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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刺激下，近代考古学因特殊的实证作用被推到了中国文明探源的最前沿，成为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唯一承载工具。然而，由于新的考古学观念与中国本土文化观念相凿枘，社会对新的考古方法认可度普遍较低。加上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考古工作环境恶劣等，又严重掣肘了近代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重托下的掣肘构成了民国时期考古学学科生成的特殊环境。
[关键词]民国时期，近代学科，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4—0010—07
民国时期是中国考古学从书斋走向田野，完成近代转型的特殊时期，民国时期考古学学科的生成环境直接决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学科特性，对此课题的深入研究是了解中国考古学学科特性的重要途径。目前由于学界对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研究的整体薄弱，民国时期考古学科生成环境的相关研究成果所见不多。有鉴于此，笔者查阅了当时大量的报刊、论著以及相关学者的回忆等，对民国时期考古学的生成环境进行系统论述，以丰富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的研究。
一、古史重建的重托
早在清末民初就有西方学者对中国上古史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后逐渐形成“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开始冲击中国的古史体系。“五四”后，上古史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部分，一度又成为新进人士反传统的切入点，遭到更多的学术批判。尤其是顾颉刚领军的“疑古派”从文献记载人手，对原有上古史进行了系统整理，提出“层累造成古史说”。此说虽然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古史体系，但苦于建设无径。当时一些根本性的古史问题，尤其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依然没有进展，然而这段历史往往是通过神话、传说及零星的尚有待于考证的文献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云遮雾掩，最令后人困惑和向往。在进一步研究中，一些学者意识到以文献证文献的研究方式在上古史重建方面已经无能为力，开始寻找文献记载之外的实物来证实中国文化的起源，此时却发现“中国上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Ⅲ。
事实上，上古史是考古学与史学发生关系最密切的一段，若要追寻这一时期的历史，史学研究就必须借助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而考古出土材料无可辩驳的科学和实证性质正好符合当时新史学搜求直接史料的理想。因此考古实物材料得到上古史学者的空前重视，希望借考古学为上古史重建提供一种工具，考古学被推到了上古史研究以及重建工作的最前沿，古史重建的特殊需要成了民国时期考古学学科的催生剂。
最早提出以考古学为研究手段来重建古史体系观点的是“疑古派”重要学者李玄伯，他提出：
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见的，除了缺破以外，我们仍能看见。所以它的价值远非传抄错误，伪作乱真的载记所可以比拟。现地中藏品，除为商贾盗发者外，大半仍未发掘。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去发掘，所得的结论必能与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这种是聚颂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李玄伯对出土实物的重视，反映了当时新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向。沈兼士解释创建北大考古学研究室的缘起时称新史学研究：“材料和方法方面倘若不革新，仍同先前一样呆板板地从纸堆中钻研，那是不能满足新时代求真的希望的。”认为考古学可以为“史学方面凭空添加了一支强有力机械化的生力军”。另一位新史学代表人物何炳松批评传统古史研究：“徒从文字工夫所谓故纸堆中讨生活也，虽立场极其动人，初于史学无补乎。”发出“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之叹。陆懋德曾专门撰文劝顾颉刚改变疑古的研究思路，“努力于实物考证法”。他认为顾颉刚的“古史辨”之所以没能得出圆满的结果，一是因为顾氏“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一是“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顾君之资助也”。
从1924年李玄伯明确提出考古学为古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至1930年傅斯年强调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人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形成了新史学研究中一脉相承的实证路径。学界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田野工作的潜在意义，很快对考古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达成共识，即“以地下遗器，证合于经典史实”。新史学研究者此时群体性地将古史重建的希望寄托在了考古学者的锄头之上，认为“(古史问题的)最后解决只能仰望于地底发掘”，在实际研究中偏重于考古发现材料的运用，很多古史存疑处都希望由考古发现来重新检讨，“周人曾否达到铜器时代，曾否有文字记事传言，非有地下证明，不敢臆测”。
