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乡亲把北京知青的到来，看作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以来的第二件大事。黄土高坡，数九寒天，大雪初晴。近二百口人的小山村沸腾起来，乡亲们倾巢出动，站满山崖，用烧烬的煤渣铺路，欢迎来自北京的知青。许多小娃娃没有鞋穿，光着脚站在寒风中。
　　进村时，我们见到沟壑中有一副像是驴子的白骨架，向老乡询问后，才知是前几天，一只老狼饥饿难耐，夜里偷鸡，钻进了山崖畔上队长李生前家的鸡窝。因为鸡窝狭窄，无法回身，被李队长用梭镖刺死了。邻里乡亲尝到了狼肉，还把狼骨架扔在村头，用来恐吓狼群。一个敢于战狼的人——队长李生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站在欢迎的队伍前，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黝黑的圆脸，大眼睛一眨一眨，透着机灵劲儿。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陕北连遭多年旱灾的艰难日子里，仓促安置北京知青，过好第一个春节，是件难事。李队长想尽办法，向老乡征用闲置的土窑，派人烧了热炕，算是安顿下来。又让人去集上，割了几斤连皮带骨的猪肉。还请了婆姨帮忙，炸了几笸箩黄米油馍，总算把年过了。现在还记得，用未经打磨过的新铁锅炒肉时，肉不仅黑而且腥，难以下咽。那年头虽说没有糖，但发过酵的黄米经过炸制，吃在嘴里甜甜的，应当说黄米油馍还是不错的。那时村里穷得厉害，队上最值钱的“资产”是头小骡子，据说价值500多元。因为价格昂贵，谁也不敢让它干活，还专门安排饲养员伺候它，隔三差五在草料中掺上黑豆喂食，真当“宝贝”了。
　　初到队里时，村里没有通电。干农活时，早上要摸黑下地出早工，天亮回来做早饭。吃完早饭再下地，日头偏西才能回来吃午饭。中午稍事休息，又出工了。晚上摸黑才回窑，做饭睡觉。两头摸黑，天天连轴转，经常吃了这顿没那顿。离开城市生活的我们，浑身酸痛，难以适应这种生活。有时实在累得厉害，才舍得煮点从北京带来的挂面。没有菜，就倒点醋精调味。没有电灯，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做饭。有一次把煤油错当醋精，倒入了锅里。饭没法吃了，大家无话，饿着肚子，上炕睡觉。后来，李队长知道了我们的困难，帮我们安排了一位大嫂做饭，总算能填饱肚子了。
　　李队长待我们，不仅像兄弟，还拿我们当下乡干部对待，队里大事都和我们商量，还按当地对上面来的干部的称法，尊称我和徐乃光、何惠濂为老王、老徐、老何。
　　李队长虽说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但确是属于“高手在民间”的能人。他一直有一个给村里拉线通电，实现电气化的梦想。但一是苦于村里没有懂技术的人，二是队里没有钱，只能把这个憧憬放在内心深处。当他得知知青中有懂电的高中生时，非常高兴。他把画的设计草图展示给我们看：从村对面李渠镇上的高压电杆开始，架一条电线，越过延河，50米左右竖一根杆子，一共画了二十几根杆子。每根杆子要多高，高压线要多粗，村头要装的变压器和两端的电闸的容量要多大，村里照明线的布局等等，都用示意图画得清清楚楚。设备、材料、人工费，一一算下来大概需要五万多元，这在当年可是个大数字，只能去借。借了款怎么还呢，他早就有打算，准备建一个粮食加工厂，通过用机器给周边农民磨面还款。在施工中，他还特地请了县水电局的一位技术员来指导。前后费时大约两个月，这事儿居然就办成了。到天黑时，整个村子告别了黑暗，各个窑洞一片光明。老乡们欢笑起来，有的人家还闹出尝试着用灯泡点烟袋锅的笑话。
　　有了电，他在村头盖起了粮食加工厂，安上钢磨，可以用机器磨米磨面了。四邻八乡的农民都来加工粮食，告别了驴拉磨碾的传统磨面方式。队里凭借这个加工作坊，有了可观的副业收入，也创造了还债的条件。
