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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蔣光慈的小说《丽莎的哀怨》自出版以来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负面评价。随着阶级等政治性评价因素的逐渐淡化，围绕这部作品，文学批评界评价的天平也逐渐向积极的一方倾斜。本文在此环境下，旨通过对该作品与作者其他作品在叙述结构与情节推演、题材与主旨、人物角色与艺术手法、语言与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重新解读这部“另类”作品的文本艺术价值，并试着就这些“另类”因素的产生做出解释。
关键词：蒋光慈；《丽莎》；“另类”；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14-02
蒋光慈一生创作颇丰，留有诗歌、小说、书信、日记及译著等廿多部作品，共计200多万字。这些作品大多是反映在革命浪潮起伏中普通民众和革命份子的所思所想、斗争成长及人生命运等内容。他的作品一直被视为普罗文学的先锋。但在其创作生涯中，也遭遇到了文学创作上的“滑铁卢”——小说《丽莎的哀怨》（以下简称《丽莎》）。对于《丽莎》，作者本人所言不多。蒋光慈在《<新流月报>第一期编后》中说：“要说到我的《丽莎的哀怨》了，这一篇是我的很大胆的尝试，也只是一个尝试而已；自家当然不能引为满意之作。是成功还是失败，请读者于它发表完时再批评吧。”[1]在这部作品创作之前，蒋光慈的小说一直被认为是情绪化的、“脸谱主义”的、“革命加恋爱”式的，在文学艺术上也是粗糙的。可是作者这次有意的尝试却并没有赢得成功，相反更多的左翼作家却囿于政治、阶级等因素对这部作品给予了消极评价，甚而成为作者日后被开除党籍的原因之一。而在此之后，蒋光慈的作品又相继回归“革命”的道路。由此看来，单就革命性和所收到的反响而言，《丽莎》已算是蒋光慈众多作品中的一个“另类”了。但这部作品的“另类因子”又岂是仅有这些。
一、成熟的第一人称倒叙结构与合理客观的情节推演
《丽莎》写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一位名为丽莎的旧俄贵族妇女与丈夫白根逃亡到上海。由于坐吃山空，而被迫靠跳“裸体舞”，甚至卖淫来换取物质生活资料，最后因患性病而决定自杀的故事。
故事以第一人称倒叙的方法开头，交代“我”现在近于绝望的景况；然后通过大量的回忆来讲述致使现在近于绝望的原因；最后回到现在，于一种无奈的哀怨中选择离世。开头这一倒叙的手法，成功地设疑，然后讲述过去，再回到现在，这在蒋光慈小说中倒是屡见不鲜。先前的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篇小说）等就已使用，同样也达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而到了这里可谓是趋于成熟了。悬念在整个文本中一直存在，而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释疑”展开，以时间上的变化为总线，又以环境的变化为阶段，使主人公在强大的外力面前只能由一个地方辗转至另一个地方。整个文本表现的就是主人公丽莎一步步退让、一步步放弃人生尊严、一步步丢失自己的过程。故事情节的前半部分主要表现主人公在地理空间上的退让：
而后半部分则表现主人公迫于生计压力在精神上的退让：
在这一步步的退让中，是丽莎一步步与自己做着无奈的妥协。最后，胜利属于胜利者，失败归于失败者，一切尘埃落定，她拖着遍体鳞伤的肉体与精神选择与这个世界永别。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使得《丽莎》的情节推演显得合情合理。不像作者其他小说在描写环境影响时，在某些地方总是显得或多或少的牵强，喜好以主人公的自身认识或“觉悟”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最后的微笑》中被辞退了工作的阿贵尽然可以为了妹妹以后免受侮辱而想趁她还是小孩时就杀了她，后期作品《咆哮了的土地》中毛姑转变为女兵也缺少必要的铺垫。与此相较，《丽莎》的情节发展则显得合情合理，主人公在外力作用下的进退也显得很有“分寸”而不突兀。另外，情节发展的合理客观也来自于作品题材的真实与主旨的“成功”偏离。
二、题材创作的现实基础与作品主旨的“成功”偏离
蒋光慈的小说，常被人诟病是脱离于现实实际。如茅盾就曾说：“我们看了蒋光慈的小说，总觉得其来源不是‘革命生活实感’，而是想像。”[2]茅盾这样说，正是由于蒋光慈在创作上存在着人物“脸谱主义”、题材“公式化”的倾向，不能使笔下的人物和题材富有个性。这种个性的缺失与作者很少深入大众生活，细心了解和观察描写对象，仅仅依循当时信奉的革命文学理论，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去写作有关。事实上，蒋光慈在上海，一直从事着党内的秘密活动，平时行动、接触陌生人都小心翼翼，要让他与革命群众有怎样的接触确实很难。但《丽莎》的创作却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并不是作者的凭空杜撰。十月革命后，沙俄有许多贵族逃亡上海进行避乱。“据国际联盟统计，1920年左右，有多达七万多人避难于中国的上海和哈尔滨等地……1937年左右的上海白俄族裔非常贫困，在16岁到45岁之间的白俄女子，有22%从事着卖淫工作”。[3]蒋光慈是众多作家中较早注意这一特殊群体，并把他们融入文学作品的。蒋光慈凭着敏锐的创作“嗅觉”，再加上他精通俄语与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了解，很好地开辟了这一写作途径。