新史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对古籍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富于实证精神的中国近代考古学就在古史重建的重托下起步了。然而，这种充满希望的学科之旅在此后的实践中走得却异常艰难。
二、文化观念的掣肘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对考古学的关注远远超越了其学科本身。在整个考古发现史上，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都比史前时期富有学术价值的石器、陶器的发现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历史时期的墓葬发掘，涉及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问题，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文化观念成为墓葬考古发掘时必须顾及的问题之一。
20世纪30年代围绕卡特发现埃及国王吐坦卡蒙墓产生的“法老的诅咒”的传说，一度引起欧洲社会的极大恐慌，严重影响了考古学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而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发掘时段主要集中于历史时期，各个时期的墓葬又是田野发掘研究的重要对象。墓葬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核心的敬祖尊宗、入土为安等文化习俗，使田野考古工作受到更加强烈和普遍的抵触。在中国从事早期考古活动的顾立雅就深有感触：
中国人对考古发掘存在着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绪，认为动土即是触犯了一方的神明，中国到处都散布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他们希望不要惊动祖宗的亡灵。
当年安特生在甘肃发掘半山遗址墓葬时，曾经遭到当地200多民众的围攻，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解救。中国学者对这些也有着同样的认识。1925年底马衡在《晨报副镌》发表《考古与迷信》一文，罗列社会上因视田野考古发掘为盗墓掘坟而发生的种种阻挠、破坏田野考古工作的事件。1926年梁启超说：
中国发坟为不道德，养成风气，难以骤改，将来慢慢改变过来，则有名的坟墓，都可以次第发掘了。……不过这种事业，很不容易举办，因为经过的地方很广，乡下农民又多迷信，阻力一定异常之大，一面要等到教育普及，一面要等到政治修明，才能往下做去。 梁氏寄希望的“教育普及”在民国时期终未实现，“政治清明”更无从谈起。李济作为在中国境内较早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对其感受更深：
关于考古学家在中国掘坟的事，普通人很反对，如果暗地做去，尚且容易，如果公开 地掘，一定是被人反对的。但是考古事业，又是不掘坟不成，所以我们现在只希望多有考古学家来做这种工作。
1926年李济代表清华大学与毕士博签订《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第一条就写到：“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址遗物。”即便如此，李济的初次山西考古进展也并不顺利，“那时政治家和一般民众都还不了解科学，更谈不上科学考古了。所以，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不得不用很多时间和一些行政官员及当地居民谈判”。李济当初选定西阴村为初次发掘地点，其中两条重要原因分别是：西阴村为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1928年，李济在广州遇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拟聘请他负责组建考古组，李济感叹当时：“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的势力，都不容易公开从事发掘，所谓掘人祖先庐墓的工作，这种事情并不简单。
李济的担心不无道理，就在田野考古工作刚刚有所收获时，发生了戴季陶公开发电声讨田野考古发掘事件。围绕此事件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考古学性质和意义的广泛论战，许多著名学者如蔡元培、王世杰、徐炳旭等都参与了这场论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件的缘起是，1934年陕西发生罕见灾荒，戴季陶到陕西抚灾，视察途中见到陕西农村破产，盗毁墓葬案层见叠出，又恰逢陕西考古学会在陕西斗鸡台遗址沟东区发掘，发掘墓葬数目很多，“统计两次发掘，该区内所见墓葬共为一百零四个，其中新葬及未见殉葬器物者占二十二墓”。于是就不问情由，迁怒于田野考古发掘。遂于4月12日公开致电蔡元培、汪精卫及蒋介石等，强烈谴责考古学者在各地展开的田野考古活动，主张严禁发掘古墓，称：
掘墓之事，明明为刑律严禁，古代于自掘禁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死刑处之者，今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体所应共爱共敬之古人坟墓，以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而引后世子孙以不正之趋向耶。
指责田野考古为公然掘墓行为，不利于培植民德，国家政府不但不宜以国家之力保护之，而应该：
一面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庶几足以正民心，而平民怨，一面苦劝诸君子，改其无益之行，变其无用之心，致力于救国救民之学，以培国本，而保国力。
此电很快见诸报端，一时舆论大哗。戴氏电文公开发表的当天，李济立即致信丁文江称此为怪事：“照他的意思，似乎我们应该得一凌迟的处罚。”认为：“戴氏所代表者为旧社会中乡愿势力，假道德以行其私，且又欲以此欺天下，对近代之文明全为门外汉。此种人社会中并不罕见……这种危险时时可以发生。”并建议丁文江约请胡适“把北方的舆论唤起一下，作一公开的讨论”。丁文江是否为此事与胡适商谈过，不得而知。但在4月15日的《时事新报》上就有文章对戴氏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驳斥，称：
