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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导演侯孝贤的电影总是充满了浓郁的个人色彩，喜欢的人会一直喜欢，不喜欢的人则会评价为“闷片”。不久前，侯孝贤刚刚凭借电影《刺客聂隐娘》获得了戛纳最佳导演奖，而这部影片也是他首部在大陆公映的片子。影片上映后，在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对此侯孝贤的反应则十分平淡，他说：“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他人如何评价与我无关。”
一个人，没有同类
他乡即故乡。这句话用在侯孝贤身上无比妥帖。他本是广东梅县人，不满一岁时便随家人移居台湾。那是在1948年，当时侯家人只将这次移徙视为客居，认为总有一天会返还故里落叶归根，因此仅仅购置了临时的家具，却未想到政局变迁，彼岸的故乡从此天涯永隔。
于是在侯孝贤这里，“故乡”变成一个复杂的词汇，他既眷恋自己的生长地台南凤山，又感觉到自己没有被这方土地完全接纳，因此常常一个人躲起来，悄悄俯视芸芸众生：他所在的小镇中心有座城隍庙，那南国的庙宇屋脊上雕满彩塑，绚丽的色彩像野火在烧;庙周围挤满打群架的孩子、卖吃食的小贩、没正式进入黑社会的小混混、穿花裙子的姑娘……庙前有一棵芒果树，侯孝贤经常爬上树，一面摘芒果吃一面看树下的风景，他专心致志地凝视庙里的土地公、远处的稻田和行人，因为专注，他时常感觉到时光瞬间凝固，剩下的只有枝头摇动的风和蝉鸣声声——这凝固的场景后来常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
因为在童年时便形成了苍凉的眼光，侯孝贤总像一个漠然的观察者，同家人的关系也颇为疏离。记忆中，父亲总在咳嗽，永远是手捧一卷书自顾自读着，很少逗弄孩子们。后来侯孝贤才知道，那时的父亲已经因气候原因患上了肺炎，疏远孩子为的是防止传染。而母亲原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赴台前也有自己的交际圈，不能回老家，就意味着她失去了所有的亲友关系，她只能独自照料着一堆孩子，默默消化着满腹的抑郁和沮丧。虽然那时年纪小，但侯孝贤已然觉察到母亲不快乐，他隐约从大人们的谈话中得知母亲跳过海，还依稀记得母亲颈部有一道长长的伤疤，后来才想明白，那大概是她自杀未遂留下的痕迹。小时候的他习惯沉默，从来不会主动去问，大人也不会解释给他听，但他内心是有知觉的，家中压抑的气场使他不由自主地往外跑，仿佛跑到外面才能获得救赎。慢慢的，他开始热衷于去街头厮混，打架、赌博，无所不为。12岁时父亲去世，17岁那年母亲也走了，他从此彻底沦为了街头混混，经常偷拿父亲的遗物去典当，用换来的钱吃喝赌博，让兄姊无可奈何。
双亲离世后，唯一牵挂侯孝贤的就只有祖母了。那时老人家已经糊涂了，总是一遍遍收拾着行李，念叨着第二天就要还乡。但侯孝贤这个孙儿依然是她心头的牵挂，饭点见不到，必定亲自出门寻找，一遍遍呼唤爱孙。彼时侯孝贤常常躲在巷子里与人赌博，假装听不见祖母的声音。就这样，他孤寂地度过了狂放不羁的少年时代，多数时间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无边幻境里。正如好友朱天心形容的那样：“南台湾炎炎蒸腾的暑日蝉声里，他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也正因如此，多年后他遇见聂隐娘的故事，忽觉怦然心动，因为她和他一样，都是一个人，没有同类。
人生即电影
大约是在19岁那年，侯孝贤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忽然产生了做电影的想法。最开始他想当演员，为此特意在退伍后考入了国立艺专，客串过几部电影，还出过一张专辑，再后来“看到别的演员模特都是一米八以上，长得也很好，而我却相貌平平，就想着还是回到幕后去吧”。
从事电影制作后，侯孝贤开始了一场私人化的电影书写，他做的东西永远在讲个人的故事，以及自己的人生感受。他不断在电影中追寻自己的影子，甚至好友杨德昌和朱天文的影子，然后营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把喜怒哀乐都纳入其中。在现实生活中，侯孝贤感受到了太多的情愫，但却总觉得生活过分脆弱，无法承受千丝万缕的感情，于是他便将大篇幅的琐碎臆想和星星点点的情感都扔进了自己的创作，用冗长的镜头做着戏剧化的呈现，向自己的生活和视角致敬。
“说来也奇怪，不通时一窍不通，可是通了就什么都懂了，像飞一样，忽然就进入电影高地，可以和任何一位大师对话。”这是他进入电影世界的唯一感受。他忽然成为了一名直觉型导演，单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就可以拍出《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等多部作品。朱天文曾将他比拟为一只动物，一个居住在世界上天然没有经过开发的人。“对他来说，拍一部电影也就是自然的行为，就是动物在觅食，或者一个人沉醉在欣赏花朵那么自然。”
永远的手工业者
