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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是常有的事，但无论如何兴亡隆替，有关前代的历史记载却并不断绝，且常有因革之朝为前代修史，即便是天人共弃的无道暴君，也只是革其命但不革其位号，于是有位号则有纪年，有政令则有实录，自春秋以来一直如此，自古及今，从未间断。惟有明代的建文朝是一例外。它存在四年，但在明成祖朱棣“靖难”胜利之后即被革除，使其从历史记载中生生消失，使建文朝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形成诸多遗案。数百年来，众说纷纭，屡屡成为史学家们的热门话题。那么，建文朝是如何被革除的呢？
建文帝，名允，懿文皇太子朱标第二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懿文太子不幸早逝，按照封建社会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伦理观念，朱元璋立朱允为皇太孙（朱标长子朱雄英早夭）。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传位给刚历世事、年仅22岁的朱允，是为建文帝。
继位之后，面临“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的皇位危机，建文帝实行新政，改官制，削藩王，对洪武时期重典治国的政策做出调整，从武装开辟转入文治守成，从严刑峻法走向宽仁之政。但作为强藩之首的燕王朱棣不甘失去权柄，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他责备建文帝受奸臣蒙蔽，变乱祖制，祸乱国家，并据引朱元璋所制《皇明祖训》的有关条文，打着“诛奸臣、清君侧”的幌子，誓师靖难，与中央政权展开角逐。战火弥漫了近四年，朝廷方面节节败退，狂澜既倒，回天无力。建文四年，燕师攻进京城（今南京），此时宫中突然火起，大火扑灭之后，朱允不知所终，一说自焚，一说出亡。建文臣子或殉节，或潜逃，或归附。强藩燕王登上皇位，即为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以谋篡登基，面对建文遗臣的强烈反对，他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贬建文帝两个儿子为庶人，囚禁起来；将忠于建文的臣子称为奸党，榜示奸党之名，张网搜捕。众多建文忠臣，诸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俱在“奸党”之列，均被屠戮于市，而其族属也尽为诛杀，这在当时被称为“瓜蔓抄”。众多和朱棣不合作的烈士义臣在政治严迫中死去，仅方孝孺族属被诛者即达847人。
紧接着，朱棣着力塑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掩饰篡位的事实，力图抹去建文朝的影响。他首先从政治制度上入手，命政府各个部门将建文年间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其次，彻底否定建文帝，称其崇信奸回，委政近侍，改更祖宪，戕害诸王，为天地所不容，并为自己发动“靖难”战争进行辩护，声称是为百姓请命而举兵清君侧，而自己作为太祖嫡子继承皇位更是顺天应人。更有甚者，朱棣要销毁建文朝的历史痕迹，抹去已经客观存在四年的建文朝，除了将建文纪元改为洪武年号外，还下令将建文朝官方档案及记载尽数毁除。
朱棣的政策造成了政治上的高压和党禁、文禁的严迫，使“逊国之际，严网四张，人人在刀俎之上”，凡建文故臣之文字，人们不敢收藏片语，故建文朝事十无一存。
为了进一步抹煞建文朝历史事实，明成祖盯上了官修史书——《太祖实录》。当时官修的有关史书，其地位最高、对历史记载和社会舆论影响最大者莫过实录，建文元年（1399年）由侍读学士方孝孺等纂修的《太祖实录》自然也不例外。
《太祖实录》一修于建文时期，历时三年。靖难之役后，初修本落入明成祖之手，册数、卷数均成千古之迷。在明成祖即位后仅四个月的时候，便将在建文年间纂修的《太祖实录》尽行销毁，并诛杀称靖难君臣为逆党的前实录官叶仲惠等人，下令重修《太祖实录》，借口是此书遗逸既多，兼有失实，并委任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忠诚伯茹为纂修官重加纂修，务在详备。
对李景隆等实录官，他表达了充分信任，认为他们熟悉国事，忠诚国家，自身又学养深厚，足能胜任，并表示了自己的期望，要求各史官端心尽力，著成一代盛典。
不久，他又对实录官颁布诏令，做出暗示。他首先全盘否定建文年间所修《太祖实录》的价值，再次强调它详略不分，是非不明，并用前实录官被他杀戮的下场做出警告；接着，要求实录官在进行重修时公正翔实。明成祖的诏令实际上已为《太祖实录》的二修定下了基调，暗示臣下应按他的旨意篡改。