戴氏这种动机也许是基于泽及枯骨的憧憧而为民请命，然而在客观方面，不仅使科学的考古因噎废食。甚至对于学术界还有一笔抹杀的恶嫌。我们承认，目前有许多不肖的古董商人，为了完成其替帝国主义者搜集中国文化材料的使命，藉考古的幌子发冢盗宝；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晚近以来以科学考古的发现，对研求中国文化实有极大贡献。……何身为中央大员的戴氏，竟遽尔忽略呢?……医学上的人体解剖，既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科学的考古独不容于中国。……社会进化的今天，戴氏居然以狭隘的宗教的偏见，毒螫科学，厚诬考古为无益与无用。这给社会的印象，岂不是历史在开倒车吗?蔡元培接到戴氏真电后马上复电反驳说：
唯所斥责学术团体发掘之事，按以弟所听之于考古人士殊有异乎先生所闻。盖近年古墓古迹之破坏，主要由于中外之古玩商人，而地方机关保护不周。查年来做发掘工作者，有地质调查所及敝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地质调查所之发掘，以原人及远史为主，与墓葬大体不相涉。然其近年最珍贵之发现，又为远古人类之骨骼。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以上古遗址为宗，如殷商，如平陵故城，皆所属古代居民之遗址，非北芒九京之类，其有涉及埋葬之事，不出二端：(一)后代问有葬于古代遗址中者，发掘时遇之，只得清理。(二)已为人盗掘之墓地，或已自然暴露之墓。惧其历史的价值永湮，不得不加以清理，其工作皆付之专家之手，犹之医校病院，有时必须解剖人体；后者正为救护其史值，前者正如筑路开矿，遇到埋葬，不得不动。殷墟之发现，使吾人惊异古代中原文化之高大，并可一洗以古代为茫昧之野谈。将中国信史向上恢复千年……近数年来。科学发掘之事，虽有而实稀。然其成绩已闻域外，其工作之细密谨严，有可佩者。……此外之学术事件，自当出之以慎重，而不宜泛加之以禁止，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
竭力为新生的田野考古学辩护。时主持陕西考古会工作的徐炳旭事后立即著文解释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呼吁社会正确认识考古发掘墓葬的学术意义：“发现古迹，并不以掘墓为目标，即考古学家欲知之古代历史与文化……盖发掘是把陵墓内所藏之物一概取出，送至博物院供科学家之研究。深望社会认识考古并非掘墓。”抨击戴氏之举是“认考古即劫墓贼，错误已极”。
尽管如此，汪精卫接戴氏真电后，交教育、司法、内政三部审议，不久在院务会议上通过了“严禁发掘古墓”的决议，基本支持了戴氏的主张。导致陕西考古会斗鸡台墓葬的初步发掘计划不得不改期实行，给正在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带来极大不利。为了应对，徐炳旭等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来宣扬近代考古学的学术意义，1934年底其甚至筹划在陕西办一所民众学校，“除教授普通课本外，特别注重灌输古物研究之常识”。李济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一文，向社会宣扬科学考古学概念。
三、古董观念的干扰
民国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材料中，古代器物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古代器物在通常民众意识里，正是包含着极大经济价值的古玩、古董。清末民初的几次考古大发现，在吸引学界目光的同时，也刺激了古董商的神经，古物买卖活动一时分外活跃。为了搜集急需古物，古董商一方面凭借雄厚的财力，高价购买，使古物的经济价值更加突显；一方面，私自挖掘，许多古遗址、墓葬因此被毁坏。“贪嗜成性之古董商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与文化习俗观念相比，中国根深蒂固的普遍的古董观念对考古学术活动的干扰更强，潜在破坏作用更大：
那时所流行的一种对于古物不正确的观念在作祟。这一观念就是士大夫阶级对于地下的古物，当作古董看待的习惯。因为它们是古董，它们的商业价值就高于学术价值。所以玩古董的人们只是把它们的流通当作一票高尚的买卖；它们的学术价值是次要的。因此， 一般的人们都把地下的古物，当作“宝贝”看待。这一看法也是在一般知识阶级中最盛行的。
在这种“举国上下以古物为大利”的背景下，最初以学术为目的的田野考古发掘多被视为挖宝物而受到地方阻挠，难以展开。社会民众普遍不相信学术机构所谓的学术研究与古董商人的盗卖古董有什么不同。因此李济感叹说：“在中国考古，实在困难万分，古董商专做毁坏的事，而民众又限于知识不能十分谅解。”李济举例说当时的河南辛村大墓的发掘因出土物比较精美，工作者“几乎要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力量应付土人，只有百分之五的力量来做工作，进行自不能不十分纡缓了”。当时学术机构的考古工地经常遭到哄抢。1928年，董作宾在安阳试掘时，工地甚至多次遭到当地民众的围攻，为此蔡元培不得不致信时负责河南事务的冯玉祥，要求派兵保护发掘工地，防止民众哄抢文物：
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在河南彰德设立办公处，挖掘地层，藉便考古，……惟事属创始，深恐地方上少见多怪，发生误会。拟请先生转达庞炳熏师长，于该地方驻扎军队，拨出兵士二十名，保护挖掘工作，该兵士等须听受该办公处考古组李济之指挥。
同时公函河南省政府：“挖掘时须由该县长剀切晓谕。事关研究，不得借端阻挠。并派人估核地主如有损失，统由本院清偿。”由此可见，当时的趋利行为已经成为考古发掘的最大障碍。为此傅斯年指责说：“古玩商人，实在是研究考古学者和希望在地下获得先民文化遗迹的学术机关，唯一的敌人。”
为了减少传统观念的掣肘，学术机构不得不采用一些迂回的方式，如安阳发掘时，地方反对古物外运，傅斯年、李济等就特选晚上运送古物。有时还要借维护习俗之名来行科学保护之实，吴金鼎谈到在四川彭山发现“秘戏图”石刻时的情形说：
将来此处石刻不毁于地主之手，即遭道学先生敲碎。似不妨站在卫道彭山风化的立场上，将其移运嘉定存藏中博院仓库，地方人士当能谅解，甚或钦佩吾人之卫道精神，而同时亦不违反保护古物之旨。踟 诸如此类的行为在民国时期考古学史上处处可见。
四、时局不宁的阻碍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令不一，战争迭起，致使许多重要考古计划成为泡影。加上学术经费和人才的短缺，考古学的发展更是艰难备至。
