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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都在热议，见仁见智。笔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接触这方面课题，甚至参与了我国早期入关谈判的务虚论证研究，并在1992年编著出版了《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发展》一书，而“关贸总协定”(GATT)就是现在世贸组织的前身。从书架上翻出这本30万字、装帧简朴甚至有点粗糙、略略泛黄的老书，抚今追昔，自然也有几多感慨和新的思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从GATT到WTO——漫长的探索与磨合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我国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略，自然触及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外开放。因而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发展中，有两个关键词：改革与开放，本质就是如何实现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经济如何国际化，也就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国际经贸合作问题。
可真正实现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解放，而这些在今天看来已成为人们实践的常识性理念，在当时却受到种种羁绊，这些羁绊不是源于经济规律认识局限，而是来自政治体制的刚性制约。那时，有些人对于开放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与“东盟四国”、“人缘”、“地缘”优势上，开展原始单边边贸，停留在“三来一补”的层面，以求改变当时我国长期“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战略，改善以“玉米面肚子，的确良裤子”的轻工业为代表的极度落后的产业结构。这也是我国早期以“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圈”确立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化发展”战略的缘由。
因此，当时的对外开放仅仅是在有限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我国东南沿海与东盟国家和地区的单边边贸。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较快发展的轻型加工业体系，实际上是从东南亚工业国中，间接地接受了发达国家剩余资本和低级、淘汰的产业，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及广大内陆地区廉价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支持下，渐渐形成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趋同严重、对外依赖性强、科技含量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劳动密集和加工装备密集产业。这种产业和产品又不断地转移到内陆及东北地区，取代和冲击着传统制造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夕阳工业”，以致于由此产生“东北现象”，使东北重化工业日趋衰落。九十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已走出结构性误区、实现产业升级与新一轮发展时，东北经济结构及产业升级却仍然在低迷中徘徊。这就给后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衰落埋下了伏笔。
不管怎么说，中国需要开放，需要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真正意义上地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学术界开始探索突破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壁垒，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组织GATT多边贸易协定自然成为先行、先思者们思考和关注的对象。
可是作为刚刚开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的规则和机制却很陌生，往往用当时的习惯思维认识世界各贸易组织和规则，仿佛我们“入关”是“手拿把掐”的事，当我国首开关贸总协定多边谈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明天我们就会“轰轰烈烈”地“入关”。可谁也没想到，这一谈居然十五年，直到“关贸总协定”已发展变化为“世界贸易组织”了，我国依然徘徊在世贸之外，而从GATT到WTO，中国经历了太多太漫长的探索与磨合。
入关热——打开国门的
新奇与“狼来了”的恐怖
早期国人之于“世贸”的认识，有相当的局限性，如前最多是“我国入关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而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与“狼来了”的紧张倒是充斥着全国上下。
所谓机遇，不过是当时国人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而已，当时风靡一时的“广交会”就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那时产业结构的状况一般。而从“广交会”到“深高会”的变迁，也似乎隐隐勾勒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轨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更多地对“入关”会给国人买小汽车、买高档电器和照相器材等给予了极大的期许，没人思考“入关”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市场化，市场经济国际化所带来的深层撞击，特别是除了经济体制与机制的撞击之外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民主法治等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人更多地从经济的急功近利意识出发，对于“入关”后国门洞开产生极大的恐怖和紧张，习惯了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不敢设想在高关税保护下，关税突然平均而比以前大幅下降，甚至有零关税的情况会给国家带来什么，于是在一片“狼来了”的惊呼中，人们忐忑不安，踯躅前行。
多边谈判失败促使市场经济自我改革发展
在经历了漫长的国人“一厢情愿”的“入世”渴望，多次多边贸易谈判的挫败后，中国似乎慢慢地了解了“世贸”，了解了经济全球化，也才真正树立了打开国门的意识和决心。中国漫长、艰苦的“入世谈判”，与其说是谈判水平的提高，毋宁说是谈判砝码的降低；与其说是斗争的结果，毋宁说是妥协的结果；而更严格地与其说是妥协的结果，毋宁说是自我修正、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结果。
