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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玄学崇有派和贵无派中关于“有”与“无”的争辩，是中国玄学的亮点之一，而“1”与“0”中蕴含着“有”与“无”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研究魏晋玄学的思想背景以及深究“有”与“无”的联系与区别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贵无 崇有 本末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051-01
一、“贵无论”和“崇有论”发展背景
“玄学”是从两汉时期“经学”逐步转变而来的，以具有自足自立倾向的门阀士族为根底，在我国社会又一次走向长期的分裂割据的时代，与这一变动相应，反映在精神文化上，便是比较积极、正面地为国家大一统提供理论解释与说明的价值信念被取消，而力求与混沌现实拉开距离，并对这种社会状况以及引发这种状况的根源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倾向为知识精英所崇尚。前一个思想倾向，曾经导致儒学在两汉之“独尊”；后一种的思想倾向，则无疑是必求于老庄哲学，魏晋人士与汉儒重“经学”的解释和传承大有不同，他们并非沉浸于周孔，而是热衷于研究《周易》《老子》《庄子》，故他们的学说被称为“玄学”。
魏晋“玄学”转向了本体论的研究，本体论在中国哲学的传统里，是寻找万物得以如此生存、如此作用的终极依据的理论，尤其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有”还是“无”，他们各持所见，抨击对方的观点，来达到论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两个学派的争论恰恰蕴含着“0”与“1”的哲学价值，围绕着“0”与“1”的内在价值来论说这个世界的本原性问题。
二、“贵无论”和“崇有论”的联系
“贵无论”和“崇有论”除了在产生的背景、思想渊源上类似以外，还有很多相互观点上的融合，比如在“崇有论”中，“有”“无”关系是其论证的重点。
例如：郭象在注《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时认为：“夫以形相对，则泰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冪其极，则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泰山不独大七大矣。箬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为有过鱼秋毫也。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以一哉？”[1]通过以上的诸“注”，可以看出，郭象认为万物是由“有”来源的，但是他同时也看到在这由“有”产生的万物，也有其无限性，他把各种事物进行比较认为事物是相互比较、相互对待的，即使是再大的事物也有所不大，再小的事物也有所其小，它们在无限大的过程中也是有限的。
裴頠认为，“有”与“无”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于有非有，于无非无； 于无非无，于有非有。” 一方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裴頠没有对“贵无论”予以否定，而是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说：“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之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因此，崇有派认为：贵无论在一定程度是有合理性的，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贵无论的观点，而是辩证地去评判其对立面，就如“1”与“0”是相对应而生存的，没有完全脱离对方而组成，在组成成千上万的数字的同时，二者是相互联系的。
三、“贵无论”和“崇有论”的区别
“贵无论”和“崇有论”二者的区别很类似于“0”与“1”，一般认为：“0”是从“1”而来的，就像一个有成就的人，基本上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王弼的思想就是传承老子《道德经》中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建构了自己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主张。老子这里的“无”就是“道”，是无象，是大道无形，没有显现，死生成万物的本原。王弼通过对老子的文章进行解释把本原性的“道”发展为“无”，“贵无论”中的“道”就是无，不是物质性，它不同于任何具体的事或物，但是与我们所说的“0”又有所差别。“0”只是一种数学符号，它只能代表浅层意义的“无”，不能深究，因为王弼认为：“无，是深渊不可得见，然而万物尤其而可得见以定其真”，意思是无虽然感觉不到，但万物最终却因为它而确立自己的本性，但万物之后还有一个更真实、更根本的东西。
王弼又说：“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存其末，则形名具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期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忧患，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总之，“贵无论”和“崇有论”二者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就如“0”与“1”一样，二者在相互区别的时候，更多的是相互搭配组合成不同的数字，因此我们在学习“贵无论”和“崇有论”各自观点的同时，更多的要关注二者如何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哲学在学术中的发展，我们学习过去的学问，就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奠定基础，简单的“0”与“1”所折射出的哲学含义，使我们以后看待问题有了更好的范本。
【参考文献】
[1]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1.