李济虽然对考古学发展遇到的困难已经有所认识，“在我们这种多难的国家，作学术研究原只是一种开荒的企业，困难与阻碍都是在我们预期中的”。但随后的实际情形还使李济不得不以“变态”二字形容当时的政治，甚至产生“这种工作是否可以维持下去”之忧虑。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展非常艰难。事实上，中国考古学史上最辉煌的安阳十五次发掘，多是在战乱的缝隙中匆忙进行的，时间和人员都非常紧张。后冈的第一次发掘情形如此：
实际在田野里工作的时间只有18天。工作人员虽然有3人，梁思永、吴金鼎、刘耀(河南大学学生)，但是吴君4月30日始由四盘磨转来，刘君5月7日始由小屯转来，所以以实际工作时间计算，还不满2人之数。……工作因地方上忽然发生了军事行动，在5月11日匆匆结束，因此东10、25，南30、北70、85等坑没有挖完就停工了。
后冈第二次发掘，实际工作时间为19天，工作人员仍然只有三人，梁思永、刘耀与张善(清华大学学生)，同样因地方战乱而匆匆结束。整个来看，安阳长期投入的核心分子的数量很少，除了李济、梁思永外，主力工作人数不超过20人。因工作人员人数不敷分配的缘故，所以在第四次以前发掘工作只限于小屯村与村北地范围之内，直到发掘后期阶段，培训的新手可以负责一个区域的发掘、整理工作后，发掘区域才开始有所扩大。在相关的记述中这种人员少、时间紧的情况出现较多。
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规划除安阳之外的另一重要区域东北，情况更是糟糕。1930年，傅斯年派梁思永到齐齐哈尔、热河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为进一步大规模地发掘做准备。梁思永计划寻找一些实物在地层总面的分布，进而通过解决地层问题来解决东北新石器时代的编年问题。因为兵荒马乱而未能实现初衷，当时的情形是：
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考古”计划只得暂时搁置起来。而这种计划的受阻，使中国丧失了大好的东北考古研究机会，在学术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从我们所计划的考古立场上说，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损失。由于最近田野资料初步整理，东亚的细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很可能地在蒙古及满洲一带有若干重要的中心。
政局动荡表现在当时的田野考古工地照片上，军人和保安成为主体。李济痛心地说：“我们现在所遭逢的是一个动荡时代；一切学问的资料，都是难得而易失。”蔡元培曾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字幅，让人送到安阳考古发掘的现场，李济等将这幅题字挂到墙上，互相勉励。
安阳考古状况如此，周口店遗址发掘也不顺利，工作刚刚开始，1927年内战突起，“周口店的附近可以常常听到炮声。散兵游勇有时出现于步林博士的工作地点，在他发掘的洞穴内试验手榴弹”。抗战开始，周口店考古工地又成了各种兵勇驻扎之地，工作无从谈起。贾兰坡回忆说：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说起来是多灾多难的。从1927年开始的大规模发掘就是在军阀。混战的险恶环境下进行的。1937年，当发掘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重要的材料不断发现的时候，周口店近旁蓦地响起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它葬送了周口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已经连续十年的发掘由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断。
时局不宁，除了严重制约学术机构的考古工作开展外，对学者个人研究的影响更大。梁思永，早在1927年梁启超就为其回国参加西北地区的考古活动积极谋划，后囿于时局只得作罢；1928年梁思永与李济计划的野外调查也因中原战事受挫；加上热河考古计划的失败，接二连三的挫折不能不影响到梁思永的整个学术研究计划。李济，1923年第一次以地质调查所名义赴新郑调查大墓，因地方治安不宁而匆匆告终；1926年在清华大学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名义下的山西之行，依然必须经政府要员写信于地方军政要员，才能被允许工作，在运送发掘资料出界时还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始能放行。1928年李济计划与梁思永到陕西进行考古调查，因内战受阻滞留开封，只好把目的地改作甘肃，又未果。
政局上的动荡同时带来学术经费上的短缺。以当时得到政府最力支持的安阳殷墟发掘为例，因在史语所经费预算里没有田野考古发掘专用的经费，最初几年，安阳考古工作经费，全靠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赞助。与弗利尔艺术馆中止合作后，差不多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但每季不过三五千元。而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经费属专款专用，更不易挪动，致使地质调查所的相关考古工作只好围着周口店遗址打转转，无力扩大考古发掘地域。
五、余论
1926年，李济在清华讲演时指出：“中国的地方，如果在考古学上讲，可谓遍地是黄金，不过没人去捡罢了。”1929年吴金鼎也用“遍地黄金，处处珠玉”来表达自己初次考古的感受和体验。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黄金”、“珠玉”存在，是因为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境内遗迹、遗物丰富，本身可供考古发掘研究的内容多，而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境内的田野考古还没有大规模展开，可以开展工作的地方多。而古史重建的急迫需要，又吹响了近代考古学诞生的号角。理论上中国考古学的近代转型应该是顺利的，但现实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的种种掣肘，又使中国考古学从书斋走向田野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这种特殊的学科早期生成环境，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学科特性。一方面急于在田野上宣示自己在古史重建、文明探源方面的独特功能，急于得到社会对考古学学科的认同；另一方面却忽略了学科发展所急需的方法论总结，造成学科理论研究薄弱，分支学科不发展，学科地位低下，一度成为史学的附庸。对其后的考古学学科定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民国时期，近代学科，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4—0010—07