作为我国早期的革命作家，“革命”或“围绕革命”似乎是蒋光慈小说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但《丽莎》却被批评界视为最不革命的作品，甚而被有些人认为是于革命帮“倒忙”的作品，这一切均与作品的主旨偏离有关。对于《丽莎》作品主旨的偏离问题，不少前辈均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旨，笔者也倾向于左翼作家冯宪章的说法，即要反映“贵族阶级的强横卑鄙，末路穷途；更在给我们暗示：‘黑虫’（指无产阶级，笔者注）的蓬勃振起，无可压抑”[4]的社会现实。作者将丽莎夫妇的一路逃亡、回家乡的愿望一次次破灭、步步走向精神与肉体的灭亡与苏俄政权的逐步巩固进行对比，将白根的精神颓废和木匠伊万的老实巴交进行对比，将丽莎的思想迷失与姐姐薇娜选择无产阶级终获胜利进行对比，最终道出作者意图：资产阶级已穷途末日，而无产阶级正旭日东升。可是这一意图的显现却在丽莎这一人物形象面前“败下阵来”。丽莎形象的丰满、纯洁、高贵、哀怨使读者对这一“隐含”意图似乎没有发生半点联想。从丽莎身上体现的个人在外力一步步施压面前的无助与苍白足以使每一位读者感动。先是民众的起义，自己被迫与丈夫离开故土；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唯一的依靠——丈夫白根却精神颓唐，俨然一行尸走肉；最后竟默许妻子靠跳裸体舞与卖淫来养活自己。同时，丽莎的“事业”也极其不顺，先是当局的禁跳裸体舞，再者又感染梅毒，最终在精神与肉体双“破产”中选择离世。在这里，更多的是丽莎的善良、坚强与白根的冷酷、堕落进行着对比。丽莎在通篇中所表现的对家国的热爱、对亲人的怀念、对丈夫的宽容，对劳动者的同情与善良，渐渐征服住每一位读者，甚至她对革命者的那点愤恨也显得理所当然和被人谅解。丽莎的哀怨也许在作者看来是哀怨旧阶级拥有的一切的一去不返，可丽莎是个人，在读者的眼中，她身上却体现了高贵与善良的人性美。作者在创作她的过程中给予了她足够的“自由”生长空间，让她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渐渐显露出人性美：《丽莎》是一首人在变革的大时代面前的无奈与悲怆哀歌。它道出的是个人面对世态炎凉时的那种渺小与无助。但即使这样，依然能勇敢面对，就是在无可堪负选择死亡时，也保留着那份对过去的忏悔和对尊严的自赎。作品主旨的无意识偏离，使《丽莎》成为蒋光慈众多作品中难得的一部非革命性、充斥着人性美的作品。 三、出彩的人物形象与心理分析、对比等手法的运用
丽莎无疑是蒋光慈众多小说人物中较为出彩的一个。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在作者前期的小说中，无论是《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短裤党》中的众多“主角”（由于小说对几个重点人物平均用力，导致小说有好几位主角），还是其他革命小说，虽然角色的身份在那个时代是新鲜的，却都被评论家冠之以“相似、差不多”，“脸谱化”等负面评价，大大降低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作品的价值。与之相较的丽莎的形象塑造却要成功得多。她的一步步沉沦均由外力推动，她在外力施压下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也颇为合理。并且由于作品题材的基于真实和特殊，丽莎迥然不同于蒋光慈笔下的众多革命者形象：她不是那种脸谱化的人物，有着自己的个性形象与性格特点，她温柔、善良，爱国、爱家，性格坚强。这是作者从没有写过的主人公形象，却正好能够避开政治、阶级等因素对人物形象刻画的影响，使丽莎显得更加真实与形象。
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来描写丽莎在外力施压下的思想和行为的表现也显得非常合理。较之作者的其他作品，《丽莎》倒是借鉴、运用俄罗斯文学中心理分析方法最为成功的了。“如果说蒋光慈在此前的‘粗暴的叫喊’有些粗糙的话，那么从《丽莎的哀怨》开始，则有朝心理方面转化、求细的表现。蒋光慈此时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5]的确，基于特殊的创作题材，成功地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去描写俄罗斯主人公，使得《丽莎》更像是一位俄罗斯作家创作的小说，但这种在学习基础上造就的“另类”并不妨碍它成为蒋光慈众多作品中的佼佼者。