经历了一次次多边谈判失败，国人“入世”热开始灰冷，人们不再热议“入关”、“入世”，而是转向踏踏实实地自我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首开“入关”多边贸易谈判失败后的近十五年里，中国一直保持“八九不离十”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完成了政府初步的职能转换；完成了包括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虽然存在诸多矛盾和空白，但毕竟初步成形的国家法律体系框架建设，搭建了现有虽然不尽合理但却相对完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开始城市化发展，按着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惯例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准入、退出机制和政府管理运行体制机制，使国家经济运行不断与国际对接。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终于与所有多边国家达成贸易协定，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在历经艰难后，人们并没有表现得如想象的那样高热，反而在极沉静中理智地迎来这一刻。不是灰冷降温，而是冷静现实；不是见怪不怪，而是自然而然。
入世后悄然地发展变化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十年，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年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纺织、家电、电子等传统优势产业潜能得以释放，汽车、船舶、铁路机车等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经受了考验，并快速发展，成为新的外贸出口增长点。
加入世贸组织也给我国的经济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十年来，我国三次大规模清理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相符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不断加强，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公开、透明、非歧视、公平竞争、法制精神等世贸组织倡导的原则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入世十年，汽车关税从三位数降到两位数，汽车迅速进入家庭，中国从自行车大国迈入汽车大国；入世十年，电信行业对外开放，市话、长途、手机费、漫游费用全面大幅度下调，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手机双向收费成为历史；入世十年，电子产品关税大幅降低，手机、电脑、相机越来越好用，价格越来越便宜。
但入市最大的变化的标志，不是经济数据，不是政府承诺和兑现，不是关税变化和对外经贸与合作发
展给国人消费生活带来的点滴变化。而应该是，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综合实力的夯实、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民尊严受到尊重、国家安全得以保障，以及是否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的战略性的国际化基础。
入世十年：共赢与博弈，成就与误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走一条市场化改革之路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走新型工业化、实现民族崛起的必由之路。
但是应该冷静认识到，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外向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跃升，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入世十年以来给中国给个发展带来巨大正效应同时，也带来诸多深层隐患和新的矛盾，必须冷静对待甚至需要反思。
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水平面临巨大挑战。反思中国入世十年，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按照国际规则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WTO规则是人类经过数十年的博弈而形成的，虽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但是经济从来就是共赢与博弈，而不是道德与理想。接受这个规则，进行合规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而合规更需要国家政治民族化进程与之同步，真正得到国际社会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承认恐还需时日，还有巨大改革任务要突破。目前我们对外经贸合作还处在浅层次上，只能是在“中国制造”上体现优势，而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贸易体制的摩擦削弱国家核心利益。反思中国入世十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数量越来越多；涉案金额、涉及案件的出口金额也越来越大；摩擦类型从微观走向宏观，从针对企业转向了针对政府，从产品行业转向了体制，这些摩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企业适应国际化经贸合作的能力水平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非理性趋势，而这些也都可能会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矛盾。
助推国内改革，同时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反思中国入世十年，对中国国内改革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特别是在政府管制、科技、金融等领域表现凸显，比如国际资金大量涌入，助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但在国家金融改革滞后和金融企业积淀不足的情况下，也给国家金融甚至经济安全带来了挑战和隐患。
极大刺激中国差别化发展，造成不稳定因素和增加国家治理成本。反思中国入世十年，在至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背景下，极大刺激中国差别化发展，进一步拉大中国两极分化，进一步激化国内各利益群体矛盾，造成不稳定因素，增加国家治理成本和机会利润丧失。一方面有些既得利益群体左右了国家绝对资源和改革的走向、格局，同时获得国家变革带来的利益，而民众并没有从中获得更多利益，城乡差别、行业差别、社会阶层差别、区域差别愈来愈大，无法从基本民众中得到推进改革的根本动力，反之造成利益结构失衡、改革趋向和路线摇摆甚至于偏颇，给国家未来发展改革埋下不稳定隐患。
国际市场趋利性间接破坏了国家脆弱的生态体系。国内市场趋利性可在国家管制与治理框架内得到限制、修复，但国际市场趋利性在没有维护国家长远核心利益的控制机制情况下，会加大国家本来脆弱生态体系的破坏，影响国家长远战略发展和利益。
在缺乏制约的利益主体国际化市场趋利下，国家核心利益堪忧。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背景下，有的权力主体一方面在缺乏民主和法律制约情况下，通过“寻租”沦为既得利益代言人，另一方面，入世对既得利益群体缺乏制约控制力，在既得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出现矛盾时，极易产生经济“汉奸”。而权力在校正这些偏差时，又往往采用刚性的非市场手段或方式，造成高效率、低效益。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农业与粮食直接决定国家基本稳定和安全，在涉及战略资源、粮食安全、国家和谐、均衡发展等问题上，世贸规则与经济国际化都可能会给我国带来致命的负面影响，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全球化，势必存在危及民族基本生存条件的隐忧。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应对策略。