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二修的《太祖实录》完成。对这次修成的《太祖实录》，起初明成祖并没有异议，除按照常规由礼部安排盛大的祝贺仪式外，还称赞纂述翔实，并对参与纂修的史官进行嘉奖。
然而，事过八年之后，明成祖又再次下令重修《太祖实录》。此时他早已把过去褒奖李景隆和茹等人的话置之脑后，认为李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于永乐九年（1411年）命翰林学士胡广等复修《太祖实录》。
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修实录完成。此番改修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修改得比较彻底。进呈之日，朱棣手捧实录，披阅良久，这才表示稍稍称心。此书即今天所传《太祖实录》，与二修本只有一八三卷相比，三修本共二五一卷，补充了不少材料，但同时也篡改得更为仔细，达到了不留痕迹的程度。
经过篡改的《太祖实录》，主要在“嫡出”和“靖难”两个方面为明成祖作了粉饰。所谓“嫡出”，就是把明成祖伪装成明太祖朱元璋正妻高皇后马氏所生之子，为其夺位披上合法外衣。其实，明成祖并非马皇后所生，而是妃所生。所谓“靖难”，就是为明成祖夺权制造种种合理借口。在《太祖实录》中，增入了明太祖朱元璋“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之语；还增入了明太祖朱元璋死之前“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之语，其意在于暗示朱元璋想把皇位传给朱棣，并影射建文帝及其追随者阻挠了此事。言下之意，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是顺天承命的。
紧接着，在朱棣授意下修撰的《奉天靖难记》，进一步销毁建文帝的历史痕迹，歪曲相关建文朝的历史事实，粉饰其继位的合法性。该书对建文帝及其父懿文太子极尽诬蔑之能事，对建文帝的称呼是用“皇太孙”、“建文君”的字眼，甚至直呼其名“允”，完全剥夺了他帝王的头衔，这种称呼也成了后世史家不得不用的准则。
书中还照搬《太祖实录》中的一些说法，用大量篇幅不遗余力地叙述朱棣在为燕王时是如何文武全才，如何得众人拥戴。为粉饰朱棣即位的合法性，多次说明太祖早已属意传位燕王，增入了太祖和翰林学士刘三吾关于立皇位继承人的讨论，说明立朱允为皇太孙是太祖不得已之举，并捏造建文帝是矫诏篡位。
这部书还大肆渲染建文帝的失德，炮制出了一个荒淫无道、完全具备被推翻条件的君王形象。此外，对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忠臣义士也描写得极其丑恶，称方孝孺在被捉拿后叩头祈哀。而实际上，建文帝并没有如此失德之处，方孝孺更是慷慨赴死。诸如此类对建文朝相关史事的歪曲和抹煞还有很多。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奉天靖难记》所记载的内容，后来完全被《太宗实录》抄录进去，并将建文年号革除，借以证明成祖直接继承太祖之帝位，进一步为其篡位粉饰，而这样的纪年方法和歪曲的建文朝史事一起，最终以官方实录的名义被完全确定下来。
就这样，建文一朝之历史真实，或被篡改，或被销毁。明成祖的这种意图也被明朝历代皇帝所遵从，尽管后人不断呼吁为建文朝正名，恢复建文年号，官方只以“恐存建文，与成祖相妨”相推托，一直到明末万历年间，建文朝才得以正名，建文年号得以恢复，建文帝位得以承认。但这种承认，仍然不够彻底，那就是建文帝还未得庙号，不能与明诸帝同列享祀。只是到了清朝的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当乾隆帝封建文帝为“恭愍惠皇帝”时，他的皇帝地位才完全得到恢复。
概言之，明成祖朱棣意图抹去建文朝一段历史，故禁毁建文朝政治文字，这样就使建文朝失去了基本史料，而以洪武纪年替代建文年号，更显革除之意。此后，又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撰《奉天靖难记》，使建文一朝真实历史生生从历史记载中消失，行革除之实。政治的严酷和对忠于建文者的暴虐，使建文年号无人再敢公开言及，建文年间就成了后世史家所说的“革除”年代。而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对建文朝的态度，也为明代后世如何对待建文朝确立了基本原则，这种基调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影响了有明一代官方对建文朝的客观对待。