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突出。正如笔者前面所言，多种对比既使哀怨有了出处，又使丽莎的形象得以丰满和富有人性美。在使人不禁为主人公命运哀叹的同时，又生出许多同情与怜悯来。对比手法的运用在蒋光慈其他小说中也是常见的。作者在前期小说中，就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现革命者的善与反革命者的恶。一如茅盾所言，“在结构上，我觉得蒋光慈也太机械了些。他的作品的结构大都是用了‘反革命者与革命者的对比’构成……太单纯的对比却容易陷入单调而不能引起深刻的感动”[6]。而在“革命加恋爱”盛行时，又常常对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男女性角色进行对比，以得出谁更能为革命付出，并且为革命付出的人都是可爱和值得钦佩的，极具宣传和说教意味。而丽莎则显得“单纯”得多，它没有顾及到那么多“革命”的因素，更多的是从文本艺术的角度去使用对比手法，摒弃了说教意味，使角色显得更加自然和真实。
四、干净典雅的语言与诗意哀怨的风格
《丽莎》中的语言给人一种典雅、干净的感觉。如“别了，我的祖国，我的俄罗斯！别了，我的美丽的伏尔加河的景物！别了……”、“失去了一些什么？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安乐的生活，失去了美满的，温柔的梦，失去了美丽的伏尔加河，失去了彼得格勒”、“啊，我的祖国，我的伏尔加河，我的美丽的高加索……我是如何地渴望着再扑倒在他们的怀抱里”……这些语言与蒋光慈其他革命小说语言截然不同。在蒋光慈的革命小说中，激情式和口号式的语言比较常见，如《短裤党》中，“革命！革命！一定要革命！不革命簡直不成啊”、“总同盟大罢工！响应北伐军！缴取直鲁军的武装！工人武装自卫！……”，给人一种近乎于拼命的吼叫。《丽莎》的主人公是逃亡的贵族阶级而非革命者，这样就很好地规避了那些口号式的语言；相反这种近乎于缠绵、流畅而不显拖沓、赘余的语言更多地给人一种典雅的感觉，再加上主人公内心独白式地叙述着哀怨事体本身，使得小说更像是一种笼罩在哀怨氛围下的一首凄美的长诗，极大地提高了文本的艺术性。
结语
从各个方面来说，《丽莎》无疑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对被一贯称之为“革命文学家”的蒋光慈来说，这部较之与其他作品存在较大差异的小说，作为“另类”却很好地展现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造诣与水平。蒋光慈的小说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与时代相契合、相印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蒋光慈作为一个在革命文学上的先觉者，无疑是伟大的。可是在评价他众多的文学作品时，这一部“另类”的、“非革命性”的作品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毕竟这是作者真正恣意才气和文质俱佳的一部作品。我想这也是曾一度称蒋光慈为“蒋光X”、“蒋光Y”、“蒋光Z”的鲁迅在面对别人对这部小说大加非难时，却出人意外地选择沉默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2卷，第48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6]朱璟（茅盾）：《（三）关于创作（节录）》，第159页，转引自《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蒋光慈研究资料）（原载《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20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版.
[3]潘应：《再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皖西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2011年12月.
[4]冯宪章：《<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第261-262页，转引自《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蒋光慈研究资料）（原载《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版；
[5]谢昭新：《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第78页，《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7]钱杏邨：《鸭绿江上——蒋光赤第二小说集》，第242页，转引自《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蒋光慈研究资料）（原载《文学周报》第4卷第4期），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版.