从GATT到WTO——漫长的探索与磨合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我国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略，自然触及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外开放。因而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发展中，有两个关键词：改革与开放，本质就是如何实现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经济如何国际化，也就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国际经贸合作问题。
可真正实现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解放，而这些在今天看来已成为人们实践的常识性理念，在当时却受到种种羁绊，这些羁绊不是源于经济规律认识局限，而是来自政治体制的刚性制约。那时，有些人对于开放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与“东盟四国”、“人缘”、“地缘”优势上，开展原始单边边贸，停留在“三来一补”的层面，以求改变当时我国长期“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战略，改善以“玉米面肚子，的确良裤子”的轻工业为代表的极度落后的产业结构。这也是我国早期以“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圈”确立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化发展”战略的缘由。
因此，当时的对外开放仅仅是在有限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我国东南沿海与东盟国家和地区的单边边贸。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较快发展的轻型加工业体系，实际上是从东南亚工业国中，间接地接受了发达国家剩余资本和低级、淘汰的产业，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及广大内陆地区廉价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支持下，渐渐形成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趋同严重、对外依赖性强、科技含量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劳动密集和加工装备密集产业。这种产业和产品又不断地转移到内陆及东北地区，取代和冲击着传统制造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夕阳工业”，以致于由此产生“东北现象”，使东北重化工业日趋衰落。九十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已走出结构性误区、实现产业升级与新一轮发展时，东北经济结构及产业升级却仍然在低迷中徘徊。这就给后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衰落埋下了伏笔。
不管怎么说，中国需要开放，需要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真正意义上地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学术界开始探索突破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壁垒，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组织GATT多边贸易协定自然成为先行、先思者们思考和关注的对象。
可是作为刚刚开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的规则和机制却很陌生，往往用当时的习惯思维认识世界各贸易组织和规则，仿佛我们“入关”是“手拿把掐”的事，当我国首开关贸总协定多边谈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明天我们就会“轰轰烈烈”地“入关”。可谁也没想到，这一谈居然十五年，直到“关贸总协定”已发展变化为“世界贸易组织”了，我国依然徘徊在世贸之外，而从GATT到WTO，中国经历了太多太漫长的探索与磨合。
入关热——打开国门的
新奇与“狼来了”的恐怖
早期国人之于“世贸”的认识，有相当的局限性，如前最多是“我国入关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而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与“狼来了”的紧张倒是充斥着全国上下。
所谓机遇，不过是当时国人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而已，当时风靡一时的“广交会”就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那时产业结构的状况一般。而从“广交会”到“深高会”的变迁，也似乎隐隐勾勒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轨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更多地对“入关”会给国人买小汽车、买高档电器和照相器材等给予了极大的期许，没人思考“入关”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市场化，市场经济国际化所带来的深层撞击，特别是除了经济体制与机制的撞击之外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民主法治等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人更多地从经济的急功近利意识出发，对于“入关”后国门洞开产生极大的恐怖和紧张，习惯了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不敢设想在高关税保护下，关税突然平均而比以前大幅下降，甚至有零关税的情况会给国家带来什么，于是在一片“狼来了”的惊呼中，人们忐忑不安，踯躅前行。
多边谈判失败促使市场经济自我改革发展
在经历了漫长的国人“一厢情愿”的“入世”渴望，多次多边贸易谈判的挫败后，中国似乎慢慢地了解了“世贸”，了解了经济全球化，也才真正树立了打开国门的意识和决心。中国漫长、艰苦的“入世谈判”，与其说是谈判水平的提高，毋宁说是谈判砝码的降低；与其说是斗争的结果，毋宁说是妥协的结果；而更严格地与其说是妥协的结果，毋宁说是自我修正、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结果。
经历了一次次多边谈判失败，国人“入世”热开始灰冷，人们不再热议“入关”、“入世”，而是转向踏踏实实地自我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首开“入关”多边贸易谈判失败后的近十五年里，中国一直保持“八九不离十”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完成了政府初步的职能转换；完成了包括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虽然存在诸多矛盾和空白，但毕竟初步成形的国家法律体系框架建设，搭建了现有虽然不尽合理但却相对完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开始城市化发展，按着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惯例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准入、退出机制和政府管理运行体制机制，使国家经济运行不断与国际对接。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终于与所有多边国家达成贸易协定，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在历经艰难后，人们并没有表现得如想象的那样高热，反而在极沉静中理智地迎来这一刻。不是灰冷降温，而是冷静现实；不是见怪不怪，而是自然而然。