这种革除行为使有关建文朝的历史真实记载严重缺失，尽管后来随着党禁、文禁的松弛，明代史家的不断努力，使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但很多建文朝历史史实已不可得见，其损失已成千古遗憾。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建文帝，名允，懿文皇太子朱标第二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懿文太子不幸早逝，按照封建社会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伦理观念，朱元璋立朱允为皇太孙（朱标长子朱雄英早夭）。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传位给刚历世事、年仅22岁的朱允，是为建文帝。
继位之后，面临“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的皇位危机，建文帝实行新政，改官制，削藩王，对洪武时期重典治国的政策做出调整，从武装开辟转入文治守成，从严刑峻法走向宽仁之政。但作为强藩之首的燕王朱棣不甘失去权柄，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他责备建文帝受奸臣蒙蔽，变乱祖制，祸乱国家，并据引朱元璋所制《皇明祖训》的有关条文，打着“诛奸臣、清君侧”的幌子，誓师靖难，与中央政权展开角逐。战火弥漫了近四年，朝廷方面节节败退，狂澜既倒，回天无力。建文四年，燕师攻进京城（今南京），此时宫中突然火起，大火扑灭之后，朱允不知所终，一说自焚，一说出亡。建文臣子或殉节，或潜逃，或归附。强藩燕王登上皇位，即为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以谋篡登基，面对建文遗臣的强烈反对，他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贬建文帝两个儿子为庶人，囚禁起来；将忠于建文的臣子称为奸党，榜示奸党之名，张网搜捕。众多建文忠臣，诸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俱在“奸党”之列，均被屠戮于市，而其族属也尽为诛杀，这在当时被称为“瓜蔓抄”。众多和朱棣不合作的烈士义臣在政治严迫中死去，仅方孝孺族属被诛者即达847人。
紧接着，朱棣着力塑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掩饰篡位的事实，力图抹去建文朝的影响。他首先从政治制度上入手，命政府各个部门将建文年间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其次，彻底否定建文帝，称其崇信奸回，委政近侍，改更祖宪，戕害诸王，为天地所不容，并为自己发动“靖难”战争进行辩护，声称是为百姓请命而举兵清君侧，而自己作为太祖嫡子继承皇位更是顺天应人。更有甚者，朱棣要销毁建文朝的历史痕迹，抹去已经客观存在四年的建文朝，除了将建文纪元改为洪武年号外，还下令将建文朝官方档案及记载尽数毁除。
朱棣的政策造成了政治上的高压和党禁、文禁的严迫，使“逊国之际，严网四张，人人在刀俎之上”，凡建文故臣之文字，人们不敢收藏片语，故建文朝事十无一存。
为了进一步抹煞建文朝历史事实，明成祖盯上了官修史书——《太祖实录》。当时官修的有关史书，其地位最高、对历史记载和社会舆论影响最大者莫过实录，建文元年（1399年）由侍读学士方孝孺等纂修的《太祖实录》自然也不例外。
《太祖实录》一修于建文时期，历时三年。靖难之役后，初修本落入明成祖之手，册数、卷数均成千古之迷。在明成祖即位后仅四个月的时候，便将在建文年间纂修的《太祖实录》尽行销毁，并诛杀称靖难君臣为逆党的前实录官叶仲惠等人，下令重修《太祖实录》，借口是此书遗逸既多，兼有失实，并委任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忠诚伯茹为纂修官重加纂修，务在详备。
对李景隆等实录官，他表达了充分信任，认为他们熟悉国事，忠诚国家，自身又学养深厚，足能胜任，并表示了自己的期望，要求各史官端心尽力，著成一代盛典。
不久，他又对实录官颁布诏令，做出暗示。他首先全盘否定建文年间所修《太祖实录》的价值，再次强调它详略不分，是非不明，并用前实录官被他杀戮的下场做出警告；接着，要求实录官在进行重修时公正翔实。明成祖的诏令实际上已为《太祖实录》的二修定下了基调，暗示臣下应按他的旨意篡改。
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二修的《太祖实录》完成。对这次修成的《太祖实录》，起初明成祖并没有异议，除按照常规由礼部安排盛大的祝贺仪式外，还称赞纂述翔实，并对参与纂修的史官进行嘉奖。
