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25日，“中国梦，三十年”刘香成大型摄影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
作为摄影界的行尊前辈，刘香成头上顶着许多光环：《时代》周刊首位驻华记者、美联社首席记者、唯一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华人、1983年的摄影集《毛澤东以后的中国》一版再版影响至今……
光环的亮度，视乎每个人体内的能量。外交部新闻司做过统计，1970到1981年间，所有在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中，有65%署名刘香成。官员甚至提醒他：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然而近距离接触刘香成，你会发现，比能量更持久的，是他一以贯之的独特性：从身世，到思考方式。
“中国不是你说的这样”
刘香成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脑袋里有过许多个版本的中国。”
刘父也是一位报人，曾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在他的影响下，刘香成开始对新闻产生兴趣，直到今天，他还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印报纸的油墨味道”。对中国的眷恋，对中国“想要了解更多”的愿望，也因此萦绕他一生。
刘香成出生在香港，幼时被送回老家福建上小学。“那时我在福建得到一个版本的中国：当时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1961年，10岁的他回到香港，在那里接受英式教育，“又得到一个版本的中国”。1970年，他去纽约上大学，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读了大量“美国左派右派对中国的看法”，关于中国的版本，于是再多一个。
24岁时，时代集团总裁凯尔索·苏顿（Kelso Sutton）开门见山问他：“年轻人，你这辈子想要做什么？”他立即回答：“想到中国去。”1978年，他成为首位驻华记者，被《时代》周刊派往北京。
但“回到中国”，和“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中国现实”之间，仍然横亘着千山万水。回忆当年，刘香成自己也感到不容易：“有人说，来中国3个月，可以写一篇文章；3年，可以写一本书；30年，你也许就不出声了，因为情况太复杂。”
刘香成回来的1978年，正是全中国“从一种声音，裂变成无数个故事”的年代。陈述那么大的中国，从哪里切入？他寻找的是有代表性的“人”：“人往上走，水往下流。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我寻找的是全世界华人多元化的声音。”
在用照片向世人展示现实中国的同时，刘香成还需要经常向人解释：中国不是你说的这样。让他感到痛苦的是，这句话不仅要对外国人说，也要跟中国人说。
“并非不礼貌地去反驳什么。”刘香成说，“而是他们的陈述让我感觉不对。美国媒体形容中国，可能会见木不见林；而有时候我拿起一本国内的画册翻看，也会觉得：中国是这样子的吗？”2010年编《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时，他向有关部门要了很多图片资料来看，越看越奇怪：“怎么上海都没有人的？全是高楼大厦。”
他庆幸自己做过18年的美联社记者，经历过“全球性、365天、24小时待命的新闻环境”锻炼，并作为“最后一代的幸运记者”，被派驻过中国、苏联、印度等多个国家，一呆就是四五年。曾经的历练让他有机会也有能力“离远一点，站高一点，去看时代发生变化的过程”。
他照片里的中国不说谎
在那个受前苏联国家通讯社影响，“新华体”图片盛行、摄影被视为思想教育工具的年代，刘香成的拍摄显得尤为特别。
“刘香成的中国照片的突出方面是，强烈的现场感以及对于事实的平静的呈现。”多年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这样评价道，“刘香成的这些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警告我们，不要放肆地篡改历史，也不要把历史作为滥情的对象。”
当时有很多摄影师拍下了大量“历史的素材”，唯有刘香成，拍到了“正在创造日常的历史的主体”。
和摄影记者相比，刘香成更像一个文字记者。在拍摄之前，他会阅读相关资料，会作研究，也会先和对方聊天。“可能我的同事里文字记者比较多，在我看来摄影和文字没有什么区别。”刘香成说，“文字的人和图片的人都不是喇叭筒，不是录音机。如果是的话，明天我就会被轻易取代了。”
他大学期间曾师从美国《生活》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据说，米利没有教过他们关于相机的任何技术。但他总会询问学生的意图，为什么你会拍下这张或那张照片。“他看一张图片的时候，是在阅读……阅读图片而不是看图片，这就是导师对我最大的影响。”
刘香成知道“一张照片能告诉我们的可能非常少”，所以他很在意照片里的信息量。无论大故事还是小故事，经他之手，总会与众不同——邓小平迎接美国企业家阿默德·哈默，他拍下邓斜睨哈默的一瞬间。“很多人说这就是个签字仪式嘛，啪嗒一下就走掉了。但你要盯着一直观察，才能从他的眼神里抓到性格。”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拍的是上海小学生正在演出打倒“四人帮”的场面。毛泽东赐语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他拍的是反映此事的巨幅宣传画，张贴在上海外滩墙面，底下就有行人匆匆路过，渺小的身形与宣传画形成强烈对比。与此相应，还有拳王阿里和故宫门前的金狮子比拳头；正在练习打靶的民兵身边，有妇人正在做着女红；时髦机车青年摆出《地狱天使》的造型；天安门广场上女青年为高考恢复而彻夜复习……
至今，碰到摄影爱好者问他曝光时间长短这种技术问题，刘香成仍然不喜欢回答。他的名言是“摄影器材就像记者的录音笔，用坏了换一支”。很多场合他都直言：“我不喜欢跟人聊摄影”，“不能只把眼睛和镜头对准中国，思想更加重要”。
现在出门旅行，他都不带相机。“一看到就累。当记者的时候出差，一背就是100公斤的器材：卫星电话、暗房、传真机……无数酒店的马桶上我都在洗胶卷，那时彩色胶卷（显影温度）38度4，还要烧开水……”
117幅照片里的“中国梦”