民国时期是中国考古学从书斋走向田野，完成近代转型的特殊时期，民国时期考古学学科的生成环境直接决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学科特性，对此课题的深入研究是了解中国考古学学科特性的重要途径。目前由于学界对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研究的整体薄弱，民国时期考古学科生成环境的相关研究成果所见不多。有鉴于此，笔者查阅了当时大量的报刊、论著以及相关学者的回忆等，对民国时期考古学的生成环境进行系统论述，以丰富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的研究。
一、古史重建的重托
早在清末民初就有西方学者对中国上古史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后逐渐形成“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开始冲击中国的古史体系。“五四”后，上古史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部分，一度又成为新进人士反传统的切入点，遭到更多的学术批判。尤其是顾颉刚领军的“疑古派”从文献记载人手，对原有上古史进行了系统整理，提出“层累造成古史说”。此说虽然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古史体系，但苦于建设无径。当时一些根本性的古史问题，尤其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依然没有进展，然而这段历史往往是通过神话、传说及零星的尚有待于考证的文献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云遮雾掩，最令后人困惑和向往。在进一步研究中，一些学者意识到以文献证文献的研究方式在上古史重建方面已经无能为力，开始寻找文献记载之外的实物来证实中国文化的起源，此时却发现“中国上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Ⅲ。
事实上，上古史是考古学与史学发生关系最密切的一段，若要追寻这一时期的历史，史学研究就必须借助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而考古出土材料无可辩驳的科学和实证性质正好符合当时新史学搜求直接史料的理想。因此考古实物材料得到上古史学者的空前重视，希望借考古学为上古史重建提供一种工具，考古学被推到了上古史研究以及重建工作的最前沿，古史重建的特殊需要成了民国时期考古学学科的催生剂。
最早提出以考古学为研究手段来重建古史体系观点的是“疑古派”重要学者李玄伯，他提出：
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见的，除了缺破以外，我们仍能看见。所以它的价值远非传抄错误，伪作乱真的载记所可以比拟。现地中藏品，除为商贾盗发者外，大半仍未发掘。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去发掘，所得的结论必能与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这种是聚颂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李玄伯对出土实物的重视，反映了当时新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向。沈兼士解释创建北大考古学研究室的缘起时称新史学研究：“材料和方法方面倘若不革新，仍同先前一样呆板板地从纸堆中钻研，那是不能满足新时代求真的希望的。”认为考古学可以为“史学方面凭空添加了一支强有力机械化的生力军”。另一位新史学代表人物何炳松批评传统古史研究：“徒从文字工夫所谓故纸堆中讨生活也，虽立场极其动人，初于史学无补乎。”发出“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之叹。陆懋德曾专门撰文劝顾颉刚改变疑古的研究思路，“努力于实物考证法”。他认为顾颉刚的“古史辨”之所以没能得出圆满的结果，一是因为顾氏“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一是“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顾君之资助也”。
从1924年李玄伯明确提出考古学为古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至1930年傅斯年强调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人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形成了新史学研究中一脉相承的实证路径。学界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田野工作的潜在意义，很快对考古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达成共识，即“以地下遗器，证合于经典史实”。新史学研究者此时群体性地将古史重建的希望寄托在了考古学者的锄头之上，认为“(古史问题的)最后解决只能仰望于地底发掘”，在实际研究中偏重于考古发现材料的运用，很多古史存疑处都希望由考古发现来重新检讨，“周人曾否达到铜器时代，曾否有文字记事传言，非有地下证明，不敢臆测”。
新史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对古籍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富于实证精神的中国近代考古学就在古史重建的重托下起步了。然而，这种充满希望的学科之旅在此后的实践中走得却异常艰难。