虽然拍电影靠的是本能和直觉，但侯孝贤的作品往往被打上文艺片的标签。其实早年他也拍过商业片，诸如《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再拿河畔青草青》等作品票房都不错。后来他看中了朱天文的小说《小毕的故事》，马上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版权，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合作，自此侯孝贤便与“票房”二字渐行渐远，只拍自己想拍的故事。
有时候拍一部赔一部，资金告急的时候，侯孝贤也会拍广告，他其实很会拍广告，拍过的几个产品都创下过年销量第一的好成绩。但他只在缺钱时拍，一旦筹足了经费开始做电影，别人出再多钱也不理会。
虽然对接广告不感冒，但侯孝贤经常鼓励团队的同仁出去接广告，“接下来不懂的可以来问我，不是我拉拢他们，但他们要养家，衣食无忧之后，才可以安心地待在我这。”
至于侯孝贤本人，早已回归了极为简朴的生活状态，他不要排场，内心一直非常单纯。也正因如此，聂隐娘那种孤寂而单纯的心灵状态深深打动了他，他花了十几年去筹备，又用整整八年时间做出了一部以她为主题的武侠电影。
为了聂隐娘，侯孝贤推掉了拍摄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纪念片的机会，藏在家中研读《资治通鉴》、《新唐书》与《旧唐书》。遍翻史书之后，历史背景已经了然于胸，他感觉非常安心：就像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心知待在里面拍电影不会出什么大错。
拍电影对侯孝贤的团队来说是一件太过煎熬的事情，因为他有着太多的坚持：为了拍出丝织品在幽微光线下呈现出的独特光泽，美术指导黄文英被派往印度、韩国等地选材;武侠作品中的人物上天入地本是寻常事，他却认为许多打斗场景不符合“地心引力”，非要找一种同“人体力学”相契合的武打方式;他还善用长镜头，希望自己的武侠电影能拍出一如既往的“凝视”感，因此如果需要云，就真等云出现，如果需要风沙，就必须等到自然风。他就像从前的手艺人，“只能这样拍电影，也只会这样拍电影”，故而精心打磨出的东西总是呈现出一种虽有瑕疵却无可取代的美。
《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首部在大陆上映的作品，虽然获得了戛纳奖，但不少影迷依然担心电影不被主流观众所认同，不过导演本人信心满满：“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当一个人面对孤独时，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坚持信念，总有同类相亲，并不孤独。”而这，本就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的。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其底色都难以脱离“苍凉壮阔”一词，这一点侯孝贤早已心知肚明，因此他选择成为这样一类人：安于自己的节奏，以个体经验来描绘生命的存在，不被理解却也乐此不疲。
一个人，没有同类
他乡即故乡。这句话用在侯孝贤身上无比妥帖。他本是广东梅县人，不满一岁时便随家人移居台湾。那是在1948年，当时侯家人只将这次移徙视为客居，认为总有一天会返还故里落叶归根，因此仅仅购置了临时的家具，却未想到政局变迁，彼岸的故乡从此天涯永隔。
于是在侯孝贤这里，“故乡”变成一个复杂的词汇，他既眷恋自己的生长地台南凤山，又感觉到自己没有被这方土地完全接纳，因此常常一个人躲起来，悄悄俯视芸芸众生：他所在的小镇中心有座城隍庙，那南国的庙宇屋脊上雕满彩塑，绚丽的色彩像野火在烧;庙周围挤满打群架的孩子、卖吃食的小贩、没正式进入黑社会的小混混、穿花裙子的姑娘……庙前有一棵芒果树，侯孝贤经常爬上树，一面摘芒果吃一面看树下的风景，他专心致志地凝视庙里的土地公、远处的稻田和行人，因为专注，他时常感觉到时光瞬间凝固，剩下的只有枝头摇动的风和蝉鸣声声——这凝固的场景后来常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
因为在童年时便形成了苍凉的眼光，侯孝贤总像一个漠然的观察者，同家人的关系也颇为疏离。记忆中，父亲总在咳嗽，永远是手捧一卷书自顾自读着，很少逗弄孩子们。后来侯孝贤才知道，那时的父亲已经因气候原因患上了肺炎，疏远孩子为的是防止传染。而母亲原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赴台前也有自己的交际圈，不能回老家，就意味着她失去了所有的亲友关系，她只能独自照料着一堆孩子，默默消化着满腹的抑郁和沮丧。虽然那时年纪小，但侯孝贤已然觉察到母亲不快乐，他隐约从大人们的谈话中得知母亲跳过海，还依稀记得母亲颈部有一道长长的伤疤，后来才想明白，那大概是她自杀未遂留下的痕迹。小时候的他习惯沉默，从来不会主动去问，大人也不会解释给他听，但他内心是有知觉的，家中压抑的气场使他不由自主地往外跑，仿佛跑到外面才能获得救赎。慢慢的，他开始热衷于去街头厮混，打架、赌博，无所不为。12岁时父亲去世，17岁那年母亲也走了，他从此彻底沦为了街头混混，经常偷拿父亲的遗物去典当，用换来的钱吃喝赌博，让兄姊无可奈何。