然而，事过八年之后，明成祖又再次下令重修《太祖实录》。此时他早已把过去褒奖李景隆和茹等人的话置之脑后，认为李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于永乐九年（1411年）命翰林学士胡广等复修《太祖实录》。
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修实录完成。此番改修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修改得比较彻底。进呈之日，朱棣手捧实录，披阅良久，这才表示稍稍称心。此书即今天所传《太祖实录》，与二修本只有一八三卷相比，三修本共二五一卷，补充了不少材料，但同时也篡改得更为仔细，达到了不留痕迹的程度。
经过篡改的《太祖实录》，主要在“嫡出”和“靖难”两个方面为明成祖作了粉饰。所谓“嫡出”，就是把明成祖伪装成明太祖朱元璋正妻高皇后马氏所生之子，为其夺位披上合法外衣。其实，明成祖并非马皇后所生，而是妃所生。所谓“靖难”，就是为明成祖夺权制造种种合理借口。在《太祖实录》中，增入了明太祖朱元璋“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之语；还增入了明太祖朱元璋死之前“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之语，其意在于暗示朱元璋想把皇位传给朱棣，并影射建文帝及其追随者阻挠了此事。言下之意，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是顺天承命的。
紧接着，在朱棣授意下修撰的《奉天靖难记》，进一步销毁建文帝的历史痕迹，歪曲相关建文朝的历史事实，粉饰其继位的合法性。该书对建文帝及其父懿文太子极尽诬蔑之能事，对建文帝的称呼是用“皇太孙”、“建文君”的字眼，甚至直呼其名“允”，完全剥夺了他帝王的头衔，这种称呼也成了后世史家不得不用的准则。
书中还照搬《太祖实录》中的一些说法，用大量篇幅不遗余力地叙述朱棣在为燕王时是如何文武全才，如何得众人拥戴。为粉饰朱棣即位的合法性，多次说明太祖早已属意传位燕王，增入了太祖和翰林学士刘三吾关于立皇位继承人的讨论，说明立朱允为皇太孙是太祖不得已之举，并捏造建文帝是矫诏篡位。
这部书还大肆渲染建文帝的失德，炮制出了一个荒淫无道、完全具备被推翻条件的君王形象。此外，对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忠臣义士也描写得极其丑恶，称方孝孺在被捉拿后叩头祈哀。而实际上，建文帝并没有如此失德之处，方孝孺更是慷慨赴死。诸如此类对建文朝相关史事的歪曲和抹煞还有很多。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奉天靖难记》所记载的内容，后来完全被《太宗实录》抄录进去，并将建文年号革除，借以证明成祖直接继承太祖之帝位，进一步为其篡位粉饰，而这样的纪年方法和歪曲的建文朝史事一起，最终以官方实录的名义被完全确定下来。
就这样，建文一朝之历史真实，或被篡改，或被销毁。明成祖的这种意图也被明朝历代皇帝所遵从，尽管后人不断呼吁为建文朝正名，恢复建文年号，官方只以“恐存建文，与成祖相妨”相推托，一直到明末万历年间，建文朝才得以正名，建文年号得以恢复，建文帝位得以承认。但这种承认，仍然不够彻底，那就是建文帝还未得庙号，不能与明诸帝同列享祀。只是到了清朝的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当乾隆帝封建文帝为“恭愍惠皇帝”时，他的皇帝地位才完全得到恢复。
概言之，明成祖朱棣意图抹去建文朝一段历史，故禁毁建文朝政治文字，这样就使建文朝失去了基本史料，而以洪武纪年替代建文年号，更显革除之意。此后，又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撰《奉天靖难记》，使建文一朝真实历史生生从历史记载中消失，行革除之实。政治的严酷和对忠于建文者的暴虐，使建文年号无人再敢公开言及，建文年间就成了后世史家所说的“革除”年代。而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对建文朝的态度，也为明代后世如何对待建文朝确立了基本原则，这种基调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影响了有明一代官方对建文朝的客观对待。这种革除行为使有关建文朝的历史真实记载严重缺失，尽管后来随着党禁、文禁的松弛，明代史家的不断努力，使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但很多建文朝历史史实已不可得见，其损失已成千古遗憾。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