[关键词]贵无 崇有 本末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051-01
一、“贵无论”和“崇有论”发展背景
“玄学”是从两汉时期“经学”逐步转变而来的，以具有自足自立倾向的门阀士族为根底，在我国社会又一次走向长期的分裂割据的时代，与这一变动相应，反映在精神文化上，便是比较积极、正面地为国家大一统提供理论解释与说明的价值信念被取消，而力求与混沌现实拉开距离，并对这种社会状况以及引发这种状况的根源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倾向为知识精英所崇尚。前一个思想倾向，曾经导致儒学在两汉之“独尊”；后一种的思想倾向，则无疑是必求于老庄哲学，魏晋人士与汉儒重“经学”的解释和传承大有不同，他们并非沉浸于周孔，而是热衷于研究《周易》《老子》《庄子》，故他们的学说被称为“玄学”。
魏晋“玄学”转向了本体论的研究，本体论在中国哲学的传统里，是寻找万物得以如此生存、如此作用的终极依据的理论，尤其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有”还是“无”，他们各持所见，抨击对方的观点，来达到论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两个学派的争论恰恰蕴含着“0”与“1”的哲学价值，围绕着“0”与“1”的内在价值来论说这个世界的本原性问题。
二、“贵无论”和“崇有论”的联系
“贵无论”和“崇有论”除了在产生的背景、思想渊源上类似以外，还有很多相互观点上的融合，比如在“崇有论”中，“有”“无”关系是其论证的重点。
例如：郭象在注《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时认为：“夫以形相对，则泰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冪其极，则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泰山不独大七大矣。箬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为有过鱼秋毫也。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以一哉？”[1]通过以上的诸“注”，可以看出，郭象认为万物是由“有”来源的，但是他同时也看到在这由“有”产生的万物，也有其无限性，他把各种事物进行比较认为事物是相互比较、相互对待的，即使是再大的事物也有所不大，再小的事物也有所其小，它们在无限大的过程中也是有限的。
裴頠认为，“有”与“无”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于有非有，于无非无； 于无非无，于有非有。” 一方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裴頠没有对“贵无论”予以否定，而是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说：“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之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因此，崇有派认为：贵无论在一定程度是有合理性的，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贵无论的观点，而是辩证地去评判其对立面，就如“1”与“0”是相对应而生存的，没有完全脱离对方而组成，在组成成千上万的数字的同时，二者是相互联系的。
三、“贵无论”和“崇有论”的区别
“贵无论”和“崇有论”二者的区别很类似于“0”与“1”，一般认为：“0”是从“1”而来的，就像一个有成就的人，基本上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王弼的思想就是传承老子《道德经》中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建构了自己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主张。老子这里的“无”就是“道”，是无象，是大道无形，没有显现，死生成万物的本原。王弼通过对老子的文章进行解释把本原性的“道”发展为“无”，“贵无论”中的“道”就是无，不是物质性，它不同于任何具体的事或物，但是与我们所说的“0”又有所差别。“0”只是一种数学符号，它只能代表浅层意义的“无”，不能深究，因为王弼认为：“无，是深渊不可得见，然而万物尤其而可得见以定其真”，意思是无虽然感觉不到，但万物最终却因为它而确立自己的本性，但万物之后还有一个更真实、更根本的东西。
王弼又说：“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存其末，则形名具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期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忧患，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总之，“贵无论”和“崇有论”二者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就如“0”与“1”一样，二者在相互区别的时候，更多的是相互搭配组合成不同的数字，因此我们在学习“贵无论”和“崇有论”各自观点的同时，更多的要关注二者如何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哲学在学术中的发展，我们学习过去的学问，就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奠定基础，简单的“0”与“1”所折射出的哲学含义，使我们以后看待问题有了更好的范本。
【参考文献】
[1]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