“中国梦”三个字，俨然已成为一个热词。刘香成对“中国梦”成为热词的理解是：“每个国家都有梦，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一定的基础，开始感觉到软实力的欠缺。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梦，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作为摄影界的行尊前辈，刘香成头上顶着许多光环：《时代》周刊首位驻华记者、美联社首席记者、唯一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华人、1983年的摄影集《毛澤东以后的中国》一版再版影响至今……
光环的亮度，视乎每个人体内的能量。外交部新闻司做过统计，1970到1981年间，所有在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中，有65%署名刘香成。官员甚至提醒他：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然而近距离接触刘香成，你会发现，比能量更持久的，是他一以贯之的独特性：从身世，到思考方式。
“中国不是你说的这样”
刘香成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脑袋里有过许多个版本的中国。”
刘父也是一位报人，曾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在他的影响下，刘香成开始对新闻产生兴趣，直到今天，他还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印报纸的油墨味道”。对中国的眷恋，对中国“想要了解更多”的愿望，也因此萦绕他一生。
刘香成出生在香港，幼时被送回老家福建上小学。“那时我在福建得到一个版本的中国：当时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1961年，10岁的他回到香港，在那里接受英式教育，“又得到一个版本的中国”。1970年，他去纽约上大学，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读了大量“美国左派右派对中国的看法”，关于中国的版本，于是再多一个。
24岁时，时代集团总裁凯尔索·苏顿（Kelso Sutton）开门见山问他：“年轻人，你这辈子想要做什么？”他立即回答：“想到中国去。”1978年，他成为首位驻华记者，被《时代》周刊派往北京。
但“回到中国”，和“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中国现实”之间，仍然横亘着千山万水。回忆当年，刘香成自己也感到不容易：“有人说，来中国3个月，可以写一篇文章；3年，可以写一本书；30年，你也许就不出声了，因为情况太复杂。”
刘香成回来的1978年，正是全中国“从一种声音，裂变成无数个故事”的年代。陈述那么大的中国，从哪里切入？他寻找的是有代表性的“人”：“人往上走，水往下流。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我寻找的是全世界华人多元化的声音。”
在用照片向世人展示现实中国的同时，刘香成还需要经常向人解释：中国不是你说的这样。让他感到痛苦的是，这句话不仅要对外国人说，也要跟中国人说。
“并非不礼貌地去反驳什么。”刘香成说，“而是他们的陈述让我感觉不对。美国媒体形容中国，可能会见木不见林；而有时候我拿起一本国内的画册翻看，也会觉得：中国是这样子的吗？”2010年编《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时，他向有关部门要了很多图片资料来看，越看越奇怪：“怎么上海都没有人的？全是高楼大厦。”
他庆幸自己做过18年的美联社记者，经历过“全球性、365天、24小时待命的新闻环境”锻炼，并作为“最后一代的幸运记者”，被派驻过中国、苏联、印度等多个国家，一呆就是四五年。曾经的历练让他有机会也有能力“离远一点，站高一点，去看时代发生变化的过程”。
他照片里的中国不说谎
在那个受前苏联国家通讯社影响，“新华体”图片盛行、摄影被视为思想教育工具的年代，刘香成的拍摄显得尤为特别。
“刘香成的中国照片的突出方面是，强烈的现场感以及对于事实的平静的呈现。”多年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这样评价道，“刘香成的这些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警告我们，不要放肆地篡改历史，也不要把历史作为滥情的对象。”
当时有很多摄影师拍下了大量“历史的素材”，唯有刘香成，拍到了“正在创造日常的历史的主体”。
和摄影记者相比，刘香成更像一个文字记者。在拍摄之前，他会阅读相关资料，会作研究，也会先和对方聊天。“可能我的同事里文字记者比较多，在我看来摄影和文字没有什么区别。”刘香成说，“文字的人和图片的人都不是喇叭筒，不是录音机。如果是的话，明天我就会被轻易取代了。”
他大学期间曾师从美国《生活》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据说，米利没有教过他们关于相机的任何技术。但他总会询问学生的意图，为什么你会拍下这张或那张照片。“他看一张图片的时候，是在阅读……阅读图片而不是看图片，这就是导师对我最大的影响。”
刘香成知道“一张照片能告诉我们的可能非常少”，所以他很在意照片里的信息量。无论大故事还是小故事，经他之手，总会与众不同——邓小平迎接美国企业家阿默德·哈默，他拍下邓斜睨哈默的一瞬间。“很多人说这就是个签字仪式嘛，啪嗒一下就走掉了。但你要盯着一直观察，才能从他的眼神里抓到性格。”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拍的是上海小学生正在演出打倒“四人帮”的场面。毛泽东赐语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他拍的是反映此事的巨幅宣传画，张贴在上海外滩墙面，底下就有行人匆匆路过，渺小的身形与宣传画形成强烈对比。与此相应，还有拳王阿里和故宫门前的金狮子比拳头；正在练习打靶的民兵身边，有妇人正在做着女红；时髦机车青年摆出《地狱天使》的造型；天安门广场上女青年为高考恢复而彻夜复习……
至今，碰到摄影爱好者问他曝光时间长短这种技术问题，刘香成仍然不喜欢回答。他的名言是“摄影器材就像记者的录音笔，用坏了换一支”。很多场合他都直言：“我不喜欢跟人聊摄影”，“不能只把眼睛和镜头对准中国，思想更加重要”。
现在出门旅行，他都不带相机。“一看到就累。当记者的时候出差，一背就是100公斤的器材：卫星电话、暗房、传真机……无数酒店的马桶上我都在洗胶卷，那时彩色胶卷（显影温度）38度4，还要烧开水……”
117幅照片里的“中国梦”
“中国梦”三个字，俨然已成为一个热词。刘香成对“中国梦”成为热词的理解是：“每个国家都有梦，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一定的基础，开始感觉到软实力的欠缺。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梦，是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