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郅回国了。
　　当年，国家队征召他参加世锦赛和亚运会赛前集训，因大郅当时在NBA处于失业状态，希望先找份工作，然后回国。他犹豫也有点拖延，加上美国媒体的不实报道，于是，他与球队和体育主管部门之间造成了媒体所说的“误会”。之后他被指称“缺乏国家荣誉感”，大郅也干脆就“滞美不归”。
　　随后几年，媒体不断传出篮协要“拯救”大郅的信息。今天，他终于回来了。王治郅本人诚恳地向中国篮协致歉，对自己过去不成熟的行为表示悔过。“过去太年轻了，有些想法不成熟。这次我在北京通过媒体向广大的球迷道歉。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在今年重返国家队，在今年的世锦赛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时说，“四年前大郅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滞美不归。这次他经过深思熟虑，包括总政领导，八一队的领导，篮管中心篮协的领导，多次帮助教育，挽救，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以自己的行动来回报社会、球迷对他的关心，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个表态耐人寻味。
　　回溯以往，大郅对于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与管理部门对他“错误”的定性不同。这种认知差异，其实同样存在于国有企业管理层与政府之间。在计划经济时代，运动员与政府之间是有一套自治逻辑的：因为国家掌握着全部体育资源，任何人要从事体育运动扬名，就必须交出个人选择的自由，仿佛当年企业将利税全部上缴国家一样。
　　但市场化改革却把这个逻辑冲击得七零八落。能干的国有企业管理层不明白，为什么我的企业做得好，就不能多拿点收入?成名且有一定自主精神的运动员也会作如是想。事实上，已经成名、且其所在领域已有市场的运动员，差不多都产生过这种自主的权利主张。
　　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思维，导致了“问题”运动员多有出现。最早有何智丽，然后有大郅，后来又有田亮、彭帅等等。
　　那么，所谓的“问题”，究竟是谁的问题?现在说的多是运动员的问题，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全然不顾组织的栽培。对于夺取金牌的荣誉的期待，更形成了一种要求运动员绝对服从组织安排的群众性呼声。在这种背景下，那些追求自由，维护权益的运动员不得不签“城下之盟”。
　　事实上，所谓的问题运动员，对自己的运动青春也仍然保持着一份清醒的认识，他们同样清楚，被招安实际上是自己运动生涯的最后一搏，无论如何，奥运会的辉煌，那份诱惑是他们难以抵挡的。这其中，也就不难看出问题运动员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是对其主动权缺失的认可，对我们管理方式讨论的同时，也并不意味問题运动员的情操高尚。
　　按照我们的管理要求、不服从组织安排的运动员会丧失参加重大比赛的机会。于是，每个问题运动员要重新获得某种身份，就必须经历精神的煎熬：篮协曾经表示，大郅必须写检查，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管理者仿佛要通过这种仪式，让大郅告诉世人，他的回归不仅要在行动上，而且还在精神上。然而在事实上，这种仪式的作用值得怀疑，在2008奥运会前夕，管理者和问题运动员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大故当前，招安良将从来就是一个战略问题。
　　不过大郅被招安，从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给管理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如何更加人性化地管理运动员，如何和国际惯例接轨，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陕西东盘篮球俱乐部主教练王立彬在王治郅沦为“问题运动员”后曾评论说，“当时，作为相关主管部门，应该在管理上更加人性化一些。”
　　无论怎样，体育总局前段时间下达的“招安令”是个积极的高姿态，对于化解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是有建设性的。正如中新社一篇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外敌当前，一个“宋江”被招安了，我们欣喜；还有“杨幺”——田亮(都是水上霸主)没有被招安，我们期待；还有很多个“方腊”没有被招安，我们祝福。浪子回头金不换。杀一人，不如救一人。我们期待着总局“开门揖盗”，让更多的“宋江”“方腊”“杨幺”们，重回组织怀抱，报效祖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若是，可谓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