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到1959年,从8岁到17岁,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最疼我”的也许的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冬天不至于冻着就行。母亲也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她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饭,便可健康长寿。
　　令邻居大为惊讶的是,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父亲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都是我订的。有邻居大妈问我母亲:“你怎么舍得给儿子花那么多钱?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没有!”母亲回答得很坦然:“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包括那些在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我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
　　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可以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母亲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并告诉我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几个月后,我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周末也不回家。
　　1960年春天,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去了,还做主把那几间屋退了。我当然不能随他们而去,但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屋子?
　　父母离开北京去张家口那天,我没送行。到了周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对母亲有过怨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毕业后,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我用的棉被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于是,我给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接到了母亲的信:“被套也还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她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曾有几回,我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却又吞了回去。现在我才领悟,母亲那是在告诉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自那以后,我确实再没有向母亲伸过手。
　　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因军事学院解散,被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此后,母亲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往我这儿寄15块钱。那一张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1988年深秋,母亲也进了医院。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也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这是母亲的自尊。
　　摘自《法治人生》2010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