作者简介：
1.喻林源（1986-），男，汉族，安徽庐江县人，股长，法学学士，安徽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研究方向：从事县域红色文化研究方向。
2.丁琦（1987-），女，汉族，安徽安庆市人，助理讲师，历史学硕士，安徽金寨县委党校，研究方向：从事党性与党史专业知识教育教学。
关键词：蒋光慈；《丽莎》；“另类”；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14-02
蒋光慈一生创作颇丰，留有诗歌、小说、书信、日记及译著等廿多部作品，共计200多万字。这些作品大多是反映在革命浪潮起伏中普通民众和革命份子的所思所想、斗争成长及人生命运等内容。他的作品一直被视为普罗文学的先锋。但在其创作生涯中，也遭遇到了文学创作上的“滑铁卢”——小说《丽莎的哀怨》（以下简称《丽莎》）。对于《丽莎》，作者本人所言不多。蒋光慈在《<新流月报>第一期编后》中说：“要说到我的《丽莎的哀怨》了，这一篇是我的很大胆的尝试，也只是一个尝试而已；自家当然不能引为满意之作。是成功还是失败，请读者于它发表完时再批评吧。”[1]在这部作品创作之前，蒋光慈的小说一直被认为是情绪化的、“脸谱主义”的、“革命加恋爱”式的，在文学艺术上也是粗糙的。可是作者这次有意的尝试却并没有赢得成功，相反更多的左翼作家却囿于政治、阶级等因素对这部作品给予了消极评价，甚而成为作者日后被开除党籍的原因之一。而在此之后，蒋光慈的作品又相继回归“革命”的道路。由此看来，单就革命性和所收到的反响而言，《丽莎》已算是蒋光慈众多作品中的一个“另类”了。但这部作品的“另类因子”又岂是仅有这些。
一、成熟的第一人称倒叙结构与合理客观的情节推演
《丽莎》写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一位名为丽莎的旧俄贵族妇女与丈夫白根逃亡到上海。由于坐吃山空，而被迫靠跳“裸体舞”，甚至卖淫来换取物质生活资料，最后因患性病而决定自杀的故事。
故事以第一人称倒叙的方法开头，交代“我”现在近于绝望的景况；然后通过大量的回忆来讲述致使现在近于绝望的原因；最后回到现在，于一种无奈的哀怨中选择离世。开头这一倒叙的手法，成功地设疑，然后讲述过去，再回到现在，这在蒋光慈小说中倒是屡见不鲜。先前的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篇小说）等就已使用，同样也达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而到了这里可谓是趋于成熟了。悬念在整个文本中一直存在，而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释疑”展开，以时间上的变化为总线，又以环境的变化为阶段，使主人公在强大的外力面前只能由一个地方辗转至另一个地方。整个文本表现的就是主人公丽莎一步步退让、一步步放弃人生尊严、一步步丢失自己的过程。故事情节的前半部分主要表现主人公在地理空间上的退让：
而后半部分则表现主人公迫于生计压力在精神上的退让：
在这一步步的退让中，是丽莎一步步与自己做着无奈的妥协。最后，胜利属于胜利者，失败归于失败者，一切尘埃落定，她拖着遍体鳞伤的肉体与精神选择与这个世界永别。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使得《丽莎》的情节推演显得合情合理。不像作者其他小说在描写环境影响时，在某些地方总是显得或多或少的牵强，喜好以主人公的自身认识或“觉悟”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最后的微笑》中被辞退了工作的阿贵尽然可以为了妹妹以后免受侮辱而想趁她还是小孩时就杀了她，后期作品《咆哮了的土地》中毛姑转变为女兵也缺少必要的铺垫。与此相较，《丽莎》的情节发展则显得合情合理，主人公在外力作用下的进退也显得很有“分寸”而不突兀。另外，情节发展的合理客观也来自于作品题材的真实与主旨的“成功”偏离。
二、题材创作的现实基础与作品主旨的“成功”偏离
蒋光慈的小说，常被人诟病是脱离于现实实际。如茅盾就曾说：“我们看了蒋光慈的小说，总觉得其来源不是‘革命生活实感’，而是想像。”[2]茅盾这样说，正是由于蒋光慈在创作上存在着人物“脸谱主义”、题材“公式化”的倾向，不能使笔下的人物和题材富有个性。这种个性的缺失与作者很少深入大众生活，细心了解和观察描写对象，仅仅依循当时信奉的革命文学理论，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去写作有关。事实上，蒋光慈在上海，一直从事着党内的秘密活动，平时行动、接触陌生人都小心翼翼，要让他与革命群众有怎样的接触确实很难。但《丽莎》的创作却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并不是作者的凭空杜撰。十月革命后，沙俄有许多贵族逃亡上海进行避乱。“据国际联盟统计，1920年左右，有多达七万多人避难于中国的上海和哈尔滨等地……1937年左右的上海白俄族裔非常贫困，在16岁到45岁之间的白俄女子，有22%从事着卖淫工作”。[3]蒋光慈是众多作家中较早注意这一特殊群体，并把他们融入文学作品的。蒋光慈凭着敏锐的创作“嗅觉”，再加上他精通俄语与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了解，很好地开辟了这一写作途径。