　　粮食加工厂还可以粉碎秫秸秆，队里办起了养猪场。知青经过学习，嘗试把秫秸秆粉碎后，经发酵，做成中麯饲料喂猪。有了电，在李队长的支持下，我们知青办广播站的设想也实现了，还办起了油印的《小报》。李队长还在村里办起小学，让北京知青当教师，使农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走进学堂。
　　李队长办的几件大事，除了粮食加工厂、沟门小学，还有菜园子。他使用知青，把我们放在这些岗位上，其中，菜园子是队上创收的钱袋子，是最关键的岗位。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水奇缺，以致粮田广种薄收。种粮不挣钱，队上10分一个工才两毛钱。周围厂矿单位不少，对蔬菜有大量的市场需求。但有条件大面积种菜的生产队不多。卖菜的收入是队里极其重要的经济来源，关系到社员的现金分配和队上的支出和积累。在粮食加工厂收入只能用于还债相比，菜园子尤为重要。
　　种菜的关键是水。我们队的菜园子在村外延河边平坦的河滩地上，全村唯一的水井在园子中央，平时靠驴在井边转磨般拉水车提水浇地。二十亩地种蔬菜，二十亩种辣椒和小麻（一种油料作物）。一进菜园，我就忆起上学时在课本里曾读过的吴伯萧的《菜园小记》：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说句心里话，当年他们在延安蓝家坪的菜园子与村里菜园相比，只是个小盆景。
　　我们的菜园，春夏两季五彩缤纷，蔬菜以豆角、黄瓜、西红柿和茄子为主。为调剂生活，少量种植了萝卜、白菜、圆白菜;调味菜种植了芹菜、韭菜、葱姜蒜。为淡季着想，种植的瓜类主要有西葫芦、丝瓜、倭瓜和南瓜。记得最挣钱的是蒜苔，一斤要五角钱，社员舍不得吃，大多卖到集上。春夏之交时，每天清晨由大田社员帮助采摘，要装满四辆手拉车的鲜菜，拉到集上去卖。
　　不言而喻，卖菜是个肥差，每年要由社员大会推选放心社员去卖菜。我们到村之前的几年间，菜园蔬菜年收入仅一千多元。虽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但徘徊不前，没有增长。因为各家经手菜园子时，出现了几百元的差额，社员意见不断，每年都要换人。李队长心知肚明，各家卖菜，对亲朋好友，难免买一送二，影响现金收入，损害了集体利益。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李队长通过社员大会选人，把我从小学调到园子，负责卖菜和记账。我再三强调要账物分开，还是无法推脱这份信任。我无亲无故，个别社员捡便宜惯了，买一送不了二，就买一偷二。出现偷菜现象，我硬是穷追不舍，把菜追回。附近杨山煤矿工人路过，有人要送我整条的“三门峡”牌烟来拉关系，无非想吃便宜菜，我婉言谢绝。这样下来，菜园杜绝了流失，头一年，二十亩蔬菜卖了三千多元。老乡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第二年，社员大会继续推举我，到八月卖菜收入已近三千元。
　　沟门因李队长而美丽，经过整党评议，他升任了大队书记兼队长。八月，北京知青招工开始，贫下中农会上没有推荐我。李队长找我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话，他说不是不推荐我，是贫下中农舍不得我，菜园子离不开我。如果我入党后再推荐，以后的路子会更宽。我心悦诚服，表示感谢，安心留下。
　　出乎意料的是，航空部012基地剩余了一个招工指标，经过北京干部和队里协调给了我。我匆匆准备了行装，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沟门，踏上了新的征程。
　　王星照，北京八中1967届高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安县李家渠公社沟门大队插队，1970年招工到陕西汉中航空工业部012基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