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两会”开得气氛热烈，出现了一批胆子大、嗓门高的“民意炮手”，他们的“麻辣语录”在近期的媒体上、网络上广为流传——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总穆麒茹说，“‘钉子户’也导致了房价上涨，把开发商都当成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和过街老鼠不公平。”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说，“春运期间铁路一票难求的现象始终得不到缓解，根本原因在于铁路票价太低。”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表示，中国的电信行业已经不存在垄断。全国政协委员、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认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手机通话费不是高收费。”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孙萍当众“炮轰”教育部部长周济，直指其对提案的回复“太不负责任了”……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屡发惊人之论的“民意炮手”多为全国政协委员，给人感觉是，政协委员似乎比人大代表更能说、更敢说。事实上，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在广州市政协的小组讨论会上，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应对雪灾不力，要求“铁道部的人要撤职”，相当于为今年全国政协会上政协委员的放言、“炮轰”打了前锋。不仅如此，在全国政协会上，政协委员之间也互相“炮轰”不断。如全国政协委员、有“中国首富”之称的玖龙纸业公司董事长张茵向本次政协提了三份议案，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很快予以尖锐批评，称三份议案都只代表了张茵所在的利益集团，张茵随即逐条反驳了后者的指责。
　　“炮手委员”们在全国政协会上的“麻辣议政”，并非为了图一时嘴皮子快活，发泄一己之私愤，而是他们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增强、能力不断提高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协商民主不断进步的一个见证。
　　国际学术界对“民主”有多种界定方法，一种简约的界定认为，民主主要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形式。其中，“选举民主”以直接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为最重要的标志和特征，以逐步逐级向上实行直接选举为目标；“协商民主”的要义在于“协调商议”，由社会多元主体在公共利益框架之下，通过有效的协商体制和协商过程，推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视为“选举民主”，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视为“协商民主”，如权威人士所言，中国的民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通过选举民主尊重多数人的意愿，通过协商民主吸纳少数人的合理意见，从而实现最广泛的民主”。如果说选举民主重在民主的结果，那么协商民主似乎更看重民主的过程，看重在决策机构中吸纳社会精英，在决策过程中进行广泛咨询，以满足社会大众特别是精英的参政要求。十七大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是强调要在国家重大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协商民主，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之下的各界社会精英的作用。
　　据统计，在十届全国政协履行职能的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参加政协分组讨论71场，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政协大会发言、参加小组讨论1300多人次，全国政协召开10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5次专题协商会，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同到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交流协商。2007年，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无党派人士陈竺先后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担任部长正职的首位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也是通过协商民主吸纳党外精英参与行政事务的“最高级”典型。
　　当然，我们不能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对立起来，不能将中国的人大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立起来。一方面，选举民主中实际上也有协商的成分(如推荐候选人有时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中也不排除有选举的影子(协商有时需要做出决定)。具体到人大、政协“两会”，人大代表审查报告、讨论重大事项，往往也充满了协商的精神；而政协委员的“麻辣议政”，有时也会对人大代表的投票表决产生一定影响。
　　另一方面，发展协商民主并非要取代选举民主，也不可妨碍选举民主实现逐级向上选举的目标。目前，中国基层(村委会、居委会)普遍实行直接选举，是最为充分的选举民主形式，这意味着选举民主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正像温家宝总理所展望的那样，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以通过直接民主形式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与政协委员在相关会议上共商国是，到党外人士担任国家机关和政府
　　部门正职将成为一项长期政策，再到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习惯于在全国和地方政协会议上大胆“炮轰”，我们倾听到了中国协商民主的强劲足音。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之下，中国民主政治当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