双亲离世后，唯一牵挂侯孝贤的就只有祖母了。那时老人家已经糊涂了，总是一遍遍收拾着行李，念叨着第二天就要还乡。但侯孝贤这个孙儿依然是她心头的牵挂，饭点见不到，必定亲自出门寻找，一遍遍呼唤爱孙。彼时侯孝贤常常躲在巷子里与人赌博，假装听不见祖母的声音。就这样，他孤寂地度过了狂放不羁的少年时代，多数时间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无边幻境里。正如好友朱天心形容的那样：“南台湾炎炎蒸腾的暑日蝉声里，他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也正因如此，多年后他遇见聂隐娘的故事，忽觉怦然心动，因为她和他一样，都是一个人，没有同类。
人生即电影
大约是在19岁那年，侯孝贤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忽然产生了做电影的想法。最开始他想当演员，为此特意在退伍后考入了国立艺专，客串过几部电影，还出过一张专辑，再后来“看到别的演员模特都是一米八以上，长得也很好，而我却相貌平平，就想着还是回到幕后去吧”。
从事电影制作后，侯孝贤开始了一场私人化的电影书写，他做的东西永远在讲个人的故事，以及自己的人生感受。他不断在电影中追寻自己的影子，甚至好友杨德昌和朱天文的影子，然后营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把喜怒哀乐都纳入其中。在现实生活中，侯孝贤感受到了太多的情愫，但却总觉得生活过分脆弱，无法承受千丝万缕的感情，于是他便将大篇幅的琐碎臆想和星星点点的情感都扔进了自己的创作，用冗长的镜头做着戏剧化的呈现，向自己的生活和视角致敬。
“说来也奇怪，不通时一窍不通，可是通了就什么都懂了，像飞一样，忽然就进入电影高地，可以和任何一位大师对话。”这是他进入电影世界的唯一感受。他忽然成为了一名直觉型导演，单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就可以拍出《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等多部作品。朱天文曾将他比拟为一只动物，一个居住在世界上天然没有经过开发的人。“对他来说，拍一部电影也就是自然的行为，就是动物在觅食，或者一个人沉醉在欣赏花朵那么自然。”
永远的手工业者
虽然拍电影靠的是本能和直觉，但侯孝贤的作品往往被打上文艺片的标签。其实早年他也拍过商业片，诸如《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再拿河畔青草青》等作品票房都不错。后来他看中了朱天文的小说《小毕的故事》，马上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版权，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合作，自此侯孝贤便与“票房”二字渐行渐远，只拍自己想拍的故事。
有时候拍一部赔一部，资金告急的时候，侯孝贤也会拍广告，他其实很会拍广告，拍过的几个产品都创下过年销量第一的好成绩。但他只在缺钱时拍，一旦筹足了经费开始做电影，别人出再多钱也不理会。
虽然对接广告不感冒，但侯孝贤经常鼓励团队的同仁出去接广告，“接下来不懂的可以来问我，不是我拉拢他们，但他们要养家，衣食无忧之后，才可以安心地待在我这。”
至于侯孝贤本人，早已回归了极为简朴的生活状态，他不要排场，内心一直非常单纯。也正因如此，聂隐娘那种孤寂而单纯的心灵状态深深打动了他，他花了十几年去筹备，又用整整八年时间做出了一部以她为主题的武侠电影。
为了聂隐娘，侯孝贤推掉了拍摄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纪念片的机会，藏在家中研读《资治通鉴》、《新唐书》与《旧唐书》。遍翻史书之后，历史背景已经了然于胸，他感觉非常安心：就像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心知待在里面拍电影不会出什么大错。
拍电影对侯孝贤的团队来说是一件太过煎熬的事情，因为他有着太多的坚持：为了拍出丝织品在幽微光线下呈现出的独特光泽，美术指导黄文英被派往印度、韩国等地选材;武侠作品中的人物上天入地本是寻常事，他却认为许多打斗场景不符合“地心引力”，非要找一种同“人体力学”相契合的武打方式;他还善用长镜头，希望自己的武侠电影能拍出一如既往的“凝视”感，因此如果需要云，就真等云出现，如果需要风沙，就必须等到自然风。他就像从前的手艺人，“只能这样拍电影，也只会这样拍电影”，故而精心打磨出的东西总是呈现出一种虽有瑕疵却无可取代的美。
《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首部在大陆上映的作品，虽然获得了戛纳奖，但不少影迷依然担心电影不被主流观众所认同，不过导演本人信心满满：“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当一个人面对孤独时，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坚持信念，总有同类相亲，并不孤独。”而这，本就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的。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其底色都难以脱离“苍凉壮阔”一词，这一点侯孝贤早已心知肚明，因此他选择成为这样一类人：安于自己的节奏，以个体经验来描绘生命的存在，不被理解却也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