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必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过去30年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进行一个标准的计量分析，找出将来哪些因素还会起作用，哪些需要进一步改革，尤其 是哪些改革能释放出新的生产力，以支持中国经济再有10年，甚至30年的持续高增长。
　　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并非全靠要素投入，还有效率和生产率的改进。当然，以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主的要素投入仍占主导，在我们过去平均每年9%-10%的GDP增长速度中，其贡献率一直在60%左右。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增速的贡献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保持4.4%左右，到1999年之后仍有3.7%左右，这是相当高的。
　　接下来，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细化，抛开那些无法测度的因素，我们找到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外溢、研发投入增长等等九大因素（参见附表）。
　　
　　表：中国增长因素分析：生产力为什么提高（GDP增长率，％）
　　


　　过去30年的数据表明，这九大因素的贡献率各有升降。总体而言，市场化改革，包括产权关系变化，民营经济发展等对GDP增长有过很大贡献，但在1999年之后有所减弱。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也一样。相比之下，研究投入、城市化与基础设施改进这几年贡献率逐步提高，这主要得益于城市化打破了过去分散的农村工业化、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使效率大为提高。
　　外资的外溢效应变成负值，并不是说外资已经不起正作用，只是说它的示范效应与辐射功能在下降。
　　最后两项是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一是政府的行政成本最近几年开始对经济产生很大的负效果，政府正变成经济的一个负担，而且负作用还在加强。
　　另一个因素是经济结构，主要是储蓄率太高，与消费严重失衡，表中的数值为正，但按照模型，这个现在应该也是严重的负值。
　　测算这些要素过去的强弱变化，有利于我们寻找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最近两年，有舆论认为，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基本得到释放，改革也接近尾声，尤其是经济领域可做的文章不多。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改革不是接近收尾，而是刚刚起步。从激励机制改革，价格体系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都大有文章可做。
　　而在所有改革事项中，政府改革尤其需要进一步提上日程。当前，政府行政成本对GDP的贡献是严重的负值，这个负值急需转正。一旦转正，对生产力就是极大的释放。
　　同样急需转正的还是经济结构失衡。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储蓄和消费结构极不合理。储蓄占GDP的比重高达50%，居民消费占不到36%。同时，我们还存在外贸和外汇储备双顺差。这些失衡导致我们宏观经济出现投资过热、资产泡沫化和流动性过剩。
　　提及储蓄过高，舆论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是老百姓不花钱，果真如此吗？
　　最近几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储蓄结构正发生极大变化，居民储蓄率基本稳定在25%，相比之下，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其中企业储蓄的比重已高达40％，这充分说明企业储蓄才是压制消费的“罪魁祸首”，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财税体制存在严重缺陷。
　　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导致一些资源性行业和一些大型国企很容易积累大量财富，更重要的是这些本应属于全民的财富没有通过分红、交租等再分配形式最终流回全民，最终导致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太少，居民消费一直上不去。
　　我们的研究充分证明，中国的改革远未完成，我们还有大量的文章要做。要想保持今后10年，乃至30年还有一个经济高增长，我们必需再保持10年、乃至30年的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