药品分析其成本效益、对可替代药品对比其风险效益、对功效相同的药品对比日均治疗成本、评估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的经济影响、考量新型药品的市场份额、参考欧美国家的定价和消费数据，等等。
本刊记者从国家卫计委了解到，这三款降幅超过50%的专利药品，在谈判之后，价格已经和周边国家趋同，葛兰素史克对韦瑞德则是给出了史上最优价格。
为什么是这三种药
2016年6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计委发布了当地将国家价格谈判药物暂时纳入新农合补充范围的通知——患者使用韦瑞德和易瑞沙时可享受50%的报销水平。
7月18日，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的一位肺癌患者，在当地递交了报销材料，成为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公布后全国首个使用易瑞沙实现报销的患者。他共花费4866元购买了2盒易瑞沙，在新农合报销50%后，个人仅需负担2433元。
“放在过去，这两盒药要花费将近一万块钱，对于我来说肯定是负担不起的。”这位患者告诉本刊记者，他在2016年1月被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后，从2月开始服用易瑞沙。吃药前肿瘤最大径4.3cm，单药服用三盒后，3月27日复查发现肿瘤缩小到1cm。
药效虽好，但每个月将近15000元的花费，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根本无法承担。此后，因为实在无力负担，他只能停药化疗，但化疗3次后效果并不理想。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有效率仅为35%;易瑞沙治疗晚期EGFR基因突变患者的一线有效率则超过70%，并令患者总生存时间较化疗时延长了一年。
肺癌已是中国发病率最高、致死人数最多的恶性肿瘤，而非小细胞肺癌又占到了肺癌总数的80%。
参与谈判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随着2005年易瑞沙进入中国大陆，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正式进入靶向治疗时代，治疗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中国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年来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期从此前的14.1个月延长至33.5个月，5年生存率从8%增长到18%。
中国的另一大高发病是乙型肝炎。
目前，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欧美国家还是中国，都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推荐韦瑞德作为一线口服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它不仅可以用于各种耐药的慢性乙肝患者治疗，还对妊娠期妇女具有很好的安全性，能够有效干预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
出色的药物往往都拥有“出众”的价格。2013年10月在中国获批上市的韦瑞德月均用药花费在1500元左右，这将中国相当一批慢性乙肝患者挡在治疗大门之外。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800万名慢性乙肝患者占据全球患者总量的三分之一，但其中只有19%得到了规范治疗。
在2016年6月3日召开的云南省落实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郑进表示，“云南省有超过30万慢性乙肝患者，之前由于治疗费用和医保承受能力等原因，很多常见的乙肝用药没有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和云南补充药物目录，基层群众用药不方便、用药费用较高，导致许多乙肝患者未能及时就医。”
他说，这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出来后，初步测算，每位患者年治疗费用由1.29万元降到6762元，大幅提高了乙肝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和依从性。
八成进口专利药定价高于国外
药价一直是横在13亿中国人心头的一块大石。而国家也终于下狠心，誓将药价降下来。
2015年5月4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六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经国务院同意，自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国家发改委特别指出，对于价格高昂的专利药、独家生产药，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谈判机制来形成价格。
在傅鸿鹏看来，导致中国药品价格过高的因素多种多样，而专利药之所以定价颇高，主要是基于企业市场策略和国际通行的定价原则。
一种原创性新药的成功面世往往要花费15年甚至更长的研发时间和数亿美元的投入，也正因此，通常只有大型跨国药企才有能力研制新药。
为维护企业利益、鼓励公司自主创新，各国都会自该药申请上市起给予其15～20年的专利保护期。在此期间，由于其他企业不得仿制，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自主定价的专利药往往价格较为昂贵。
“总的来说，创新型药品定价是根据生命价值来测算的。”傅鸿鹏说，企业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种药物能够延长患者几年的寿命、这几年患者又可以创造出多大的商业价值、患者及其亲属和各类社会组织又愿意出多少钱来挽救其生命等，都是企业定价的重要参数。
“目前我国获批上市的多数专利药都是进口药，这些药品肯定是先在欧美国家上市，然后再进入中国大陆。”傅鸿鹏说，尽管每款新药在上市前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市场调查，通过多方评估形成最终定价，但在进入中国时，定价大多会参照欧美价格。
由于欧美国家人均GDP高于中国，即便药品以同等价格来到中国，还是会让大多数国人感到难以承受，再加上税收、流通、公关等各项成本，导致很多进口专利药定价高于国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本刊记者说：中国80%的进口专利药定价都高于其他国家。
中国的药价革命，仍有较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