二、文化观念的掣肘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对考古学的关注远远超越了其学科本身。在整个考古发现史上，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都比史前时期富有学术价值的石器、陶器的发现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历史时期的墓葬发掘，涉及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问题，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文化观念成为墓葬考古发掘时必须顾及的问题之一。
20世纪30年代围绕卡特发现埃及国王吐坦卡蒙墓产生的“法老的诅咒”的传说，一度引起欧洲社会的极大恐慌，严重影响了考古学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而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发掘时段主要集中于历史时期，各个时期的墓葬又是田野发掘研究的重要对象。墓葬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核心的敬祖尊宗、入土为安等文化习俗，使田野考古工作受到更加强烈和普遍的抵触。在中国从事早期考古活动的顾立雅就深有感触：
中国人对考古发掘存在着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绪，认为动土即是触犯了一方的神明，中国到处都散布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他们希望不要惊动祖宗的亡灵。
当年安特生在甘肃发掘半山遗址墓葬时，曾经遭到当地200多民众的围攻，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解救。中国学者对这些也有着同样的认识。1925年底马衡在《晨报副镌》发表《考古与迷信》一文，罗列社会上因视田野考古发掘为盗墓掘坟而发生的种种阻挠、破坏田野考古工作的事件。1926年梁启超说：
中国发坟为不道德，养成风气，难以骤改，将来慢慢改变过来，则有名的坟墓，都可以次第发掘了。……不过这种事业，很不容易举办，因为经过的地方很广，乡下农民又多迷信，阻力一定异常之大，一面要等到教育普及，一面要等到政治修明，才能往下做去。 梁氏寄希望的“教育普及”在民国时期终未实现，“政治清明”更无从谈起。李济作为在中国境内较早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对其感受更深：
关于考古学家在中国掘坟的事，普通人很反对，如果暗地做去，尚且容易，如果公开 地掘，一定是被人反对的。但是考古事业，又是不掘坟不成，所以我们现在只希望多有考古学家来做这种工作。
1926年李济代表清华大学与毕士博签订《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第一条就写到：“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址遗物。”即便如此，李济的初次山西考古进展也并不顺利，“那时政治家和一般民众都还不了解科学，更谈不上科学考古了。所以，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不得不用很多时间和一些行政官员及当地居民谈判”。李济当初选定西阴村为初次发掘地点，其中两条重要原因分别是：西阴村为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1928年，李济在广州遇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拟聘请他负责组建考古组，李济感叹当时：“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的势力，都不容易公开从事发掘，所谓掘人祖先庐墓的工作，这种事情并不简单。
李济的担心不无道理，就在田野考古工作刚刚有所收获时，发生了戴季陶公开发电声讨田野考古发掘事件。围绕此事件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考古学性质和意义的广泛论战，许多著名学者如蔡元培、王世杰、徐炳旭等都参与了这场论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件的缘起是，1934年陕西发生罕见灾荒，戴季陶到陕西抚灾，视察途中见到陕西农村破产，盗毁墓葬案层见叠出，又恰逢陕西考古学会在陕西斗鸡台遗址沟东区发掘，发掘墓葬数目很多，“统计两次发掘，该区内所见墓葬共为一百零四个，其中新葬及未见殉葬器物者占二十二墓”。于是就不问情由，迁怒于田野考古发掘。遂于4月12日公开致电蔡元培、汪精卫及蒋介石等，强烈谴责考古学者在各地展开的田野考古活动，主张严禁发掘古墓，称：
掘墓之事，明明为刑律严禁，古代于自掘禁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死刑处之者，今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体所应共爱共敬之古人坟墓，以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而引后世子孙以不正之趋向耶。
指责田野考古为公然掘墓行为，不利于培植民德，国家政府不但不宜以国家之力保护之，而应该：
一面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庶几足以正民心，而平民怨，一面苦劝诸君子，改其无益之行，变其无用之心，致力于救国救民之学，以培国本，而保国力。
此电很快见诸报端，一时舆论大哗。戴氏电文公开发表的当天，李济立即致信丁文江称此为怪事：“照他的意思，似乎我们应该得一凌迟的处罚。”认为：“戴氏所代表者为旧社会中乡愿势力，假道德以行其私，且又欲以此欺天下，对近代之文明全为门外汉。此种人社会中并不罕见……这种危险时时可以发生。”并建议丁文江约请胡适“把北方的舆论唤起一下，作一公开的讨论”。丁文江是否为此事与胡适商谈过，不得而知。但在4月15日的《时事新报》上就有文章对戴氏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驳斥，称：
戴氏这种动机也许是基于泽及枯骨的憧憧而为民请命，然而在客观方面，不仅使科学的考古因噎废食。甚至对于学术界还有一笔抹杀的恶嫌。我们承认，目前有许多不肖的古董商人，为了完成其替帝国主义者搜集中国文化材料的使命，藉考古的幌子发冢盗宝；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晚近以来以科学考古的发现，对研求中国文化实有极大贡献。……何身为中央大员的戴氏，竟遽尔忽略呢?……医学上的人体解剖，既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科学的考古独不容于中国。……社会进化的今天，戴氏居然以狭隘的宗教的偏见，毒螫科学，厚诬考古为无益与无用。这给社会的印象，岂不是历史在开倒车吗?蔡元培接到戴氏真电后马上复电反驳说：