作为我国早期的革命作家，“革命”或“围绕革命”似乎是蒋光慈小说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但《丽莎》却被批评界视为最不革命的作品，甚而被有些人认为是于革命帮“倒忙”的作品，这一切均与作品的主旨偏离有关。对于《丽莎》作品主旨的偏离问题，不少前辈均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旨，笔者也倾向于左翼作家冯宪章的说法，即要反映“贵族阶级的强横卑鄙，末路穷途；更在给我们暗示：‘黑虫’（指无产阶级，笔者注）的蓬勃振起，无可压抑”[4]的社会现实。作者将丽莎夫妇的一路逃亡、回家乡的愿望一次次破灭、步步走向精神与肉体的灭亡与苏俄政权的逐步巩固进行对比，将白根的精神颓废和木匠伊万的老实巴交进行对比，将丽莎的思想迷失与姐姐薇娜选择无产阶级终获胜利进行对比，最终道出作者意图：资产阶级已穷途末日，而无产阶级正旭日东升。可是这一意图的显现却在丽莎这一人物形象面前“败下阵来”。丽莎形象的丰满、纯洁、高贵、哀怨使读者对这一“隐含”意图似乎没有发生半点联想。从丽莎身上体现的个人在外力一步步施压面前的无助与苍白足以使每一位读者感动。先是民众的起义，自己被迫与丈夫离开故土；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唯一的依靠——丈夫白根却精神颓唐，俨然一行尸走肉；最后竟默许妻子靠跳裸体舞与卖淫来养活自己。同时，丽莎的“事业”也极其不顺，先是当局的禁跳裸体舞，再者又感染梅毒，最终在精神与肉体双“破产”中选择离世。在这里，更多的是丽莎的善良、坚强与白根的冷酷、堕落进行着对比。丽莎在通篇中所表现的对家国的热爱、对亲人的怀念、对丈夫的宽容，对劳动者的同情与善良，渐渐征服住每一位读者，甚至她对革命者的那点愤恨也显得理所当然和被人谅解。丽莎的哀怨也许在作者看来是哀怨旧阶级拥有的一切的一去不返，可丽莎是个人，在读者的眼中，她身上却体现了高贵与善良的人性美。作者在创作她的过程中给予了她足够的“自由”生长空间，让她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渐渐显露出人性美：《丽莎》是一首人在变革的大时代面前的无奈与悲怆哀歌。它道出的是个人面对世态炎凉时的那种渺小与无助。但即使这样，依然能勇敢面对，就是在无可堪负选择死亡时，也保留着那份对过去的忏悔和对尊严的自赎。作品主旨的无意识偏离，使《丽莎》成为蒋光慈众多作品中难得的一部非革命性、充斥着人性美的作品。 三、出彩的人物形象与心理分析、对比等手法的运用
丽莎无疑是蒋光慈众多小说人物中较为出彩的一个。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在作者前期的小说中，无论是《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短裤党》中的众多“主角”（由于小说对几个重点人物平均用力，导致小说有好几位主角），还是其他革命小说，虽然角色的身份在那个时代是新鲜的，却都被评论家冠之以“相似、差不多”，“脸谱化”等负面评价，大大降低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作品的价值。与之相较的丽莎的形象塑造却要成功得多。她的一步步沉沦均由外力推动，她在外力施压下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也颇为合理。并且由于作品题材的基于真实和特殊，丽莎迥然不同于蒋光慈笔下的众多革命者形象：她不是那种脸谱化的人物，有着自己的个性形象与性格特点，她温柔、善良，爱国、爱家，性格坚强。这是作者从没有写过的主人公形象，却正好能够避开政治、阶级等因素对人物形象刻画的影响，使丽莎显得更加真实与形象。
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来描写丽莎在外力施压下的思想和行为的表现也显得非常合理。较之作者的其他作品，《丽莎》倒是借鉴、运用俄罗斯文学中心理分析方法最为成功的了。“如果说蒋光慈在此前的‘粗暴的叫喊’有些粗糙的话，那么从《丽莎的哀怨》开始，则有朝心理方面转化、求细的表现。蒋光慈此时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5]的确，基于特殊的创作题材，成功地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去描写俄罗斯主人公，使得《丽莎》更像是一位俄罗斯作家创作的小说，但这种在学习基础上造就的“另类”并不妨碍它成为蒋光慈众多作品中的佼佼者。
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突出。正如笔者前面所言，多种对比既使哀怨有了出处，又使丽莎的形象得以丰满和富有人性美。在使人不禁为主人公命运哀叹的同时，又生出许多同情与怜悯来。对比手法的运用在蒋光慈其他小说中也是常见的。作者在前期小说中，就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现革命者的善与反革命者的恶。一如茅盾所言，“在结构上，我觉得蒋光慈也太机械了些。他的作品的结构大都是用了‘反革命者与革命者的对比’构成……太单纯的对比却容易陷入单调而不能引起深刻的感动”[6]。而在“革命加恋爱”盛行时，又常常对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男女性角色进行对比，以得出谁更能为革命付出，并且为革命付出的人都是可爱和值得钦佩的，极具宣传和说教意味。而丽莎则显得“单纯”得多，它没有顾及到那么多“革命”的因素，更多的是从文本艺术的角度去使用对比手法，摒弃了说教意味，使角色显得更加自然和真实。
