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吉先生走了，走得这样匆忙，阴阳两隔，一瞬之间。
　　5月2日周吉先生约我到他住处和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一起吃晚饭，我因眼疾未能前往。后约定他5月5日上午到我社，看他撰写的《龟兹遗韵》的图片小样并顺便小酌。当日久候不至，正在纳闷，11点忽然接到我社徐冬同志的短信，告知昨晚周吉先生已经仙逝于住处。我无法相信这一噩耗，多方打听，但答复都证实周先生的确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站在院子里久立无语，扼腕长叹，伤我痛失一位挚友和兄长，悲学界折损一份无法弥补的“非物质文化财产”。
　　我与周先生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因我们研究的领域（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有相当多的交集，彼此都知道对方，但当时仅限于神交和文交，未能谋面。直到90年代初在一次会议上才得以与周先生相遇，见面的第一感觉他简直就是一位“库尔班大叔”。我请他听了、给他复制了许多阿拉伯和土耳其、伊朗古典音乐的录音，大家相谈甚欢，一见如故。此后来往就逐渐多了起来，他曾邀我在他主持的大型木卡姆艺术研讨会上介绍国外相关的情况，还让我参与关于新疆木卡姆艺术的电视专题访谈节目，使我在这些活动中加深了对木卡姆的认识，进一步窥察到中外木卡姆名与实之间的复杂关系。2003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成立以后他好像进入了几十年学术积累的爆发期，在短短的4年间他先后完成（包括他独自撰写和由他主导或主编的）并已经付梓的著作计有五部之多，它们是《刀郎木卡姆生态与形态研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乐器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