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读到的第三世界国家新闻中，各种武装割据势力可谓是当地政治十分头疼的问题，无论2001年后的阿富汗，2003年之后的伊拉克，還是今日的利比亚，军阀都是影响当地社会，特别是中央政权重建的重要因素，即使强大如美国，在考虑相关政策时也不得不优先评估其力量、需求、意向和利益。
　　而阅读中国古代军事和政治史，中国特色的军阀问题也是不可忽略而且充满戏剧性的一章。
　　军阀不仅拥有对局势举足轻重的武力，更重要的是，一般军阀都有自己的地盘，他们倒不一定是由纯粹的武人进化而来，更多的时候，他们倒可能是十分纯正的文士，如大家熟悉的三国时代的各地豪强，大多数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由于中央权威式微，遂化公为私，使国家之地方一举成为自己私人的领地，并且保持和操练私人的武装保卫之。
　　中国古代社会一般在承平之世，武人的地位是相对低下的，当统一的中央政权和法令系统可以有效地管理国家时，军阀是不可能产生的，一则，皇朝政治的第一项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就是削弱军功勋贵和控制军队，再配合政治上的措施，则独立或半独立且有自我防卫能力的地区政治力量就不会出现。这在两汉之初和唐初都是常见的情形。
　　因为皇朝的建立往往是战争胜利的结果，因此，一般在皇朝建立之初，武人总是在中央的政治结构中占据优势和突出的地位，所谓出将入相，这不仅是一种对其勋劳的政治酬庸，同时也是将这些个人及其军事和政治派系纳入皇家直接监控之下的措施。所以，在皇朝初年和中叶，一般来说，可能形成潜在的准军阀地位的只有一种人，即为防备边患而设置的常备边界警备部队。
　　因为在皇朝稳固的时期，既无大的内部叛乱，则唯一对于国家安全的实在威胁只能是外患，而中国地理广袤，边境外总有凶悍外族存在，于是，边境守备就成了和平时期唯一重大的军事要务，仅次于保卫皇家，这几乎是自秦代建成大一统国家以后的军事惯例。这一惯例在中央皇权强大和足以节制时毫无问题，但一旦中央权力出现微妙的变化，如在交班时期，由于古代皇权的交接虽有明规则，实际上却充满变数，因此，武力集团自然会意识到手中的力量正是参与新秩序设计的最好本钱，他们也从不犹豫于运用这种力量。
　　边境军队成为军阀、干预中央政治的另一种情形，是朝廷发生了强烈的内部纠纷，其中一派出于利己的政治考量，邀请边军统帅进入京都，如《三国演义》中何进命董卓进长安，此举彻底解构了汉末脆弱的全国性政治均衡。按照一般法纪，边境军队是没有擅自向权力中心开拔武装之权力的，而边军将领如没有政治上的特别地位，则还只是一般的军头，不大可能发展为具有政治分量的军阀。
　　历朝边境警备部队容易发展成军阀有很实际的原因。中国国土辽远，平时对边境常备大军进行补给的成本高昂，同时，边境随着外部威胁的增大，经常会处于临战的警备状态，因此，其行政须与战时的需求结合，朝廷往往会配合此种需要，在边境州郡采取特别的地方管理体制，即军民政一体化的制度，这是唐代节度使制度出台的原因。有强大直辖部队的边缘军区，同时还拥有对辖地进行行政管理的权力，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准军阀的情况了，其觊觎国家神器乃是情势使然，何时采取行动，只是时间问题罢了。熟悉安史之乱和唐末藩镇割据情况的读者对此类情况的后果应该很清楚了。
　　古代在边远行政区域设立军队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勋贵和藩王的封地驻军。在此类地方设立常备军队，对外目的是预置兵力，应对内外威胁，然而，诸侯因为接触的方便，或历史的联系，很可能获得这部分军队的领导权，成为军阀，并问鼎神器，如明成祖“靖难之役”，此外，也可能在天下有事时强行夺取军权，如唐高祖晋阳起兵时的情形。
　　综上可以概略见出，军阀出现之关键在于中央皇权的衰弱，而军阀结合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为图存计，他们不会止于区区一隅，必定会窥窃大宝，以赌成败。
　　
　　赵楚
　　军事学者，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