四、干净典雅的语言与诗意哀怨的风格
《丽莎》中的语言给人一种典雅、干净的感觉。如“别了，我的祖国，我的俄罗斯！别了，我的美丽的伏尔加河的景物！别了……”、“失去了一些什么？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安乐的生活，失去了美满的，温柔的梦，失去了美丽的伏尔加河，失去了彼得格勒”、“啊，我的祖国，我的伏尔加河，我的美丽的高加索……我是如何地渴望着再扑倒在他们的怀抱里”……这些语言与蒋光慈其他革命小说语言截然不同。在蒋光慈的革命小说中，激情式和口号式的语言比较常见，如《短裤党》中，“革命！革命！一定要革命！不革命簡直不成啊”、“总同盟大罢工！响应北伐军！缴取直鲁军的武装！工人武装自卫！……”，给人一种近乎于拼命的吼叫。《丽莎》的主人公是逃亡的贵族阶级而非革命者，这样就很好地规避了那些口号式的语言；相反这种近乎于缠绵、流畅而不显拖沓、赘余的语言更多地给人一种典雅的感觉，再加上主人公内心独白式地叙述着哀怨事体本身，使得小说更像是一种笼罩在哀怨氛围下的一首凄美的长诗，极大地提高了文本的艺术性。
结语
从各个方面来说，《丽莎》无疑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对被一贯称之为“革命文学家”的蒋光慈来说，这部较之与其他作品存在较大差异的小说，作为“另类”却很好地展现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造诣与水平。蒋光慈的小说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与时代相契合、相印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蒋光慈作为一个在革命文学上的先觉者，无疑是伟大的。可是在评价他众多的文学作品时，这一部“另类”的、“非革命性”的作品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毕竟这是作者真正恣意才气和文质俱佳的一部作品。我想这也是曾一度称蒋光慈为“蒋光X”、“蒋光Y”、“蒋光Z”的鲁迅在面对别人对这部小说大加非难时，却出人意外地选择沉默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2卷，第48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6]朱璟（茅盾）：《（三）关于创作（节录）》，第159页，转引自《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蒋光慈研究资料）（原载《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20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版.
[3]潘应：《再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皖西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2011年12月.
[4]冯宪章：《<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第261-262页，转引自《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蒋光慈研究资料）（原载《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版；
[5]谢昭新：《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第78页，《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7]钱杏邨：《鸭绿江上——蒋光赤第二小说集》，第242页，转引自《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蒋光慈研究资料）（原载《文学周报》第4卷第4期），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版.
作者简介：
1.喻林源（1986-），男，汉族，安徽庐江县人，股长，法学学士，安徽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研究方向：从事县域红色文化研究方向。
2.丁琦（1987-），女，汉族，安徽安庆市人，助理讲师，历史学硕士，安徽金寨县委党校，研究方向：从事党性与党史专业知识教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