唯所斥责学术团体发掘之事，按以弟所听之于考古人士殊有异乎先生所闻。盖近年古墓古迹之破坏，主要由于中外之古玩商人，而地方机关保护不周。查年来做发掘工作者，有地质调查所及敝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地质调查所之发掘，以原人及远史为主，与墓葬大体不相涉。然其近年最珍贵之发现，又为远古人类之骨骼。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以上古遗址为宗，如殷商，如平陵故城，皆所属古代居民之遗址，非北芒九京之类，其有涉及埋葬之事，不出二端：(一)后代问有葬于古代遗址中者，发掘时遇之，只得清理。(二)已为人盗掘之墓地，或已自然暴露之墓。惧其历史的价值永湮，不得不加以清理，其工作皆付之专家之手，犹之医校病院，有时必须解剖人体；后者正为救护其史值，前者正如筑路开矿，遇到埋葬，不得不动。殷墟之发现，使吾人惊异古代中原文化之高大，并可一洗以古代为茫昧之野谈。将中国信史向上恢复千年……近数年来。科学发掘之事，虽有而实稀。然其成绩已闻域外，其工作之细密谨严，有可佩者。……此外之学术事件，自当出之以慎重，而不宜泛加之以禁止，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
竭力为新生的田野考古学辩护。时主持陕西考古会工作的徐炳旭事后立即著文解释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呼吁社会正确认识考古发掘墓葬的学术意义：“发现古迹，并不以掘墓为目标，即考古学家欲知之古代历史与文化……盖发掘是把陵墓内所藏之物一概取出，送至博物院供科学家之研究。深望社会认识考古并非掘墓。”抨击戴氏之举是“认考古即劫墓贼，错误已极”。
尽管如此，汪精卫接戴氏真电后，交教育、司法、内政三部审议，不久在院务会议上通过了“严禁发掘古墓”的决议，基本支持了戴氏的主张。导致陕西考古会斗鸡台墓葬的初步发掘计划不得不改期实行，给正在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带来极大不利。为了应对，徐炳旭等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来宣扬近代考古学的学术意义，1934年底其甚至筹划在陕西办一所民众学校，“除教授普通课本外，特别注重灌输古物研究之常识”。李济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一文，向社会宣扬科学考古学概念。
三、古董观念的干扰
民国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材料中，古代器物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古代器物在通常民众意识里，正是包含着极大经济价值的古玩、古董。清末民初的几次考古大发现，在吸引学界目光的同时，也刺激了古董商的神经，古物买卖活动一时分外活跃。为了搜集急需古物，古董商一方面凭借雄厚的财力，高价购买，使古物的经济价值更加突显；一方面，私自挖掘，许多古遗址、墓葬因此被毁坏。“贪嗜成性之古董商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与文化习俗观念相比，中国根深蒂固的普遍的古董观念对考古学术活动的干扰更强，潜在破坏作用更大：
那时所流行的一种对于古物不正确的观念在作祟。这一观念就是士大夫阶级对于地下的古物，当作古董看待的习惯。因为它们是古董，它们的商业价值就高于学术价值。所以玩古董的人们只是把它们的流通当作一票高尚的买卖；它们的学术价值是次要的。因此， 一般的人们都把地下的古物，当作“宝贝”看待。这一看法也是在一般知识阶级中最盛行的。
在这种“举国上下以古物为大利”的背景下，最初以学术为目的的田野考古发掘多被视为挖宝物而受到地方阻挠，难以展开。社会民众普遍不相信学术机构所谓的学术研究与古董商人的盗卖古董有什么不同。因此李济感叹说：“在中国考古，实在困难万分，古董商专做毁坏的事，而民众又限于知识不能十分谅解。”李济举例说当时的河南辛村大墓的发掘因出土物比较精美，工作者“几乎要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力量应付土人，只有百分之五的力量来做工作，进行自不能不十分纡缓了”。当时学术机构的考古工地经常遭到哄抢。1928年，董作宾在安阳试掘时，工地甚至多次遭到当地民众的围攻，为此蔡元培不得不致信时负责河南事务的冯玉祥，要求派兵保护发掘工地，防止民众哄抢文物：
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在河南彰德设立办公处，挖掘地层，藉便考古，……惟事属创始，深恐地方上少见多怪，发生误会。拟请先生转达庞炳熏师长，于该地方驻扎军队，拨出兵士二十名，保护挖掘工作，该兵士等须听受该办公处考古组李济之指挥。
同时公函河南省政府：“挖掘时须由该县长剀切晓谕。事关研究，不得借端阻挠。并派人估核地主如有损失，统由本院清偿。”由此可见，当时的趋利行为已经成为考古发掘的最大障碍。为此傅斯年指责说：“古玩商人，实在是研究考古学者和希望在地下获得先民文化遗迹的学术机关，唯一的敌人。”
为了减少传统观念的掣肘，学术机构不得不采用一些迂回的方式，如安阳发掘时，地方反对古物外运，傅斯年、李济等就特选晚上运送古物。有时还要借维护习俗之名来行科学保护之实，吴金鼎谈到在四川彭山发现“秘戏图”石刻时的情形说：
将来此处石刻不毁于地主之手，即遭道学先生敲碎。似不妨站在卫道彭山风化的立场上，将其移运嘉定存藏中博院仓库，地方人士当能谅解，甚或钦佩吾人之卫道精神，而同时亦不违反保护古物之旨。踟 诸如此类的行为在民国时期考古学史上处处可见。
四、时局不宁的阻碍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令不一，战争迭起，致使许多重要考古计划成为泡影。加上学术经费和人才的短缺，考古学的发展更是艰难备至。
李济虽然对考古学发展遇到的困难已经有所认识，“在我们这种多难的国家，作学术研究原只是一种开荒的企业，困难与阻碍都是在我们预期中的”。但随后的实际情形还使李济不得不以“变态”二字形容当时的政治，甚至产生“这种工作是否可以维持下去”之忧虑。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展非常艰难。事实上，中国考古学史上最辉煌的安阳十五次发掘，多是在战乱的缝隙中匆忙进行的，时间和人员都非常紧张。后冈的第一次发掘情形如此：