入世后悄然地发展变化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十年，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年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纺织、家电、电子等传统优势产业潜能得以释放，汽车、船舶、铁路机车等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经受了考验，并快速发展，成为新的外贸出口增长点。
加入世贸组织也给我国的经济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十年来，我国三次大规模清理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相符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不断加强，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公开、透明、非歧视、公平竞争、法制精神等世贸组织倡导的原则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入世十年，汽车关税从三位数降到两位数，汽车迅速进入家庭，中国从自行车大国迈入汽车大国；入世十年，电信行业对外开放，市话、长途、手机费、漫游费用全面大幅度下调，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手机双向收费成为历史；入世十年，电子产品关税大幅降低，手机、电脑、相机越来越好用，价格越来越便宜。
但入市最大的变化的标志，不是经济数据，不是政府承诺和兑现，不是关税变化和对外经贸与合作发
展给国人消费生活带来的点滴变化。而应该是，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综合实力的夯实、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民尊严受到尊重、国家安全得以保障，以及是否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的战略性的国际化基础。
入世十年：共赢与博弈，成就与误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走一条市场化改革之路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走新型工业化、实现民族崛起的必由之路。
但是应该冷静认识到，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外向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跃升，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入世十年以来给中国给个发展带来巨大正效应同时，也带来诸多深层隐患和新的矛盾，必须冷静对待甚至需要反思。
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水平面临巨大挑战。反思中国入世十年，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按照国际规则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WTO规则是人类经过数十年的博弈而形成的，虽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但是经济从来就是共赢与博弈，而不是道德与理想。接受这个规则，进行合规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而合规更需要国家政治民族化进程与之同步，真正得到国际社会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承认恐还需时日，还有巨大改革任务要突破。目前我们对外经贸合作还处在浅层次上，只能是在“中国制造”上体现优势，而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贸易体制的摩擦削弱国家核心利益。反思中国入世十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数量越来越多；涉案金额、涉及案件的出口金额也越来越大；摩擦类型从微观走向宏观，从针对企业转向了针对政府，从产品行业转向了体制，这些摩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企业适应国际化经贸合作的能力水平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非理性趋势，而这些也都可能会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矛盾。
助推国内改革，同时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反思中国入世十年，对中国国内改革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特别是在政府管制、科技、金融等领域表现凸显，比如国际资金大量涌入，助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但在国家金融改革滞后和金融企业积淀不足的情况下，也给国家金融甚至经济安全带来了挑战和隐患。
极大刺激中国差别化发展，造成不稳定因素和增加国家治理成本。反思中国入世十年，在至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背景下，极大刺激中国差别化发展，进一步拉大中国两极分化，进一步激化国内各利益群体矛盾，造成不稳定因素，增加国家治理成本和机会利润丧失。一方面有些既得利益群体左右了国家绝对资源和改革的走向、格局，同时获得国家变革带来的利益，而民众并没有从中获得更多利益，城乡差别、行业差别、社会阶层差别、区域差别愈来愈大，无法从基本民众中得到推进改革的根本动力，反之造成利益结构失衡、改革趋向和路线摇摆甚至于偏颇，给国家未来发展改革埋下不稳定隐患。
国际市场趋利性间接破坏了国家脆弱的生态体系。国内市场趋利性可在国家管制与治理框架内得到限制、修复，但国际市场趋利性在没有维护国家长远核心利益的控制机制情况下，会加大国家本来脆弱生态体系的破坏，影响国家长远战略发展和利益。
在缺乏制约的利益主体国际化市场趋利下，国家核心利益堪忧。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背景下，有的权力主体一方面在缺乏民主和法律制约情况下，通过“寻租”沦为既得利益代言人，另一方面，入世对既得利益群体缺乏制约控制力，在既得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出现矛盾时，极易产生经济“汉奸”。而权力在校正这些偏差时，又往往采用刚性的非市场手段或方式，造成高效率、低效益。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农业与粮食直接决定国家基本稳定和安全，在涉及战略资源、粮食安全、国家和谐、均衡发展等问题上，世贸规则与经济国际化都可能会给我国带来致命的负面影响，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全球化，势必存在危及民族基本生存条件的隐忧。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