实际在田野里工作的时间只有18天。工作人员虽然有3人，梁思永、吴金鼎、刘耀(河南大学学生)，但是吴君4月30日始由四盘磨转来，刘君5月7日始由小屯转来，所以以实际工作时间计算，还不满2人之数。……工作因地方上忽然发生了军事行动，在5月11日匆匆结束，因此东10、25，南30、北70、85等坑没有挖完就停工了。
后冈第二次发掘，实际工作时间为19天，工作人员仍然只有三人，梁思永、刘耀与张善(清华大学学生)，同样因地方战乱而匆匆结束。整个来看，安阳长期投入的核心分子的数量很少，除了李济、梁思永外，主力工作人数不超过20人。因工作人员人数不敷分配的缘故，所以在第四次以前发掘工作只限于小屯村与村北地范围之内，直到发掘后期阶段，培训的新手可以负责一个区域的发掘、整理工作后，发掘区域才开始有所扩大。在相关的记述中这种人员少、时间紧的情况出现较多。
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规划除安阳之外的另一重要区域东北，情况更是糟糕。1930年，傅斯年派梁思永到齐齐哈尔、热河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为进一步大规模地发掘做准备。梁思永计划寻找一些实物在地层总面的分布，进而通过解决地层问题来解决东北新石器时代的编年问题。因为兵荒马乱而未能实现初衷，当时的情形是：
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考古”计划只得暂时搁置起来。而这种计划的受阻，使中国丧失了大好的东北考古研究机会，在学术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从我们所计划的考古立场上说，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损失。由于最近田野资料初步整理，东亚的细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很可能地在蒙古及满洲一带有若干重要的中心。
政局动荡表现在当时的田野考古工地照片上，军人和保安成为主体。李济痛心地说：“我们现在所遭逢的是一个动荡时代；一切学问的资料，都是难得而易失。”蔡元培曾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字幅，让人送到安阳考古发掘的现场，李济等将这幅题字挂到墙上，互相勉励。
安阳考古状况如此，周口店遗址发掘也不顺利，工作刚刚开始，1927年内战突起，“周口店的附近可以常常听到炮声。散兵游勇有时出现于步林博士的工作地点，在他发掘的洞穴内试验手榴弹”。抗战开始，周口店考古工地又成了各种兵勇驻扎之地，工作无从谈起。贾兰坡回忆说：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说起来是多灾多难的。从1927年开始的大规模发掘就是在军阀。混战的险恶环境下进行的。1937年，当发掘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重要的材料不断发现的时候，周口店近旁蓦地响起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它葬送了周口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已经连续十年的发掘由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断。
时局不宁，除了严重制约学术机构的考古工作开展外，对学者个人研究的影响更大。梁思永，早在1927年梁启超就为其回国参加西北地区的考古活动积极谋划，后囿于时局只得作罢；1928年梁思永与李济计划的野外调查也因中原战事受挫；加上热河考古计划的失败，接二连三的挫折不能不影响到梁思永的整个学术研究计划。李济，1923年第一次以地质调查所名义赴新郑调查大墓，因地方治安不宁而匆匆告终；1926年在清华大学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名义下的山西之行，依然必须经政府要员写信于地方军政要员，才能被允许工作，在运送发掘资料出界时还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始能放行。1928年李济计划与梁思永到陕西进行考古调查，因内战受阻滞留开封，只好把目的地改作甘肃，又未果。
政局上的动荡同时带来学术经费上的短缺。以当时得到政府最力支持的安阳殷墟发掘为例，因在史语所经费预算里没有田野考古发掘专用的经费，最初几年，安阳考古工作经费，全靠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赞助。与弗利尔艺术馆中止合作后，差不多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但每季不过三五千元。而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经费属专款专用，更不易挪动，致使地质调查所的相关考古工作只好围着周口店遗址打转转，无力扩大考古发掘地域。
五、余论
1926年，李济在清华讲演时指出：“中国的地方，如果在考古学上讲，可谓遍地是黄金，不过没人去捡罢了。”1929年吴金鼎也用“遍地黄金，处处珠玉”来表达自己初次考古的感受和体验。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黄金”、“珠玉”存在，是因为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境内遗迹、遗物丰富，本身可供考古发掘研究的内容多，而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境内的田野考古还没有大规模展开，可以开展工作的地方多。而古史重建的急迫需要，又吹响了近代考古学诞生的号角。理论上中国考古学的近代转型应该是顺利的，但现实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的种种掣肘，又使中国考古学从书斋走向田野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这种特殊的学科早期生成环境，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学科特性。一方面急于在田野上宣示自己在古史重建、文明探源方面的独特功能，急于得到社会对考古学学科的认同；另一方面却忽略了学科发展所急需的方法论总结，造成学科理论研究薄弱，分支学科不发展，学科地位低下，一度成为史学的附庸。对其后的考古学学科定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